【作者访谈】《长短经》不是《反经》！
评论内容：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古典文献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先唐文学文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汉书》史料构成与历史书写研究”，并在《文史哲》《文史》《史学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Q:看到《长短经》的读者朋友们，都惊喜地发现，几乎每一条原文都找到了原典出处，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A:赵蕤所引的书，绝大部分是经、史、子三部中的经典。来自经、史二部中的引文，今天基本都能看到（隋唐之际相关史事的记载略有例外，其与《隋书》、新旧《唐书》《大唐创业起居注》等史书存在着不少出入）；子部中的某些引文，虽然原书已经散佚，但在《群书治要》等类书中还能看到。
在“经典古籍库”等数据库的帮助下，要找出原文并不算困难。按照我进行注译时的感受，真正困难的反而是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由于《长短经》系“抄撰”成书，所以如要较好地进行注译，不仅需要注意《长短经》的本文，还需要对引文出自的文献有较为透彻的了解。
如《长短经》的《大体》《任长》《品目》《量才》《知人》《德表》等篇章，不仅大幅引用了刘劭《人物志》中的文字，而且深度借鉴了《人物志》的人物理论。如《任长》篇强调“偏材”问题，《品目》篇强调人物的才性既有等级的不同（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又有类型的区别（英、俊、豪、杰），其文字未必均来自《人物志》，但其核心思想却毫无疑问借鉴自刘劭。要将这几章注好，就不能仅看《长短经》原文，还必须对《人物志》全书有较为通透的理解。
读者在阅读《长短经》时，其实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短经》也可以成为我们通向经典文献的津梁。
其二，《长短经》涉及了一些较为专门的天文、方术等知识。
如《察相》篇中，充斥着具体且繁琐的相术知识。又如《三国权》中这一段文字，涉及到古代天文学方面的知识：
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以东井南股距星为界。东井南股距星，连钺者是也。觜星度在参右足，玉井所衔星是。西距星即参中央三星，西第一星是。
再如卷九《兵权》中，多处涉及“兵阴阳”之学。如《结营》篇“背建向破”涉及到古代方术中的建除术，《天时》篇“能知三生”，“从孤击虚”涉及到遁甲术与孤虚术，“必观风气之气”以下一段文字及注文，涉及到观云气术。由于相关知识的欠缺，我在进行注释时颇费了一番功夫。但注译得是否妥当，还得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Q:《长短经》约十九万字，只有一万字是赵蕤自己写的，其余都是引用前人的著述，请问他自己写的这部分是怎么确定的呢？
A:在引用前人著作前后，赵蕤会以一些简明的文字，或连缀上下文，或总结说明。有一些地方，还冠以“臣闻”或“赵子曰”。只要一一核对原典，明确了引文的上下限，赵蕤自著的部分并不难找出。赵蕤引用原典，有些是原文整段摘录，改动较少，注中就用“出自”。有些削删很多，乃至调动原文次序，重新组织，注中就用“抄撮”，以示区别。
Q:为什么赵蕤拒绝出来做官，却给皇上献上这样一部成就王霸之业的巨著？在您心中，赵蕤是什么形象？
A: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赵蕤的生平行事已难确切考知。不过，唐代的隐士是一个类型多样的群体，其中不乏有身在江湖、心怀魏阙，甚至以退为进，走终南捷径的人。赵蕤的学生（或曰好友）李白，正有着这样的经历。就此而言，赵蕤“征君”的身份，与他积极著述之间并不矛盾。若从更高的层次说，中国古人向来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赵蕤或不愿涉足仕途，但醉心于名山事业，也是很有可能的。
在我的心目中，赵蕤首先是一位博极群书，且抱负极高的人。宋代之前，书籍以手抄本为主要载体，复制、流传皆非常不易。赵蕤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却能够出入经史、融会诸子，展现出极其广博的知识储备，这实在令人惊叹。在这些知识中，重点又在于能够“扶颠定倾”、“革易时弊”的治国之术，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经验，这也充分显示出了赵蕤的高自标置与远大抱负。
不过，如《长短经》自序所言，这套“经纶通变”的治国术，主要是为了应付“诸侯之变”、“风尘之会”的特殊局面，以纠正儒者的短处。在唐初那样一个相对承平的年代，这难免沦为难以施展的屠龙之术。故在我的想象中，像赵蕤（乃至李白）这样的人物，知识广博、才气纵横、抱负极高，但由于身份、见闻所限，对政权在分官设职、典章制度等现实层面的运行却未必有深刻的了解，故《长短经》有着比较明显的务虚色彩。
