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9-04 15:55:25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史乐民

本文为著名汉学家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教授为邓小南教授专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英译本《宋代官僚制度：从紊乱到稳定》（The Bureaucracy in the Song Period: From Disorder to Stability）撰写的书评，原载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026年第1期。Smith, Paul Jakov. “The Bureaucracy in the Song Period: From Disorder to Stability by Deng Xiaonan (Revie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86, no. 1, June 2026, pp. 133–40.

关于书评中所涉及的英译本表格删节及编排问题，特作一说明：英译本编订过程中对中文版部分表格的删节，由原著作者根据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的篇幅要求作出，并非译者自行删改。书评作者史乐民教授撰写本文时并未与原著者联络，因而不知悉这一背景，相关评论是其依据其所见英译本作出的独立评价。史乐民教授在文末也已明确指出，其相关保留意见并非针对译文质量，而主要涉及英译本对中文术语、原始文献名称及表格信息的呈现方式。谨此说明，以便读者了解英译本形成的相关背景。

在邓小南关于宋代（960—1279）文官选任制度研究的初版序言中——该序言在此重印——她的父亲邓广铭重述了友人给他的忠告：“职官制度方面的事，即使你不去管它，它也要来管你，不管你研究的是哪一类问题。”（p. vii）《宋代官僚制度：从紊乱到稳定》是邓小南四十年来致力于正面厘清这一职官系统的集大成之作。本书是邓小南2021年专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的节译本，删去了部分表格、较长篇幅的引文以及三篇内容相当丰富的附录。正如邓小南在2021年版后记中所说明的，该书又是在其1993年旧版基础上的修订，而1993年版本身则脱胎于她1985年的硕士学位论文。邓小南撰写这两个最早版本时，尚无从接触柯睿格（Edward Kracke）、梅原郁和罗文（Winston Lo）关于宋代文官制度的重要研究，因此她的研究对象与这些学者的工作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合。与此同时，当时中国学界关于宋代文官选任制度的研究尚不发达，这迫使邓小南必须从最基础的史料入手开展研究。这种对原始史料的深入运用，是该书历次修订版本的共同特点，由黄克群（Wee Kek Koon）精准译出的这一英文版本亦不例外。

邓小南的研究首先了厘清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即职事官，或差遣，与阶官之间的区别。前者标示某位官员在特定时点实际承担的工作职任；后者则标示该官员在俸禄品秩体系中的位置，官员在仕宦生涯中即沿着这一品秩序列逐步升迁。她将二者的分离追溯至唐代中期（618—907）：地方军事长官从吏部手中侵夺了任命地方官员的权力，致使中央政府的一些官员只剩有名无实的官衔而不再承担实际职掌。宋朝建立之初的几位皇帝随即着手重新集中官员任命权：一方面利用已经失去实际职能的唐代旧官名来标示官阶和俸禄，另一方面则从首都派遣官员前往新收复的地区，以差遣身份担任路级监司、知州、知县等实际职任。在这一二元化制度之下，无论官员的差遣如何频繁轮换，变动较为缓慢的阶官都确定了他在官僚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最后一次关键变化出现在1080年的元丰改制。宋神宗（1067—1085在位）以一套仅具荣誉性质而无实际职掌的唐代官衔构成的新寄禄官体系，取代了原先用以标示品级，但容易造成混淆的唐代职能性官名。由此，寄禄官系统与职事官系统最终彻底分离，“建立起功能有别、条列整齐、身份等级基准与职任权责分立的人事体制”（p. 33）。

第二章讨论负责文官选任的部门及其条例，是邓小南在本书中多次揭示制度理想与官场实际运作之间差距的第一例。宋代绝大多数官员可分为两大类别：数量庞大、处于官僚阶梯底层、任职于各种辅助性职位、具有试用性质的“选人”；以及人数较少，担任首都内外较重要职务的“京朝官”。两类官员的任用为吏部所属各机构掌理，或由中书门下通过其特权“堂除”任命。在详细梳理这些铨选机构的演变过程时（部分展示在表2.1，pp. 74—78），邓小南指出，朝廷之所以将各机构相互分立，是希望通过它们彼此的制衡，最终把权力集中于君主。所有这些任官机构均从属于皇帝，原则上应按照已经明文公布的“条”运作，从而使中下层官员能够对自己的仕途前景有一定的预期。然而，这些“条”本来应当提供的可预期性被“例”的不断增殖削弱了。这些例在事实上——即使并非法律意义上——为官员绕过成文制度提供了空间。而且无论是“条”还是“例”，其具体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又落在数量可观的常任胥吏手中。这些吏人在官位较高、却不断更替的长官之下长期供职。至十一世纪中叶，等待铨选的候选官员大量积压，加之条、例规定又纷繁错杂，使得这些胥吏的实际权力大为增强，也为收受贿赂和舞文弄法提供了无数机会。

除编修条、例之外，朝廷还对政府各级官员实施考课，这构成了本书第三章的主题。理想状态下，考课应当反映官员实际的政绩与过失——即所谓“循名责实”。然而，中央集权使负责考核者缺乏对下属直接、深入的了解，加之官员过多导致整个人事制度不堪重负，到十一世纪中叶，官员开始一概给属下评定中等考第。这一趋势被朝廷颁行的《长定格》进一步强化：它规定，最低一等的选人官员固定评为“中中”等，第二等（包括县令等）则固定评为“中上”等。

