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9-08 15:00:34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孔勇

孙立天近著《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以下简称《真事隐》，引文只标注页码），以清代在华德国传教士纪理安所撰《北京纪事》为核心材料，结合康雍时期满汉文奏折和《起居注》《清实录》等档案文献，细致梳理了康熙两次废黜太子到雍正继位期间的相关史事，激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重新思考。该书之所以收到良好反响，还源于作者在行文当中频频采用“譬喻”叙事，使之具有了较高的可读性。

此处所说的“譬喻”，可理解为用举例子或打比方的形式，把想要表达的观点生动地呈现出来，冀收化繁为简和强化论证之效。王汎森教授指出，中国古代典籍如佛经《百喻经》和朱熹等人的著作，均有大量的“譬喻”案例。使用“譬喻”应有引导性和启发性，就像他以“复合性思维”一词来描述晚清以降很多思想家身上鲜明的新旧交织特征（王东杰：《王汎森访问录：历史认识论的断裂》）。

在很长时间里，“譬喻”叙事对西方的历史编纂和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随着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譬喻”等修辞却被逐渐弱化。海登·怀特观察到，西方学界出现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的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这就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元史学》，译林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5页）近年那些受到追捧的史学著作，往往即是在文字表达和修辞运用等方面为人称道。

循此提示，我们便能看到《真事隐》书中的“譬喻”叙事确实加强了对一些问题的阐释。比如，围绕康熙爱好书法并推崇汉文化，以往学者多从“战略层面”解读此举背后的政治意蕴。但在作者看来，康熙学写书法和普通人并无分别，而支撑他长期勤学苦练、笔耕不辍的根本动因则是其对书法有着浓烈的兴趣。作者用了明熹宗朱由校的例子作比：“半个世纪之前，明熹宗朱由校在紫禁城中最大的爱好是做木工，成为著名的木工皇帝。半个世纪之后的康熙对书法的热衷，和朱由校之于做木工并没有实质的不同，都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爱好。”（177页）当我们明白了康熙对书法的格外痴迷，也就可以理解缘何他会对高士奇这一出身不高但颇精书画的近侍有着特殊的宠信，这正是作者想要点出的重要关节。


康熙对汉文化的浓厚兴趣，推广开来便是人们常说的崇儒重道。然而，有别于学界动辄陷入“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的争执之中，作者仍然从作为一个人的角度，分析康熙做出的表率举动。如其所说：“如果说把‘吸纳汉族文化’当作入关不久后的清廷要打的一场战役的话，那么康熙做到的不仅是御驾亲征，还是身先士卒。就像父母教育小孩平时少玩电脑，多看书，对此最好的教育方法可能就是父母少玩电脑，多看书，用切实的行动来影响小孩。”“而康熙，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做到了。无论对于他自己的孩子，还是对于天下，他都展示出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真实的兴趣，发挥了表率作用。”（184页）必须承认，我们过去主要关注康熙作为皇帝的政治身份，而淡化了他作为一个父亲、一个家长的角色。导致的后果之一，便是时时带着权谋论的有色眼镜去剖析康熙的言谈举止，由此常常陷入解释过猛的偏颇境地。


在解读康熙与诸皇子特别是与太子的关系时，作者同样是站在人之常情的立场去厘清其间纠葛。一七一二年第二次废黜太子事件，康熙的理由是太子患了严重的疯疾顽症。事实真相如何，历来众说纷纭，《真事隐》也给出了倾向性解释（太子亲近男色）。不过，作者还想让读者了解，康熙所说太子“患病”云云并非借口，而是确有其情。除了史籍留下的蛛丝马迹可以佐证，这一点也要设身处地去思考，作者分析说：“康熙绝无可能把本没有的病写在自己儿子身上，还公告天下。就是现在的家长，要找理由为子女在学校请假，一般也会忌讳用孩子生了大病来当理由。”（251页）我想，为人父母者大概更能体会这段类比的说服力吧。

如果稍微扩展一下边界，可以发现《真事隐》书中的“譬喻”叙事不拘一格，兼具古今，能够在严肃的古典与戏谑的热梗之间自如切换。作者多次引用了《红楼梦》的典故，大多是以类比的方式来佐证书中观点。甚至《真事隐》书名，也化自《红楼梦》中人物“甄士隐”和“贾雨村”。作者的意思是，正因有人——雍正和雍正朝史官——虚构了历史，真正的史事才被隐藏起来，而那些流传后世、能够让人看到的片段便是所谓的“假语存”。

在史学研究和历史写作之中，一个生动的“譬喻”，一个恰当的类比，意味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希望读者既能明白也能接受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与其说这是一种叙事技巧，毋宁把它理解为作者切实站在读者角度去思考问题，并给出答案。

比如，在剖析皇四子（雍正）与年羹尧的关系之时，作者同样用了两处“譬喻”来说明问题。社会大众乃至清史学者普遍认为，年羹尧乃是皇四子的“潜邸旧人”，在后者继位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因此随着新帝登基而获得了极荣恩遇。然而，作者考索发现，年羹尧早在多年之前就已凭借其卓越的文武表现而获得了康熙的欣赏和重用，后世对雍年关系的印象乃是雍正上台后为了弱化皇十四子的功绩而刻意塑造出来的结果。

