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资治通鉴〉通识》由中华书局出版。当年12月，本书作者张国刚教授，与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阅读推广人贾雪飞、资深媒体人宋晨希及读者嘉宾蒋德明对谈《〈资治通鉴〉通识》及书前书后故事。
近日，这一对谈实录由《北京青年报》整版刊载，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主题：《资治通鉴》里的“通”与“识”
时间：2022年12月9日
地点：线上直播间
嘉宾：张国刚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持：
贾雪飞 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阅读推广人
宋晨希 资深媒体人、书评人
读《资治通鉴》，“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
贾雪飞：张国刚老师的《〈资治通鉴〉通识》8月由中华书局上海聚珍文化出版，问世两周就开始重印。我想，这不仅意味着读者认可张老师的学术研究，也反映了读者们对《资治通鉴》的兴趣。
张老师可谓当今解读《资治通鉴》的第一人。之前他著有《〈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2016年出版，后来入选“中国好书”，现在销量是20万册。《资治通鉴》走向普通读者，应该就是自《〈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始。后来张老师又出版了《资治通鉴启示录》《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等几本研究、解读《资治通鉴》的著作。他解读得非常到位，让人一看就能明白，能够从中获得很多学识。
有些学者只做专业研究，这让我们非常敬仰；有些学者，除了专业之外，管理能力也特别强，张国刚老师正是其中之一。我猜这与张老师研究《资治通鉴》有关，他应该是从中获得了一些启发。
张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并阅读《资治通鉴》呢？
张国刚：我读《资治通鉴》很早，小的时候我姑父送我一部旧的线装书，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扫叶山房石印本的《纲鉴易知录》。我真正开始读《资治通鉴》是上研究生期间，认真、系统地进行了阅读，那个时候主要是找史料。
我受南开史学传统的影响很深，跟随杨志玖、王玉哲、杨翼骧等先生学习。郑天挺先生从北京大学来南开大学之后，讲“研究断代史要‘精读一本书’”——学习明史，当然要读《明史》；隋唐呢，最好读《资治通鉴》。因为我做唐史研究，所以《资治通鉴》里隋唐之前的内容都是大略翻翻，而隋唐以后我都是做卡片的。
那该如何评价《资治通鉴》呢？我觉得可以用宋元之际史学家、注《资治通鉴》最权威的学者胡三省的一句话：“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资治通鉴》如同一条长河，我们在其中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肚子小就喝少点，肚皮大就多喝，多大的肚子都能喝。
读《资治通鉴》，我们会有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它不是一本故事书，读完就完了。经典如《论语》《老子》《庄子》，它们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其中任意一句话，都可以让你从各个方面去琢磨，你可以不断地去阐发它。
我们把春秋战国叫“轴心时代”，说当时的思想是人类最早的超越和突破。《资治通鉴》其实也有这样的价值。
《资治通鉴》篇幅很大，294卷，300多万字，是一部集体编纂的书。
司马光自己写过一本《稽古录》，按照中国避讳的传统，这本书避了他父亲司马池的讳。比如在写秦昭襄王和楚怀王渑池之会的时候，“池”这个字他就进行了避讳。可是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没有避讳，因为这是国家工程，集体著作，只能避国讳。
也因为是国家工程，所以编纂《资治通鉴》，司马光字斟句酌，在材料、叙述、评论上都非常审慎，至少花了20年时间。我在书里写到，司马光在宋仁宗嘉祐末年，就已经有了编纂战国到五代历史的初衷，拿到编写《资治通鉴》“项目”的时候，他已经写完了《通志》八卷（《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所以《资治通鉴》里面的内容很值得琢磨。
