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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凤丨夏瑞芳张元济合作与交谊考
发布时间：2022-11-28 14:25:24 来源：中国出版史研究 作者：张人凤


夏瑞芳张元济合作与交谊考

”


摘

本文结合与夏瑞芳先生有关的史料，对夏瑞芳与张元济订交的年份、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商务编译所的成立、商务印书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夏瑞芳的政治态度等进行考辨，以此纪念夏瑞芳先生为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关

夏瑞芳；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股份制；编译所



作

张人凤，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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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夏瑞芳






125年前，商务印书馆（点击超链接查看更多）创立于上海。名列四位创办人之首的夏瑞芳先生（1871—1914），字粹芳，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出生于贫苦农家，笃信基督教，毕业于基督教会所办清心书院，当过排字工人，因不满所在《捷报》馆英籍老板粗暴对待中国工人和克扣工人工资，遂离职，与同学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集资3750元，创立一家小规模的印刷所，命名为商务印书馆。经营数年，颇有成绩，夏遂萌生向出版发展的意念。此时他结识了张元济先生，两人互相敬重，愿意真诚合作，于是商务印书馆开创了向我国首屈一指近现代出版企业迈进的时代。






夏、张订交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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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张元济

张元济（19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因参与戊戌维新运动，变法失败被清廷革职来到上海，入南洋公学，任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自1899年至1902年，共任职4年。此时，夏瑞芳正四出拓展业务，两人遂相识。张元济好友陈叔通有记述：“译书院编了一些课本书稿要交印刷商承印，夏瑞芳为兜揽印刷生意而和张相识。二人交往既多，逐渐彼此认识。有一次，夏短少周转资金，张觉得夏办事很好，存心帮助一下夏，为商务介绍一家钱庄，张作担保立透支一千元的往来。之后，夏、张更加接近。”记述颇为生动。夏瑞芳慧眼识英才，结交了这位后来的真诚合作者和他未竟事业的继承者，使他开创的事业发展到了顶峰；而张元济又克服了种种艰险，直到带领它走进新中国。

那么，夏、张两位究竟是哪一年结识的？有没有时间上更为精确的史料？答案是肯定的。上海图书馆藏有海量的盛宣怀档案。1900年初春，张元济写了上一年的工作汇报《南洋公学译书院己亥年总报告册》，文内有“沪上印书，自以商务印书馆为最”一语。一家刚创办才两年的印书馆，已经跃居沪上之最！这是夏瑞芳等创办人艰苦奋斗的结果，也为日后商务出版、印刷始终保持高品质奠定了最早的基础。这句话，至少说明那时张元济对商务已有所了解。该报告的后文更说明了己亥年（即1899年）南洋公学译书院和商务已经有了业务往来，并指出此时商务尚有不足之处和两家单位所采取的措施：“惟办理不免迟滞。自八月改由郑稺翁（名郑孝柽，任南洋公学译书院“分校”职——引者按）专校印稿，并随时督促后稍见迅速。”

这篇报告间接印证了夏、张两位结识于1899年，即张入南洋公学译书院的第一年。那时商务虽有成绩，但仍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人手很少，夏瑞芳“一个人身兼几职，从总经理、校对、‘式老夫’（按，收账员，shroff的谐音——引者按）、买办、出店为止，一个人都得做”。对于南洋公学这样颇具社会声望的单位，更不会忽视。而南洋公学译书院一共才十来个人，只有张元济兼管行政事务，加上他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两家单位之间业务联系，必由夏、张二人亲自办理。因此夏、张二人结识于1899年便可确定。





张元济投资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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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商务印书馆

经过两年磨合，1901年张元济决定投资商务印书馆。高凤池回忆称：“那时张菊生先生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因为印书，常有接洽，见夏、鲍诸君办事异常认真；而夏先生正想扩充本馆，预备设立编译所，想聘请张先生主持编译事务。双方意见相投，一谈之后张先生等愿意投资参加。同时印锡璋先生亦有意参加，就由原发起人邀请张、印诸先生在四马路昼锦里口聚丰园会议合资办法，并进行成立有限公司，议定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升为七倍，共计资本五万元。这是光绪二十七年的事。”商务自己编印的史料《本馆四十年大事记》的记载相同：“民国前十一年张元济、印有模二君加入，并成立有限公司。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升为7倍，共计资本5万元。”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中称，1901年商务股本扩大至5万元，发起人原股升为7倍，即3万5千元，除发起人添股外，另招新股。但都没有说明张元济的投资额，直到目前，所见的资料还未能肯定确切数字。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薪水不算高，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里有一份盛宣怀致汪凤藻的照会，有1902年时“总校张薪水”栏，为每月“一百四十两”，约合银元180元，上年还只有一百两，约合银元130元。1901年投资商务时，他在南洋公学工作才两年，积蓄不可能多，此时只能动员夫人售去首饰。由此可见张元济对于夏瑞芳和他的团队敬业、勤奋，以及对夏瑞芳所具有的企业家目光和极强的经营才能充分信任，才做出了这个愿意和夏长期合作的重大决定。