事实上，年羹尧面对雍正的态度转变，距离康熙驾崩已过去了将近两月，且是在接信得知其子受到新君召见之后。对于年羹尧密折所说“伏念臣受恩最深”“忠君之念不自今日”等话，作者形容说：“试想，如果公司里一位老员工对新上任两个月的总裁说，我是你的人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那基本可以断定，这个人对新总裁上位没有贡献。”（338页）易言之，年羹尧对雍正荣登大宝并无拥戴之功，否则便不需要大费笔墨进行解释，暗中恳请皇帝原谅他迟来的忠心。

至于三年之后雍正降罪诛杀年羹尧，作者认为问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雍正对年羹尧一直以来的不信任。在雍正眼中，年羹尧乃是一个反复“出轨”之人，且并未因为他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中的事功而消解对其忠诚度的怀疑，“这就像现实中的夫妻，如果一方怀疑另一方的忠诚，疑心并不会因为后者事业有成而减弱”（341页）。倘若进一步结合雍正初年朱批奏折上那些夸张的“年吹”文字，也就能够解释，三年以来雍正对年羹尧其实始终存在着信疑交织的复杂情绪。


众所周知，鲁迅曾对《史记》做过一句著名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然而，这种情形却与清代以前《史记》不被待见的真实境遇大相径庭。只是时过境迁，《史记》的价值到了两千多年之后才被人们充分认可，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标志或符号。仲伟民分析说，《史记》之所以成为“史家之绝唱”，恰恰在于它是“无韵之《离骚》”。细读《史记》，可以明显感觉到司马迁具有如下意识：“历史没有绝对的真实，只有相对的真实；历史学家撰写历史不可能持完全中立和客观的立场，因此在著作中注入历史学家个人的热情和感情是合情合理的；而呈现历史的过程必须通过语言，因此优美的语言表达是良史的不二法门。”（《为何只有〈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载《读书》二〇二五年第七期）尽管司马迁没有对此进行学理化总结，但他的确在历史研究和史书撰写过程中践行了这些理念，贯注着他对历史哲学的深刻思考。


自百余年前“新史学”诞生以降，中国现代史学相较传统史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明显的一点便是表述方式上的“西学化”。不仅历史学家思考问题的角度有别于古代，甚至写史撰著的习惯也与古人大不相同。很长时间里，教条式搬运西方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成为国人无法摆脱的尴尬。为了突破这一困境，杨念群曾尝试提取中国传统历史资源中的若干经典概念，以此诠释那些根植“本土”的重要命题（《中国人文学传统的再发现》，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二〇一五年第六期）。我想补充的是，现代中国史学在愈发“西方化”“科学化”“精密化”的过程中，却也越来越丧失了传统的叙事能力。这是一个不容忽视且不必讳言的现象。不少专业人士感叹，时下的很多史学论著旁征博引，论证精详，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一大堆，却往往难以卒读。还有知名史学期刊特意开辟专栏，邀请多位学者撰文，共商史学论著的文字表达问题和改进提升之道，但普遍性的“叙事衰退”现象似乎并未好转。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相当复杂，另需专文剖析。窃以为，至少对写作者而言，理应抱持一种负责的态度，每落笔一字一句，都不妨停下来看看，是否做到了明白晓畅，是否实现了巧妙耐看。借用前人的说法，便是信（准确）、达（通顺）、雅（优美）三者缺一不可。应该承认，《真事隐》在叙事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譬喻”的运用当属其写作亮点之一。

在为全书撰写“后记”时，孙立天引述了《北京纪事》书前“致读者”的文字，对纪理安所持静待“明智的读者”的坚定信念心有戚戚焉，也为自己用到了这份珍贵材料来破解那段历史谜团而感到欣慰。他进而征引贾岛的诗文“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道出了为能撰写优美文字需要付出的心力。但只要有知音欣赏，那么付出再多辛苦，无疑也是值得的（476页）。仔细体味此语，贾岛的期许，又何尝不是纪理安乃至本书作者的期许呢？

时至今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知识的生产、传播、接受等各个环节正在发生急剧变革，传统史学研究和历史书写的方式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对于擅长模仿和深度学习的大语言模型而言，只要建立足够庞大的资料库，命其撰写出一篇符合人们需求的高质量史学论文想必不是难事。尤其在那些越是有着清晰的框架、明确的理论和惯用的方法的研究领域，越容易被其轻松掌握，最终实现批量制造，人机难辨。不少学者忧虑说，“历史学家被AI取代”不是危言耸听，乃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然而，我们同样不要忘记，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探究过去的真相和奥秘，还贯注了人们对当下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憧憬。如果我们承认每位历史学家都有主观性，那么这种主观性或说个体性的养成，是与其人生履迹、周遭环境等复杂因素密不可分的。如此一来，每个人看待历史的方式、撰写史著的风格，以及每部作品带给人的体验，自然就不会完全一致。我比较同意一种说法，大意为：真正“有温度”的历史写作，应该包括每个历史学家的个人境遇、现实关怀及其从历史中得到的感动、温暖、同情与慰藉（李任之：《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历史写作》，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五日第六版）。因此，人类在机器面前或可保持信心，我们对生命的独特体悟和对历史的感性认知，仍然是主观的，故而也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只要人类还有审美的能力和情感的需求，那么他所能感到“有温度”的文字，仍将来自那些富有个性的作品。这种个性，意味着有差别，甚至不完美，但这正是人之为人以及人之动人的根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