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9-10 09:42:15 来源： 文史知识 作者：干春松

杜维明先生有一个独特的“儒学发展三段论”，第一阶段由曲阜到中国，第二阶段是由中国到东亚，第三个阶段是世界的儒学。这个说法试图让我们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待儒学发展的可能性。作为一个长期在哈佛大学这样的全球领先的大学传播儒学的人而言，他形成这样的看法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对于儒学由曲阜走向全国这一历程，衢州的意义何在，依然值得推敲。

在春秋战国时代，因分封制，各诸侯国保持相对的独立，同时文字礼仪符号系统又相对统一，导致文化上出现了多样统一的局面。比如南北的差异，《中庸》里“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的不同，所说的就是文化地域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在经典整理的过程中，比如《诗经》就有齐诗、鲁诗的区别。

秦汉之后，大一统的国家建立，使得文化的形态也发生变化，呈现出一种中心和边缘的格局。秦汉时期的政治中心在陕西，但文化中心或许可以更宽泛地说是在黄河沿线一个绵长的地区。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休养生息和黄老道学的兴盛，汉武帝试图在区域统治和文化一统化上都有所作为。在军事上，主要目标是阻止匈奴在北方边境的骚扰；在文化上，则通过举贤良对策而采纳董仲舒的“表章六经”的建议，让以公羊学为主的儒家思想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意识形态。

独尊儒术并不像秦代的“挟书令”那样具有排他性，而是通过一种“鼓励性”的方式进行。如果你研习经典且成就卓著，就可以成为“五经博士”而获得官方的俸禄，而且，被列入官学的博士，还可以招收博士弟子，如此儒学的传播便有了制度性的支持。

虽然到西汉末期，官僚们还是愿意接受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但儒家已经成功吸纳多种思想资源而不断壮大。

但由经学制度所形成的解释系统容易成为一个“文字的自我重复”。因为经典解释在“疏不破注”这样的要求下，越来越细密，那自然对于“大道”的追索就会走向繁琐，最终被列入官学的解经体系的影响力反而会因为自我僵化而被“民间”的经学解释系统所取代。至东汉时期，经学内容的今古文之争因为郑玄这样的划时代人物的融会今古而达到新的高度。

儒学的发展也呈现出新“地域性”的特征。这种地域性，与先秦时期以封国为特征的经学体系有所不同，它是以经学家和思想家活动区域为特征。比如西汉政治中心关中地区、传统的文化中心齐鲁大地，还有新崛起的政治中心洛阳等。但这种格局也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北方民族内迁并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与西晋政权的内乱所造成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致使西晋灭亡和世家大族南迁。柳诒征在《中国文化史》中说，这些迁移到南方的北方人，逐渐在南方安居下来，而那个时候的北方人，其实是留下来在少数民族政权中谋得职位的汉人和羌胡等不同种族的少数民族。时间一长，大家就习以为常，并形成了不同的学风。《北史·儒林传》说：“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这或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因为人口迁徙而造成的南方学风特征的明晰化。

南北朝时期，在政治上或可称是黑暗时期，在战乱中，大量无辜的民众遭受惨杀，而于此时，民众的流离却造成了文化上的巨大发展。其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申说：一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吸收汉族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民族融合趋势明显；二是随着大量北方士人的南迁，长江流域的文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一直远及交趾（今越南一带），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南传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扩展。

永嘉之乱后，士人的南迁被美化为“衣冠南渡”，如果遮蔽其军事上的失败，仅就文化的发展而言，的确是中原文物制度一次向南的大的扩展。就当时最为著名的大家族王、谢而言，如果说王羲之是因为去绍兴做官而爱上了这个地方，谢安则是因为与王羲之的相知而选择追随。深受滨海道教修仙风气影响的王羲之，认为绍兴乃是他修仙的理想处所，而谢安等人则在绍兴寻获了他们对于山水的灵感。

不过他们带到江南的不仅仅是生活方式和文化艺术，还有生产工具和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江南的经济也因为北方世家大族的迁入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隋唐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大运河的开凿让南北经济通道得以畅连。南方的粮食和北方的货物之间的交换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一体化，一大批大运河沿线的城市崛起，比如扬州、济宁、杭州等，这种经济中心的南移和科举制度的完善，让南方的文化繁荣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虽然我们不必同意唐宋转型的说法，但安史之乱之后，北方人口继续南迁，特别是随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以农业和贸易并重手段发展经济，钱塘江流域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是有历史记载的事实。