夏瑞芳、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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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芳出于他企业家的远见和胆识，以及《华英初阶》的出版成功，萌生了向出版业发展的意向和决心。起初，遇到过译稿质量低劣而未能察觉的挫折，遂有意设立编译所。张树年先生曾经说起过，设立编译所的点子是张元济给他出的，张说如果要编书，一定要有自己的编译所。这个建议为夏所接受，并邀张主持。此说没有文献记载，尚待考证。

张元济在《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里说道：“光绪戊戌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寓沪渎，主南洋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方于商务印书馆。继以院费短绌，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这句话被多种研究专著和论文所引用，它表述了张和夏二人此后十余年合作共事的基础。既是张元济入商务创办编译所的初衷，也得到了夏瑞芳的首肯。可以说这是他们往后成功合作的原点，是他们共同事业的起始点。

商务编译所成立于何时？有两件商务自己印制的小册子，说得比较明确。一是1906年商务自己编印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创业十年新厂落成纪念册》，这是一本以广告为主的手册，前言中说“翌年正月又置编译所于蓬路”，“翌年”是紧接在“二十八年七月不戒于火”之后，也就是说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即1903年2月。另一件是民国二年《商务印书馆成绩概略》，称“壬寅七月不戒于火，乃建印刷所于美租界北福建路，同时设发行所于棋盘街。癸卯正月又置编译所于蓬路”。两者完全一致。可见编译所成立于1903年2月，而不是很多书上说的1902年。这两件史料印行的时间与事件的发生最为接近，又是商务自己编写的，其可信度远远高出几十年后的其他文献和个人回忆录。

张元济又是什么时候应夏瑞芳邀请正式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也有两件可靠的史料。第一件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人录》，稿本，商务印书馆藏，表格式，每页录入三名人员基本信息。其第一页第一人即为张元济，“到所年月（按，表格错排为“到所年日”）”栏记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介绍人”栏记夏瑞芳。第二件是我见到的张元济同年正月二十一日致梁鼎芬信手迹原件，张在信中婉拒端方相邀入鄂襄事，说：“惟自客岁辞退南洋公学译书院后，复为友人招办编译之事。近已启馆，未便擅离。”这封信由我抄录后，编入《张元济全集》。一件是商务档案，另一件系私人书信，两相印证，说明张入馆时间是1903年2月，也正是编译所开办的时间。以上四件史料的时间点完全吻合。

陈叔通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述：“夏有一天便与张开谈，问张既在译书院不得意，能否离开，我们来合作。张说你能请得起我这样大薪金的人吗？夏说你在译书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章锡琛说：“菊老任译书院长的月俸只一百两，夏为了表示敬意，愿意供给月薪三百五十元。菊老很受感动。”核对《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人录》，张元济的薪金为350元，章锡琛提供的两个数字得到了证实。《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人录》对人员月俸有所记载，除了1907年后在商务任职仅两年的高凤岐月俸300元以外，其余的著名编辑都不超过200元：如高凤谦200元，长尾槙太郎200元，蒋维乔120元（后增至200元），杜亚泉150元，陶保霖150元，庄俞100元，孙毓修100元（后增至120元）。这时，夏瑞芳本人的薪金也只有每月200元张元济在商务起步阶段就获得高薪，可见夏瑞芳对他的器重和尊敬。对于一位有经营头脑的企业家来说，必然懂得“物有所值”的经济规律，付出薪金如此之高，也反映出他对张元济日后能为他的事业起到的作用，有着正确的、有长远眼光的判断。夏瑞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企业家胆识和胸襟，在这一件事上得到了很好的反映。虽说张元济本着教育救国，欲借重夏的团队去实现他的理想和抱负，但对于一位读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知识分子来说，对夏的知遇之恩有着深刻的领悟，知恩图报也成为他全身心投入商务事业的原因之一。





夏瑞芳、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

”