求真是史家的职责，求用是读者的诉求，但只有“真”才有用
贾雪飞：与“二十四史”相比，《资治通鉴》书写历史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张国刚：我举一个例子，高欢家族是渤海蓚人，属于汉族高门，族人高士廉是长孙皇后的舅舅，他是东魏做的权臣，而且已经鲜卑化了。他晚年四十九岁的时候，眼看跟西魏的战争没完没了，很难实现他的抱负，他让手下将领敕勒人斛律金作《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高欢一边唱和，一边老泪纵横。
《资治通鉴》里的这个情节真的让人非常难忘。司马光不太写这些伤感的东西，但从这个情节可以看出司马光是有能力写的。
还有一个例子，我在《〈资治通鉴〉通识》这本书里提到，《资治通鉴》是给皇帝写的书，宋朝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讲忠——西汉人讲孝，东汉人讲气节，唐朝人讲才能，宋朝人讲忠——所以宋朝统治者要构建忠臣的榜样，但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没有委屈史料来推行政治正确。
比如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期有个著名人物冯道，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他非常不齿。后汉皇帝刘知远死前，他托孤老臣，其中一个人是后周的开国者郭威，这是后周第二位皇帝柴荣的姑父，也是他的义父。这些老臣对后汉末帝和他的母亲、兄弟不满意，末帝的母亲想任用娘家人，但是遭到了老臣们的抵制。结果末帝就把在首都开封的几个老臣都杀了，柴荣、郭威的家小也都给杀了。郭威当时在前线抵御契丹，逃过一劫。后来，郭威就率兵打进了开封。按五代的传统，郭威可以取代后汉当皇帝。冯道当时是太师，做出了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对郭威不下拜，就作了个揖，反而是郭威对他下拜行礼。《五代史阙文》里有一条材料就说，因为冯道的举动，郭威的篡位之心得到了遏制。
对于这个材料，司马光不仅没有采纳，他还做了辨析。他通过分析当时五代的局势，认为“汉之宗室（刘）崇在河东，（刘）信在许州，（刘）赟在徐州，若遽代汉，虑三镇举兵以兴复为辞，则中外必有响应者，故阳称辅立宗子”，正是这个原因，郭威才表示谦卑，请太后迎哩刘赟。“俟其（刘赟）离徐已远，去京稍近，然后并信除之，则三镇去其二矣，然后自立，则所与为敌者惟崇而已”。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是有政治智慧的，分析合理，哪怕他不符合宋代崇文抑武、要求尊敬士大夫的意识形态。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司马光在处理材料的时候是求真的。求真是史家的职责，求用是读者的诉求。但是只有“真”才有用，“真”是前提。当然，这个“真”怎么表达，怎么书写，史家也有他的目的、诉求。
《资治通鉴》一直写到了北宋建立之前。司马光是在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下来写历史，这也是为何这部大书到现在也不能被取代的原因，它把很多重要的历史详尽地写了出来。
我经常讲，从学术研究来说，我们要向未知领域进行开辟，比如研究家庭史、社会生活史等，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历史作为治国理政的经验，还是要研究政治、经济、军事。亨廷顿讲现在是文明的冲突，那一定是大的历史面向的冲突，这不是狭义的生活史、文化史所能取代的。虽然现在很多历史研究者注重挖掘细节，但我觉得细节往往是要挂在大的历史事件下进行叙述的。
贾雪飞：我作为编辑，在读张老师著作时，能体会到一种生命的感受，从“读”到“知道”一本书，再到最后用心和情感去感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读者朋友跟我讲：“这本书太好了，我处在人生困顿期时，看了几篇，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开朗了，从困境中跳脱了出来。”很多人读了张老师的书，都有很大的受益。
韬略智慧是历史本身展现的，《资治通鉴》把政治实践进行了还原
宋晨希：从古至今，很多人都将《资治通鉴》看作是“帝王教科书”，认为这部书是政治家看的，里面都是治国的方法，还有一些权谋之术。您认为如此评价是否正确？