对宋代的政治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评价。王夫之有“孤秦陋宋”的说法，认为绝对的专制导致国力削弱。这种说法对秦国而言，或是事实，但说宋代实专制，多少与事实不符，因为宋代的丞相往往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形成了君臣共治的局面。但即便如此，北宋的国力较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它无法阻止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下。 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那个爱画画的宋徽宗及儿子宋钦宗被俘虏，北宋王朝灭亡。宋高宗赵构南渡建立南宋，中原士族在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后，第三次大规模南迁。

跟随这次南迁的有孔子第四十八代嫡长孙孔端友，作为世袭衍圣公，随宋高宗南下，最终于建炎三年（ 1129）被赐家于浙江衢州。宋高宗赐孔氏衢州城北土地立家庙、田产，朝廷承认衍圣公世袭并主持南方孔氏祭祀。与此同时，传统上衍圣公的曲阜府邸被金国所占领，由于嫡长子的南迁，金人另立孔端友堂弟孔端操主持曲阜孔庙祭祀。


对于孔氏南宗为何落脚衢州，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的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说，衢州位于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四省的交通要道上，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适合衍圣公在南方开枝散叶。作为扈跸南渡的孔氏家庙，在性质上与临安国子监和官方孔庙截然不同，因此不可能分散后者的核心地位，只能落脚衢州。

经过魏晋、唐代到南宋的三次人口大迁徙，尤其是经济中心的南移，南方地区已经成为新的文化高地。北宋时期的理学，以二程兄弟的洛学和张载的关学为最重要的代表，南宋的理学中心则明显地南移到福建、江西、安徽和湖南、浙江等地。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如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都生活在以衢州为中心的“东南儒学走廊”上，一次重要的争论——鹅湖之会也发生在这一区域。

很显然，南宋时期南方儒学的兴盛与南宋朝廷的偏安一隅是有关系的，我们目前也没有看到朱熹、吕祖谦等人与南宗孔氏交往的记录，但孔氏南迁作为文化中心南移的标志是不可否认的。

在我看来，传统中国对儒学的认识是多层次的。首先是经典系统所承载的“圣人之道”，其次是作为传道者的儒林人士，第三则是以孔庙和孔子后裔所构成的“圣人之脉”。许多学者比较偏重于关注前两者，而忽视第三者。但若是从历史的线索而言，历朝统治者都将维护圣脉的流传作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孔端友追随宋高宗的南迁，本身就是南宋朝廷建构起统治秩序正当性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王朝或有起落，但衍圣公的延续却是超越王朝兴替而独存的，而孔子后裔自身也有维护大一统秩序的自觉，于是当元朝统一中国之后，衢州孔氏南宗并没有返回曲阜，而是通过“让爵”的行为，使国家统一的象征系统得以“统合”。

故而，孔氏南迁，所迁者并不仅仅是孔子族人之南迁，而是圣人之脉的南迁，这使南方地区更好地接受儒家思想和教化体系，并依凭科举制度和与此息息相关的书院建设，让儒学的价值在南方生根发芽、枝叶繁茂，最终让南北方在文化上也达到了多样化背景下的融合和统一，此乃衢州孔庙意义之所在。

孔氏南迁，让孔氏后裔在南方各省形成了聚居宗族，在浙西、浙东、福建建宁、江西临川、皖南、苏南均形成孔氏聚居宗族。这些宗族通过建书院、家塾，以《论语》、《孟子》、程朱理学教育族中子弟，带动周边平民读书。

南宗孔氏多人出任江南各州府学教授、县学教谕，在官学讲授孔孟正道；很多孔氏文人开设私人书院收徒，与南方的多元化思想资源相结合，丰富了儒家思想的解释空间。

孔氏南迁是儒学南传的一个现象级事件。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所处地域辽阔，故而并不像其他文明区域，在面临政治冲突时，伴随军事失败会导致文明的毁灭。中国文明呈现出一个“中心—边缘”的复杂套嵌结构：一方面周边族群因为“中原”的文明繁盛而不断趋向中心，如早期的楚国和后来历代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接受儒学和中原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如果军事失败，所产生的后果是人口的迁徙，主要是南迁，比如“衣冠南渡”，比如孔氏定居衢州，还包括客家人定居福建、江西和广东、广西，这都产生了文化的南传。现在，如果我们关注潮州的宗族组织，甚至云南大理的宋代音乐留存，我们就能理解，文明的南传，是中国作为一个不中断的统一国家的凝聚力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衢州孔庙的文化价值在于，它能让我们更深一步地去理解，欲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则文化的融通和共享，是最为基础和稳固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