Q:人们都称《长短经》为“谋略奇书”，有很多管理学和处世学方面的内容，您在注译过程中印象最深或者说对您最有启发的是哪部分？
A:印象最深的还是《是非》篇，非常精彩。赵蕤从经史典籍中挑选了53对正反命题，让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先贤们站在同一个辩论场上，以“是曰”为正方，“非曰”为反方，彼此间展开激烈的交锋。如儒家与法家之间，对待“逸民”（或曰“处士”）这一类人物有着迥然不同的态度：
是曰：《论语》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
非曰：韩子曰：“夫马似鹿，此马直千金。今有千金之马，而无一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今处士不为人用，鹿类也。所以太公至齐而斩华士，孔子为司寇而诛少正卯。”
儒家主张“举逸民”，而法家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这类人物无益于用，不可被其虚名所迷惑。赵蕤敏锐地察觉到了儒、法之间的这种差别，将其放在一处进行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赵蕤在此处并不对某一方观点进行批判，完全不表现自己的倾向。正如赵蕤在本篇篇末所云，这些不同的观点“其言虽殊，譬犹水火”，但相灭相生，相反相成，经过考虑权衡之后，均能在恰当的情境下发挥其作用。这显示了赵蕤并不盲从于任何一个学派或经典，而是以“通变”为基本原则，展现出了思想的高度自主性与创造性。所以《长短经》虽然是“抄撰”而成的著作，但著作权却毫无疑问地属于赵蕤。
Q:《长短经》曾经被命名为“反经”，使其声誉受到影响，请问“反经”是一部叫“反”的经典吗？还请您具体聊聊书中《反经》这一篇究竟写了些什么。
A:《反经》是《长短经》卷三《文下》中的一篇。《文下》中的四篇（《反经》《是非》《适变》《正论》），是一个层层深入，首尾呼应的整体。
所谓“反经”，指对于经典或某些一般性原则的批判。儒家有“反经为权”的说法，《公羊传·桓公十一年》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本篇名为“反经”，正是从这一典故中脱胎而出。
为何要反经？赵蕤认为仁、义、礼、乐、名、法、刑、赏，乃至文书、尊贤、明罚、明察、忠孝等等道德规范与施政方式，都存在着负面作用，若“用失其宜”，反而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赵蕤引用《尹文子·大道下》中的言论：
因此，“仁义礼乐”这些原则，皆不可盲从。事实上，紧接着《反经》的《是非》篇，正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深化——赵蕤指出，即便在经典之中，也存在着众多截然相反的观点。若盲信盲从，究竟要追随那一家？如此一来，便自然地引申出了进一步的结论：君主必须根据时势的不同，“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这便是《适变》篇的内容。所谓“适变”，也就是《公羊传》所说的权道。所以这一部分的内容，又与《长短经》卷七《权议》遥相呼应。在最后的《正论》篇中，赵蕤曲终奏雅，指出不可一味权变，否则将“流遁漫羡无所归”。
经过这一番“否定之否定”后，作者提出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反经为权”的理论体系与操作方法。这一部分篇章，很能见出赵蕤的巧妙用心，是《长短经》中尤为精彩的一个部分。
就我目前所见，大概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有一些出版者将《长短经》改名为《反经》出版，以便引起购书者的兴趣。但这样改名，不仅毫无依据，而且难免让人将“反经”理解为“反面的经典”，反而混淆了赵蕤的本义。
编者按：多年来，我们经常收到读者来信，对我们出版的图书提出意见和建议，也向我们的作者提出与图书有关的问题。为此，我们开设“作者访谈”专栏，就读者关心的话题采访我们的作者。今天刊出的是我们和“三全本”《长短经》注译者刘子立老师的访谈。
《长短经》作者
刘子立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古典文献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先唐文学文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汉书》史料构成与历史书写研究”，并在《文史哲》《文史》《史学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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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看到《长短经》的读者朋友们，都惊喜地发现，几乎每一条原文都找到了原典出处，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A:赵蕤所引的书，绝大部分是经、史、子三部中的经典。来自经、史二部中的引文，今天基本都能看到（隋唐之际相关史事的记载略有例外，其与《隋书》、新旧《唐书》《大唐创业起居注》等史书存在着不少出入）；子部中的某些引文，虽然原书已经散佚，但在《群书治要》等类书中还能看到。
