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12月24日下午,伯驾抵达新加坡,面见先到五个月的美部会弟兄帝礼士(Ira Tracy)和本地的美国领事巴列斯特(Joseph Balestier)。翌晨参加圣公会牧师主持的圣诞礼拜,第三天由帝礼士和新加坡学院义塾校长穆尔(J. H. Moor)陪同,走访一些华人,目的在觅雇语文教师,并传播自己将在本地免费治病的消息。结果雇用了一名教闽南口语却不识中文的吴先生(Go Seen Seng),从12月27日起教学,而看诊则从1835年1月1日开始,地点在新加坡河南岸华人区的“马礼逊之家”(The Morrison House)。这是1823年马礼逊访问新加坡期间购地建造的一栋两层楼房产,准备开办学校作为教室,或作为书局售卖基督教书刊之用,不过建好后并未实行,只委托穆尔代为管理。帝礼士到新加坡后不久租下,却和位于河北岸的美部会布道站有一段距离。伯驾来后住在此地,开设眼科诊所与药局,还接受一些病患住院。此外,他也在此举行主日礼拜,设布道站供华人义学之用。伯驾描述,马礼逊之家位于牛车水市场之北一个街口的距离,包含约四分之三英亩的空地、厨房和马厩。伯驾说自己相当佩服马礼逊的智慧和前瞻,因马礼逊选购了这处邻近海边、有益健康而又位居众多华人之中的房地产。
第三是伯驾的态度。他总是以“视病如亲”的态度对待就诊的华人。例如有艘潮州贸易船的一名船工染患严重的肺炎,伯驾将他接到家中就近照料,十天后不幸死亡,临终前夕伯驾陪在他身旁连续看顾达数小时,其间伯驾还不禁想起自己九年前过世的父亲;船工死后,伯驾更帮忙料理丧葬事宜,还提议由自己写信,请船长带回慰问死者在中国的妻子、儿女;船工临终之际,伯驾还有些担心船长等人会怪罪于他,结果对方满口称他为“功德之人”(meritorious man),说即使是死者的父亲也不会比伯驾做得更好。另一个例子是曾受雇于新加坡创建者莱佛士(Thomas S. Raffles)的一名华人画工,伯驾见到他时他已经浑身是病,有白内障,双肘肿瘤,两膝无法直立,两手也因风湿而难以伸展,已有三年不能行走,结果伯驾以马车载他到医院诊治,路旁就有华人称赞伯驾“至好心”。第三个例子是有天晚上伯驾前往一名华人家中为其男孩治病,离开后他自己也因不适呕吐,累倒在帝礼士家中,稍后男孩家人慌张前来报信,说是男孩情况危急,家长已急得大哭,伯驾马上一跃而起,顾不得等候轿子,即尽速步行赶往一英里外的男孩家中探视。以上三者并非仅有的例子,这些都能赢得华人对他的好感与信任。
1830年代新加坡水域的马来海盗烧杀掳掠,极为猖獗,美国浸信传教会的粦为仁(William Dean)与钟斯(J. T. Jones)都曾受到严重伤害。而伯驾从新加坡到马六甲途中,也遭遇过有惊无险的骚扰。他曾几度为受海盗之害的华人治疗,最严重的一次在1835年7月底,有五名华人同时受到枪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到伯驾必须请西人医生会诊咨商。分别到第二、三天伯驾才找到两人体内的子弹,并开刀手术取出,不到十天病人已可下床走动,病人及其亲友也不停地感谢伯驾的救命之恩。这次海盗事件受害者较多,到医院探视伤者的亲友也超过五十人,可能因而传播较广。一位华人富商沧浪(Chong Long)听说此事后,特地前来拜访伯驾,问他是否就是传闻剖开受害人腹腔取出子弹,多方照护而又不收任何报酬的那位“英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