张元济加入商务，创立编译所后，陈叔通说：“于是双方言定，夏管印刷，张管编书。”事情大体上如此，但也未必尽然。夏是商务的主要负责人，一把手，尽管对张绝对信任，但责任所在，也不应该完全不管。而张的性格和办事作风，是非常理性的，时时处处按规则办事。他在最初几年里，只是商务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中层干部，深明职权的范围，不会僭越。以下举一些事例加以说明。

编译所有会议记录簿，历尽沧桑之后，其第一册保存至今，极为珍贵。该册记录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十三日建立编译所定期会议制度起，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初三日的113次会议。会议每周举行1次，由于各种原因，停开42次，实际开会71次。出席人员不严格固定，大体是中方夏瑞芳、张元济、高凤谦、鲍氏兄弟，后来偶见有杜亚泉等；日方有长尾槙太郎、加藤驹二、小谷重、原亮三郎等。最多一次出席9人，最少几次仅3人。会议内容主要是对编译所提出的编译项目作出是否采纳的决定。因为向作者购稿、自己编译书籍有时要增加人员或外包，以及市场销售预测，这些都不是编译所秀才们可以决定的。出席会议人员也可以提出应编译何种书籍的意见，经过会议，决定取舍。例如，癸卯十一月廿五日第7次会议上，夏瑞芳就提出了拟印各种地图的意见，包括单幅挂图《大地平方》《大清一统》《东西两半球》《六大洲》和地图册《大清一统廿二省分图》《六大洲各国分图》《瀛寰全图加俄德法三国》《读世界史地图》《（中国）历代沿革图》等一批项目，经众议，决定《六大洲挂图》《读世界史地图》缓印，其余可印。原来我们只知道张元济历来重视普及教育，让国民了解国情和世情，地图是必不可少的读物，他在戊戌维新时期就重视地图的出版发行。从这本记录簿可以看到地图同样受夏瑞芳的重视。他们两人共同的见解，使商务版地图成为一项重要出版物。再如同一次会议上，张菊生/夏瑞芳（按，记录簿毛笔竖写，两人姓名并列，张在右，夏在左）提议办一种杂志，经众议决，认为“可办，以团结东亚人心，巩固黄种安宁为目的。本馆每期撰论一二首，或不撰亦可。每月一期，零售每册价三角，全年三元”。后来很快，这份杂志定名为《东方杂志》，并成为民国时期出刊时间最长的杂志。此刊成为夏、张合作形成的一份文化遗产，迄今为止，仍有多位学者和研究生以此刊为题进行研究，并有专著或论文问世。此外，如外聘夏曾佑从事校订及编书，由夏瑞芳提出酬金办法；夏瑞芳还在会上报告与李佳白订定翻译若干种书籍的合同事宜等。统计下来，71次会议，夏仅缺席8次。

1906年春，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浙江归安（今湖州）陆氏皕宋楼藏书求售，张元济有过一段记述：“时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谋鬻于人。一日夏君以其钞目示余，且言欲市其书，资编译诸君考证，兼以植公司图书馆之基。余甚韪之。公司是时资金才数十万元，夏君慨然许以八万，事虽未成，亦可见其愿力之雄伟矣。”关于皕宋楼藏书出售的史料和论述很多，这里不再重复。这里着重指出的是该信息来源于夏瑞芳。夏对古籍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未必精通，但他明白皕宋楼藏书的价值。在商务资本并不宽裕的时期，夏同意拿出巨额资金去购取一批被旁人视为搁置资金的古籍。这也证明他在商务初创的年代就萌生了公司将来创办公共图书馆的意愿。这一难能可贵的文化理想，也和张元济高度契合。