在“经典古籍库”等数据库的帮助下，要找出原文并不算困难。按照我进行注译时的感受，真正困难的反而是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由于《长短经》系“抄撰”成书，所以如要较好地进行注译，不仅需要注意《长短经》的本文，还需要对引文出自的文献有较为透彻的了解。
如《长短经》的《大体》《任长》《品目》《量才》《知人》《德表》等篇章，不仅大幅引用了刘劭《人物志》中的文字，而且深度借鉴了《人物志》的人物理论。如《任长》篇强调“偏材”问题，《品目》篇强调人物的才性既有等级的不同（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又有类型的区别（英、俊、豪、杰），其文字未必均来自《人物志》，但其核心思想却毫无疑问借鉴自刘劭。要将这几章注好，就不能仅看《长短经》原文，还必须对《人物志》全书有较为通透的理解。
读者在阅读《长短经》时，其实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短经》也可以成为我们通向经典文献的津梁。
其二，《长短经》涉及了一些较为专门的天文、方术等知识。
如《察相》篇中，充斥着具体且繁琐的相术知识。又如《三国权》中这一段文字，涉及到古代天文学方面的知识：
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以东井南股距星为界。东井南股距星，连钺者是也。觜星度在参右足，玉井所衔星是。西距星即参中央三星，西第一星是。
再如卷九《兵权》中，多处涉及“兵阴阳”之学。如《结营》篇“背建向破”涉及到古代方术中的建除术，《天时》篇“能知三生”，“从孤击虚”涉及到遁甲术与孤虚术，“必观风气之气”以下一段文字及注文，涉及到观云气术。由于相关知识的欠缺，我在进行注释时颇费了一番功夫。但注译得是否妥当，还得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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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长短经》约十九万字，只有一万字是赵蕤自己写的，其余都是引用前人的著述，请问他自己写的这部分是怎么确定的呢？
A:在引用前人著作前后，赵蕤会以一些简明的文字，或连缀上下文，或总结说明。有一些地方，还冠以“臣闻”或“赵子曰”。只要一一核对原典，明确了引文的上下限，赵蕤自著的部分并不难找出。赵蕤引用原典，有些是原文整段摘录，改动较少，注中就用“出自”。有些削删很多，乃至调动原文次序，重新组织，注中就用“抄撮”，以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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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为什么赵蕤拒绝出来做官，却给皇上献上这样一部成就王霸之业的巨著？在您心中，赵蕤是什么形象？
A: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赵蕤的生平行事已难确切考知。不过，唐代的隐士是一个类型多样的群体，其中不乏有身在江湖、心怀魏阙，甚至以退为进，走终南捷径的人。赵蕤的学生（或曰好友）李白，正有着这样的经历。就此而言，赵蕤“征君”的身份，与他积极著述之间并不矛盾。若从更高的层次说，中国古人向来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赵蕤或不愿涉足仕途，但醉心于名山事业，也是很有可能的。
在我的心目中，赵蕤首先是一位博极群书，且抱负极高的人。宋代之前，书籍以手抄本为主要载体，复制、流传皆非常不易。赵蕤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却能够出入经史、融会诸子，展现出极其广博的知识储备，这实在令人惊叹。在这些知识中，重点又在于能够“扶颠定倾”、“革易时弊”的治国之术，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经验，这也充分显示出了赵蕤的高自标置与远大抱负。
