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五代十国兴亡录》，张国刚著，中华书局2026年8月第一版，138.00元

　　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乱世之一，从学术上来说研究难度较大，从大众的视角来说，则是认知程度很低，而且印象上普遍以藩镇割据、武夫横行、战乱不断等一般化标签概括之。近年来，与五代十国相关的学术新著和学术性背景的通俗著作涌现，使得五代十国这一“冷门”史学领域颇有了几分热闹。张国刚教授新著《治乱：五代十国兴亡录》又为这股气象增添了一抹亮色。

　　《治乱：五代十国兴亡录》一书（以下简称《治乱》）在体例上以分量颇重的绪论开篇，主体内容分为三编：五代更替、十国兴衰、统一与转型，以《〈资治通鉴〉叙事特色》《〈钱氏家训〉的现代意义》两个附录收尾。在内容上，以治乱为主线，以兴亡为骨架，串联五代中原王朝以及包括传统“十国”在内的诸国、诸势力的更迭。此书主体内容不仅清晰展现了传统视角下从唐末分裂到北宋再归一统的中原历史，也容纳了更为广阔视角下“第二个南北朝”（参见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第5-19页。后收录于氏著《中国古代史三论：政治·地域·族群》，中华书局，2025年）的历史。同时，《治乱》一书通过多维度对比深挖部分已经定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等，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在政治格局、军事体制、经济发展和文化融合等方面的复杂性与转型意义，最终将其置于从分裂走向统一、从乱世迈向新秩序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审视。

　　《治乱》继承了《资治通鉴》不以一般正统史观来判断这一时期各政权的重要性的特点，把五代、十国以及其他政权同等分析。正是基于这种超越正统史观的视野，书中把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沙陀族建立的王朝视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与中原王朝无异的政权，把朱温、石敬瑭、冯道等历来争议极大的人物置于具体情境中做多元审视，而不以简单的好坏定谳；又把岐秦、归义军、定难军、“南诏—大理国”、契丹等政权与“十国”并列考察。

　　《治乱》着意于纠正传统认识对五代十国造成的片面印象，在其血腥与混乱的本质之外，更多展现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尤其着力补充了乱世之中的各项制度建设和经济文化成就。后周世宗柴荣推行经济改革、减租税、兴修水利，颁布《大周刑统》，整顿禁军、淘汰老弱，这些改革中的部分举措成为影响深远的新制度底色。南唐李昪修订《昇元格》；后蜀孟昶亲撰《令箴》告诫官员，宋太宗后采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为《戒石铭》颁行天下，成为古代官箴的经典。凡此种种，都说明五代十国并非只有破坏，同样推进着制度重建，而这种制度重建的意义也不应被归为继承唐制、开创宋制的过渡性举措，五代十国的主体价值也应当受到重视。

　　在对传统“五代十国”的政权更迭与政治博弈的叙述中，《治乱》以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多维评价为主，使得这一时期的历史形象丰富起来。“冯道镜像”一节，将欧阳修斥其不知廉耻、司马光骂其奸臣之尤的苛评，与李贽却赞其“务安养之力”，称其让百姓“卒免锋镝之苦”等评价并置，展开冯道的四重人生面相，呈现一个乱世士大夫的多面性，再以古今两重价值评价之，对他本人及其所属时代的复杂性给予充分考量。同时，书中也不吝对敬翔这样的传统忠臣予以褒扬。写李煜时，书中并不简单肯定其抵抗或否定其苟安，而是结合时代大势、个人性格与百姓福祉作辩证分析，与钱弘俶“纳土归宋”对比，见出两种末代国君的不同命运逻辑，人物与事件因此都获得了立体而复杂的呈现。

　　《治乱》对南方诸国的考述又特别强调了其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成就。经济方面，吴越青瓷远销海外，蜀锦蜀绣工艺登峰造极，闽国泉州港远通东南亚、南亚、西亚，南汉广州港亦为当时海外贸易的重要枢纽。文化方面，南唐李昪在金陵设国子监、地方广兴学校，韩熙载、徐铉等名士云集，李煜词作更直接滋养了宋词的发展；后蜀编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吴越自钱元瓘以来重儒教、兴文教，使两浙成为南方文化中心之一。这些经济与文化成就，恰是后来江南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重要铺垫。

　　对以往有关五代十国的史书中较为忽视的岐秦、大理、归义军等周边政权，《治乱》也介绍其在这一时期的风起云涌与成败兴衰。如岐秦政权，书中细述李茂贞如何从藩镇士卒升为禁军将领，凭借护驾之功获赐名，又经凤翔平乱、驱逐李昌符之役坐镇一方，终成割据关中西部近四十年的强藩，其兴衰轨迹与晚唐藩镇政治、唐室存亡缠绕在一起。又如归义军政权，书中自张议潮大中二年（848）率三百义士夜袭吐蕃节儿府、光复沙州的壮举写起，到曹氏归义军如何在张氏内乱后改弦更张，与中原王朝及甘州回鹘等周边势力保持平衡，使河西维持长期稳定，直至为西夏所灭。这些政权虽然长期游离于传统“十国”叙事之外，却同样是理解唐宋之际中国历史转型不可或缺的拼图。

　　《治乱》一书尽管是以比较通俗的行文写作，但其内在的学术价值值得重视，也有比较重要的新见。绪论中，此书就花了比较大的精力厘清了所谓“五代十国”概念的形成与局限，通过逐句解读欧阳修的三问三答，辨析“十国”与“夷狄”在正统书写上的区别。对于石敬瑭的族属，《旧五代史》说他为太原人，并攀附卫国石碏和汉相石奋，构建了完整汉族家族世系。《新五代史》却言“不知得其姓之始”，并记其父名“臬捩鸡”，成为后世认定其为沙陀人的重要依据。此书提出了两种新看法：其一，石敬瑭的女姓先祖都出自昭武九姓胡姓中的安、米、何，男性家族又姓石，凸显出他们都来自粟特的可能性。其二，石敬瑭家族汉化很早，其身份具有鲜明的双重性：血统上可能带有沙陀族基因，但其成长环境、价值取向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职业生涯依附于沙陀军事集团，却始终以华夏英雄为精神偶像。因而，单纯纠结于血统层面的民族属性，实难以准确把握石敬瑭的身份特质，其本身已经成了理解五代胡汉融合的一把钥匙。

　　《治乱》延续了张教授一直以来以《资治通鉴》解读为底色的写作风格。同时，《治乱》体现出张国刚教授一贯的治史特点，即把纷繁复杂的历史，转化为一套关于治国、用人、改革的经验总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挖掘传统治术的当代价值，宏观和细节相结合，事件和人物并论，见历史迂回、人性曲折，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总之，《治乱》一书既坚守传统正史的严谨性与叙事传统，又以现代史学多元视角挖掘历史规律、解读人物命运、总结治理智慧，是兼具学术价值、普及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历史佳作。

　　（作者：张明，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