张国刚：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自然从一部史书里看到的内容也就不同。不过在历史上，司马光是一个老实人，不搞阴谋诡计，所以他也不会写阴谋诡计的书。
北宋有个平章政事（宰相）名叫章惇，他和苏轼是朋友。章惇考了两次进士，第一次考上了，但是因为侄子考中了状元，他不服气，又考了一次。可以说，章惇才华很高。有一次，章惇跟苏轼一起游玩，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有个独木桥，下面是万丈深坑，苏轼不敢走，章惇就很快走了过去，在那边写了一个“苏轼，章惇来”。苏轼说，你这个人对自己太狠了，将来能杀人。
到了元祐更化早期，章惇对司马光很不好。苏轼就跟章惇说“温公是个老实人，你不能老讽刺人家”。司马光废王安石变法，苏轼觉得王安石的免役法还是不错的，应该保留，但司马光呢，全废了。苏轼气得说他是“司马牛”。
我觉得，《资治通鉴》给人韬略智慧，有讲解帝王术的感觉，是因为他记载上层史实比较多，是从家国兴衰、治国理政、兴亡成败这个角度来撰写的。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资治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
历史是人走过的路，我们不知道，司马光把它记下来了。司马光作为一个从小就痴迷、敬畏历史又有丰富政治经历的人，他写历史，而且还有一个班子给他帮忙，这种事属于空前绝后，自然会将历史的丰富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宋晨希：与纪传体史书和典志体史书比如“三通”（《通志》《通典》《文献通考》）这样讲制度的史书相比，《资治通鉴》有什么独特的价值？
张国刚：我们可以将其与司马迁的《史记》进行对比。《史记》属于“私活”，司马迁的父亲写了不少，司马迁又进行补充。《史记》虽然号称记载了3000多年历史，但是春秋以前的内容价值不大——比如《五帝本纪》占了很长时间，但内容很少；《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也比较简单。第一个传记《伯夷列传》后面，就到了管仲、晏婴列传和老子、韩非列传了。我们可以看到，《史记》主要是聚焦在春秋战国以后，时间相对比较短。
而且纪传体史书和编年体还不一样，编年史不能写成“断烂朝报”，事件之间还要有联系，这一点上，司马光其实学了《左传》。
我们的制度史当然是以《通典》为代表的，可上面记载的制度都是死的。制度史的关键变化是政治活动，只有政治生态、政治实践才导致了制度变化。如果要真正研究汉唐间的制度变化，光看“三通”、光看“二十四史”里的《志书》，我们无法弄清制度背后的原因。
比如宰辅制为何要转变？汉武帝以后，中尚书（中书）取代了原来皇帝一君独大的情况。他既要保证自己不用事必躬亲，同时又要防止大权旁落，所以汉武帝建立了中朝，设立了录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变化、丞相制的出现，包括后来肇始于魏晋的三省制，都跟政治有关系。
研究政治制度史，离开了政治实践，是写不通的，它只能把过去史料翻译成现代汉语，这也是我们过去读制度史发愁的原因，会觉得制度史就是一个个官职、机构名词，而《资治通鉴》则把这些政治实践完整还原了出来，它比较忠实地记录了1362年的兴衰，重要的人物和制度变化都在这里面。
出土文献一定比传世文献更真实？要用历史逻辑讨论史书的价值
宋晨希：《资治通鉴》卷帙浩繁，是否有一些阅读的主线？
张国刚：我们读起来难的原因，是头绪太多，但我们没必要从头读到尾。所以我选了重要的人物和事。
如果读我那几本关于《资治通鉴》的著作，可以先读《〈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有助引发兴趣。在那本书里，我第一个讲了“当仁君”，第二个讲了“为人臣”，第三个讲了历史变革，每一个故事都是有主题的。书里是有思想的，我希望总结一些人生智慧。
如果继续读，可以读《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有了一定历史基础之后，你再看《通识》，你就有更深的感受。
关于人生智慧的感受，我举一个例子，三国时期桓范（桓温的祖先）和曹爽都是安徽人（曹操也是安徽亳州人），《资治通鉴·魏纪》记载：“爽以桓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礼之，然不甚亲也。”因为桓范是老乡又是年长的人，有学问，还是曹爽的智囊，所以曹爽特别以礼待之，但是他们两个人不甚亲近。后来司马懿让桓范当禁卫军二号人物——中领军，这原来是曹爽弟弟率领的军队，但是桓范没有去，他想天子在外，应该去投奔天子。