正如邓小南所言，以事实为基础的个人政绩考核，“必定被针对整个官僚群体的条文化方式所取代”（p. 131）。其结果，如她在第四章所论，是原先强调的“绩”逐渐被更加可以量化的指标——用于在寄禄官序列中晋升的“循资格”与用于差遣分配的“资序”——取代。选人通过任职年限的累积取得相应资历，即所谓“积考得资”。在在册官员人数过多而实际阙额过少的环境下，即使一名官员没有实际差遣，他至少仍可根据自己的资历获得最低限度的身份地位与俸禄（p. 151）。单纯的年资原则进一步扩展为用于判断差遣资格的“资序”概念。所谓资序，反映的是一名官员在某一职任层级上已经任满的任数。正如朱熹（1130—1200）向学生解释的：

在法，做两任知县，有关升状，方得做通判；两任通判，有关升状，方得为知州；两任知州，有关升状，方得为提刑。提刑又有一节，方得为转运。

邓小南承认，在官员严重过剩的环境中，资历原则确实赋予仕途一定程度的可预期性，同时也能对请托以及高官子弟的过快升迁形成某种制约（p. 170）。然而，与许多宋代论者一样，她也指出，过于僵化地遵循资历原则，既可能使地位较低却才能出众者被排斥在外，又容易助长一种只求避免过失的政治文化。缓解这种僵化性的途径之一，是保举之法（第五章）。对于选人而言，获得保举者（通常需要五名）的推荐是接受磨勘以及最为关键的改官——即由选人升为京朝官——的先决条件。保举制度最初的目的，是通过识别真正“堪当任使者”（p. 213），弥补一味强调资历的局限。然而，与文官选任制度的许多其他环节一样，保举制度的理想也抵挡不住庞大的数量压力：到了1066年，每年提交吏部的选人举状已经超过1900件，“大批被举者壅积在部、差注不行”（p. 195）。即便如此，选人之间为获得保举的竞争依然十分激烈、甚至不择手段。同时，一些高级官员则利用保举来巩固自己的恩庇关系网络，甚至通过出售举状牟利（p. 217）。因此，宋代不同时期多次采取措施，以考课、资历削弱保举的影响（pp. 215, 221）。

由此，正如邓小南在内容颇为繁难的第六章所说明的那样，考课和资历最终成为寄禄官阶升迁的关键。事实上，由于朝廷逐渐形成了每隔三四年便自动迁转官阶的惯例，对于京朝官而言真正关键的只剩下资历。选人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因为除了保举之外，其入仕方式——即是否有科举出身——也会影响他们在较低官阶中的逐级升迁，尤其是决定其能否升入京朝官的“改官”。但制度的重心仍然是资历以及依序升迁。这一原则“使人不绝仕进之望，有利于笼络并稳定官僚队伍”（p. 265）。

若不考虑支付俸禄的支出，寄禄官体系是相对具有扩张性的，同一品级可以容纳任意数量的人员。然而，政府真正的行政工作是在差遣——即承担实际政府职能的职位——上完成的，而差遣的任命则受到当时实际阙额数量的严格限制。在第七章中，邓小南阐明，“‘员’与‘阙’之间的矛盾，是铨司与参选人无法逾越的突出障碍”（p. 275）。例如，到了1113年，吏部的候选官员已经超过43000人，而实际阙额总共只有14000个，比例约为三比一，而这似乎是宋代相当常见的状态。朝廷采取了种种对策缓和这种失衡。例如将官员任期从三十六个月缩短至三十个月，以使更多候选人得以轮换任职；又如苏轼（1037—1101）所观察到的，同一个职位实际上会同时被三名官员共享：一人在任，一人正在离任，一人则已经等候赴任（p. 285）。即便如此，到南宋（1127—1279）时期，一名已经获得知州任命而待阙的官员，在四川往往需要等候三至四年才能实际填补阙额，在东南地区甚至需要等待五至六年（p. 309）。差遣分配在理想上追求的是“寻讨与官员条件相应的合入阙次”（p. 275）。但是，与选任体系的其他方面一样，官僚体制的权力集中与候选官员的数量过剩结合在一起，使制度“拔擢才能的目标难以落实。结果，‘以次发遣，庶无留滞’成为除授工作的实际目标”（p. 310）。

在结论中，邓小南再次强调，实际塑造宋代文官选任制度的两项主要动力，是宋初统治者对中央集权的坚持，以及持续扩大的官员过剩。中央集权意味着，铨选机构中的办事人员对其所考核的官员缺乏直接了解；而候选官员数量过多，又迫使这些已经不堪重负的办事人员依靠资历这一能够量化的指标，而非更难客观衡量的政绩、与职位的匹配度等标准。两种力量共同作用，造就了邓小南所描述的低效、保守且过度谨慎的官僚体系。然而，她也指出，这套制度中仍存在某些弹性机制，使其能够容纳才具或资格特别出众者；同时又通过依据资历发给俸禄、准予升迁以及授予差遣，来维持更多普通候选官员对制度的忠诚。最终，这套文官选任制度在朝廷控制官僚的需要与日益庞大的入仕候选群体对于安全感和可预期性的期望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尽管它存在种种缺陷——这些缺陷在整个宋代都备受时人争议——这套人事制度仍然同时满足了朝廷和官僚阶层的需要，而后者恰恰是王朝最有力的支持者。