不过，如《长短经》自序所言，这套“经纶通变”的治国术，主要是为了应付“诸侯之变”、“风尘之会”的特殊局面，以纠正儒者的短处。在唐初那样一个相对承平的年代，这难免沦为难以施展的屠龙之术。故在我的想象中，像赵蕤（乃至李白）这样的人物，知识广博、才气纵横、抱负极高，但由于身份、见闻所限，对政权在分官设职、典章制度等现实层面的运行却未必有深刻的了解，故《长短经》有着比较明显的务虚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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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人们都称《长短经》为“谋略奇书”，有很多管理学和处世学方面的内容，您在注译过程中印象最深或者说对您最有启发的是哪部分？
A:印象最深的还是《是非》篇，非常精彩。赵蕤从经史典籍中挑选了53对正反命题，让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先贤们站在同一个辩论场上，以“是曰”为正方，“非曰”为反方，彼此间展开激烈的交锋。如儒家与法家之间，对待“逸民”（或曰“处士”）这一类人物有着迥然不同的态度：
是曰：《论语》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
非曰：韩子曰：“夫马似鹿，此马直千金。今有千金之马，而无一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今处士不为人用，鹿类也。所以太公至齐而斩华士，孔子为司寇而诛少正卯。”
儒家主张“举逸民”，而法家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这类人物无益于用，不可被其虚名所迷惑。赵蕤敏锐地察觉到了儒、法之间的这种差别，将其放在一处进行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赵蕤在此处并不对某一方观点进行批判，完全不表现自己的倾向。正如赵蕤在本篇篇末所云，这些不同的观点“其言虽殊，譬犹水火”，但相灭相生，相反相成，经过考虑权衡之后，均能在恰当的情境下发挥其作用。这显示了赵蕤并不盲从于任何一个学派或经典，而是以“通变”为基本原则，展现出了思想的高度自主性与创造性。所以《长短经》虽然是“抄撰”而成的著作，但著作权却毫无疑问地属于赵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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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反经》是《长短经》卷三《文下》中的一篇。《文下》中的四篇（《反经》《是非》《适变》《正论》），是一个层层深入，首尾呼应的整体。
所谓“反经”，指对于经典或某些一般性原则的批判。儒家有“反经为权”的说法，《公羊传·桓公十一年》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本篇名为“反经”，正是从这一典故中脱胎而出。
为何要反经？赵蕤认为仁、义、礼、乐、名、法、刑、赏，乃至文书、尊贤、明罚、明察、忠孝等等道德规范与施政方式，都存在着负面作用，若“用失其宜”，反而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赵蕤引用《尹文子·大道下》中的言论：
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
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惰慢；
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
因此，“仁义礼乐”这些原则，皆不可盲从。事实上，紧接着《反经》的《是非》篇，正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深化——赵蕤指出，即便在经典之中，也存在着众多截然相反的观点。若盲信盲从，究竟要追随那一家？如此一来，便自然地引申出了进一步的结论：君主必须根据时势的不同，“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这便是《适变》篇的内容。所谓“适变”，也就是《公羊传》所说的权道。所以这一部分的内容，又与《长短经》卷七《权议》遥相呼应。在最后的《正论》篇中，赵蕤曲终奏雅，指出不可一味权变，否则将“流遁漫羡无所归”。
经过这一番“否定之否定”后，作者提出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反经为权”的理论体系与操作方法。这一部分篇章，很能见出赵蕤的巧妙用心，是《长短经》中尤为精彩的一个部分。
就我目前所见，大概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有一些出版者将《长短经》改名为《反经》出版，以便引起购书者的兴趣。但这样改名，不仅毫无依据，而且难免让人将“反经”理解为“反面的经典”，反而混淆了赵蕤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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