从中我受到什么启发？我去见我老师的时候，自然也会恭敬谦卑，但是不甚亲。在生活当中，当你年资高了，对你恭敬的人就会变多，但还是要以常理对待。我读了这一段，就得到这个联想。
宋晨希：在历史爱好者和一些学术研究群体中有这样一句话：“引用《资治通鉴》中唐以前部分的人多为外行。”包括我们阅读历史书籍，也几乎看不到《资治通鉴》中唐以前的史料被引用。而您在写著作的时候着重发掘了《资治通鉴》里唐以前的内容，您觉得它的价值在哪里？
张国刚：我从两个方面谈。第一个，就新材料说，《资治通鉴》是有贡献的。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陈勇教授，就发现《资治通鉴》里很多史料在正史里是没有的。
司马光时代存在的许多书，有些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比如刚才提到的桓范，他的书就佚失了。但是在魏征编纂的《群书治要》里记载了桓范的书籍，写到商鞅有一个门客叫尸佼，尸佼有句话很有名：“无私，百智之宗也。”——根本的智慧来自于无私，不要偏私。
还有我在书里也提到，赵襄子为何被赵简子选为接班人，《资治通鉴》和《史记·赵世家》用的材料就不一样，《资治通鉴》里的有些记载也不见于《战国策》等书，这可以证明司马光有新的史料来源。
《资治通鉴》里也有一些错，比如搞错了苏秦、张仪的年代。后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资料以《战国纵横家书》为名出版，根据帛书材料记载，《史记》里苏秦、张仪的很多内容搞错了，司马光也延续了这些错误。
不过，我现在认为或许这并不是司马迁、司马光搞错了。之前我们总以为出土文献要比传世文献更真实，但是我们现在出土文献多了，发现里面荒谬的内容也很多。比如《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里的《赵正书》说，秦二世在位时期，大将章邯杀了赵高，而不是像《史记》说的是赵高杀了秦二世。现在，很多学者认为《赵正书》类似于小说，并不真实。还有《竹书纪年》里说伊尹篡夺了王位，然后太甲把他打败。但是我们看出土的甲骨文记载，祭祀伊尹的规格一直保持和商汤一样。那商朝统治者子孙不知道伊尹是篡位的么？
第二个，要用历史逻辑讨论史书的价值。我们研究史料有一种是考证，学者必须要引最早出处的文献。比如研究唐史，你引清朝人编纂的《全唐文》好像就不对；如果《文苑英华》有，你就要引《文苑英华》；如果《旧唐书》《新唐书》都有，你就要引《旧唐书》。这么来看，确实《资治通鉴》唐以前部分价值不大。但这种行业规则其实不太重要。
《资治通鉴》的重要性在于，司马光编辑了很多资料，让我们看到事情发生的因果。举个例子，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这个人在《三国志》里你不太能完全了解清楚。但是《资治通鉴》为了阐明曹魏为何失败、司马家族为何会取得政权的问题，司马光把相关的史料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展示。在《卷七十三·魏纪五》就记载了，从明帝青龙三年（235）四月开始，“帝好土功”“帝耽于内宠”以及一系列穷奢极侈的昏庸行为，继而在景初元年（237）也连续记载了魏明帝移长安钟簴又不听大臣谏阻等荒唐行为。司马光的意思是，魏明帝如此昏庸，国家还会不出问题么？
这种追述的叙事方式来自于《左传》。《左传》开始都是写“初”怎么样，然后进行倒叙，追根溯源。这是在“二十四史”等正史里看不出来的。
还有“淮南三叛”，也就是曹魏后期，掌握军事重镇寿春的统帅三次反对司马家族的事件。在这期间，没有人为曹魏说话，导致“淮南三叛”最终失败。在第二次平叛的过程中，司马家做得非常到位。当时，曹魏三路军伐吴，东吴老将丁奉利用魏将轻敌，击败魏军东路人马，其余两路也烧营而逃。司马师主动承担责任，引咎自责。所以，研究三国史，史料未必从《三国志》来。
司马光将史料建成了一个“集团”，一个组合，让它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一般人评价史料的时候，其实不注意这一点。很多人都认为，最早的记载就是真实的，这是用最简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史料价值。我们应该用更高级的历史逻辑讨论史书提供的价值，包括征引的价值。
贾雪飞：我们这本书定名为《〈资治通鉴〉通识》，所谓“通”，就是希望帮助大家“通古今之变，识兴衰之源”，带给大家一个宏观的视野。“识”则是希望大家借此可以“通世事人情”，学会为人处世，让你更好地去面对周边的事情，让自己变得更通达。
（本文转载自北京青年报客户端，原标题为《〈资治通鉴〉非“权谋之书” 也不是“帝王教科书”》）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