回到邓广铭的序言，他其中将职事官制度形容为“错综复杂”，又说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宋史的研究者视为畏途”的研究课题（p. vii）。读完《宋代官僚制度：从紊乱到稳定》，读者对这一问题的畏难情绪应当会有所减轻，对文官选任制度作为维系宋代政治秩序的纽带也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不过，这并不是一本容易阅读的书。原因之一，是英译本过度依赖将中国官名彻底英语化的处理方式，以及对表格不够妥当的编排。例如，表1.1（pp. 34—42）完整呈现了通常所见的1080年元丰改制前后寄禄官阶序表，各层级的每个官名都同时列出汉字原文和英文翻译。然而，后面的所有表格以及正文讨论，都只给出了这些官名的英文翻译。例如，承务郎只写作“gentleman for rendering service”。结果，读者为了确认这里实际指的是哪个中国官名，不得不返回表1.1或查阅索引。而且，所有表格都没有列出与这些寄禄官阶相对应的官品——从最低的9B（从九品），一直到最高的1B（从一品）——使得有关品级升降的相关讨论变得难以理解，而这本来完全可以避免。

正文中也存在类似问题：专业制度术语往往只给出英文译名，却不附中文原文。读者通过索引通常可以查到相应的中文词语；但是，由于全书相当大一部分讨论具有高度技术性，更理想的做法应当是在每个术语第一次出现时都列出汉字原文，并且在任何可能造成混淆之处都至少保留其汉语拼音形式。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书后的尾注。其中，原始史料的书名一律被翻译成英文。例如，《宋会要辑稿》被写作Edited Manuscript of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实际上，如果第一次出现时写作汉语拼音Song huiyao jigao，以后再使用适当的简称SHY，对于读者而言会容易辨识得多。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些保留意见并不是针对翻译本身的质量，而是针对以英文译名取代了信息量更丰富的中文原名这一做法。我自己的解决办法，是阅读英译本的同时始终对照2021年的中文版：一方面借此确认各种专业术语，另一方面也因为中文版的表格更清楚、也更丰富。如果没有中文版在手，我会觉得这一英译本有些难以理解。因此，对于刚刚接触这一领域的读者，或者只是需要一篇简明导论的人来说，或许可以先从罗文（前文已经提到）的综述性著作，以及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新近的研究读起。不过，对于任何希望深入理解宋代文官选任制度以及这一制度在宋代政治秩序中所处位置的读者而言，《宋代官僚制度：从紊乱到稳定》都将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必读之作。

（史乐民教授文中所提“中文版”，即中华书局2021年版《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已收入“中华学术·有道”丛书。）

本书从宋代任官分职的主要特点，有关选任的部门与条例，考课法在宋代的施行，铨选中“资”与“资序”系统的并立，铨选中占特殊重要地位的荐举制度，以课绩、资考为依据的磨勘叙迁之制，宋代文官差遣除授之制等八个层面，深入剖析了宋代文官选任制度。其研究侧重于已经进入文官序列者的考选委任，试图追踪当年的选人逻辑，厘清错综表象背后的因由，持论公允客观，充满对史事的深刻洞察，系宋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本书系在《朗润学史丛稿》一书的基础上增订而成，收录了邓小南教授史学论文二十三篇及回忆文章一篇，涉及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家族与女性）以及学术思考等多个领域，反映了作者三十余年来研治中国古代史的轨迹与心得。这些文章或系作者代表性专著之滥觞，或引领一时研究之风气，俱为典范之作。

“中华学术·有道”（已出书目）
书名	作者
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	田余庆著
秦汉儿童的世界	王子今著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陈苏镇著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阎步克著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	张伯伟著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	[美]列文森著 季剑青译
唐代基层文官	[马来]赖瑞和著
唐代中层文官	[马来]赖瑞和著
唐代高层文官	[马来]赖瑞和著
唐代铨选与文学	王勋成著
北宋文化史述论	陈植锷著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吴承学著
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美]蔡涵墨（Charles Hartman）著
唐代科举与文学	傅璇琮著
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	阎步克著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罗宗强著
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刘浦江著
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刘浦江著
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萧启庆著
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	马幼垣著
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修订本）	黄一农著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	朱刚著
“节”与“殉”——八旗制度下的妇女生活与婚姻	定宜庄著
八代诗史	葛晓音著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唐长孺著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唐长孺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唐长孺著
拓跋史探	田余庆著
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增订本）	罗时进著
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	萧启庆著
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修订本）	唐晓峰著
八旗制与清初皇权的演变	姚念慈著
面向鲜活的历史：朗润学史丛稿	邓小南著
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邓小南著
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	刘志伟著
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	廖伯源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