商务在1903年10月，即编译所建立的第一年内，出版了一本名为《版权考》的小册子，“1903年，张元济知悉清政府将设立商部以应付当时迫在眉睫的中外版权纠纷后，就立即组织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人员周仪君等根据英国泰晤士报馆编撰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版）上版权内容编译出版了《版权考》一书”。书前有商务印书馆主人的序言，文曰：“人己两利乃为真利。自计学家发明此理，国家不得禁人言利。既不禁人言利，而又恐罔利之徒夺人之利以为利也。于是不禁之中又有所当禁者。而所谓Trade Mark商标、Patent专利、Copyright版权之律必成。而关系于文明之进步者，独以版权为最。驳其说者谓风气初开，著作未盛，若成一书必禁人翻印，则行之不远，受其泽者少，不如无版权之为愈也。不知著述之士，大抵穷愁，发愤者多积年累月，耗竭心力，得稿盈寸。持以问世，而射利之辈乃遽袭为己有，以分其锱铢之微。徒任其劳，不食其报，盖未有不废然而返者矣。然则前者之说，盖犹仅为目前计而未尝为后来计也。况今者美、日两国皆要以版权列入商约，使不及早订定专律，吾恐怀铅握椠之士，皆将踵商人挂洋旗、持三联单之为，以托庇于他人之宇下。我国家宁必驱鱼爵而入渊丛乎？顷奉明诏建设商部，受命者皆明达大臣，吾知异日必有议及事者，故译是篇以备采择，聊以尽吾当尽之义务尔。”同年5月27日（癸卯五月初一日），商务开始出版《绣像小说》，可以说是编译所先于系统出版教科书的一项重要的出版活动。张元济的理念和梁启超相同，即通过小说开启民智、革除陋习、转移风气，促进社会改良和进步。《绣像小说》创刊号即刊登了署“商务印书馆主人谨启”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文曰：“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榑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几乎百不获一。夫今乐而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呜呼！庚子一役，近事堪稽，爱国君子，倘或引为同调，畅此宗风，则请以此编为之嚆矢。”出版物没有采用编译所或所长本人的名义，而是请商务印书馆主人撰写序言或缘起，充分说明了张元济对夏瑞芳的尊重。由于同年底，商务和日方合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主人”一词不再合宜，第二年的出版物就不出现这种署名方式了。





现代企业制度的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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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成立时，虽然也进行集资、认股，但难免仍带有家族式作坊的印记。1903年与日本投资人的合资，开启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局面。股东、董事、经理等名称开始出现了。现存《股东会议簿》第一册始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廿六日（1905年3月31日）的股东会议。这次会议记录有“癸卯年十月初一日改为有限公司”（即1903年11月19日）语，此日期即股份制公司之起点。这次会议记录之末，第一次出现四位董事的署名（按，非本人签名，系记录人之笔迹），他们依次是董事兼经理夏瑞芳及董事原亮三郎、董事加藤驹二、董事印锡璋。第一次出现推举董事的记录是同年五月八日的股东会，“公举印锡璋、原亮三郎、夏瑞芳、加藤驹二为本年值年董事，张桂华、田边辉雄为稽查本年账目董事”。由于股东会记录簿开始几年的记录不尽完善，不够规范，历年董事名单、何时推选产生等情况有所缺失，但大部分尚可推得。汪家熔先生在他的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编列一份1903—1909年历年董事会成员表，经仔细核对《股东会议簿》后，发现这个表格不尽完善，甚至有错误。首先，夏瑞芳的职务应为董事兼经理，而不是作者在表格下方所说的“总经理”。1908年及之前每次会议记录后都有董事署名，夏均名列首位，并钤有印章，而后面几位的职务仅为董事，且不钤章。这说明夏既是董事会成员的首席，又兼行政的一把手，在商务居总负责的地位，不同于后面几位。其次，表格称1907年5位董事为“三月廿八日推举”，这是错的。三月廿八日仅是一次董事会议，5位董事只是会议记录后的署名。董事必定在股东年会时由股东们推举产生，他们是不能自己推举自己的。1907年5位董事是四月十一日股东会推举的，会议记录有“丁未年董事及查账董事公决联任”语，据此即可以推得，包括张元济在内的5位董事是1906年推举而联任的，亦即1906年的董事就应该是5人，他们是董事兼经理夏瑞芳、董事原亮一郎、张元济、印有模、山本条太郎，比1905年增出一人，而表格内只写了与1905年相同的4人。可惜1906年推举日期会议簿内并无记载。最后，《股东会议簿》中有一事应存疑，即1908年四月初六日股东会议记录有“议戊申年董事及查账董事，公议照旧蝉联”语。那么1908年的董事应同1907年的5人（亦即1906—1908年三届董事相同，都是5人）。然不知何故，记录末署名仅夏瑞芳、原亮一郎、印锡璋3人。《股东会议簿》看不出减少2人的原因。这是一个存疑的问题。表格的编制人就将此记录末署名的三人定为该年的董事，这或许是误读，或许另有所据而未便注明？由于研读原始资料不够仔细，我在《张元济年谱长编》之1907年“三月廿八日”条中犯了同样的错误，且对1906、1907年董事推荐情况表述得不够明确。综上所述，读者若需引用，还得留心一二。

每年举行一次的股东年会制度那时建立起来了，由董事会推举一人向股东报告上一年营业情况、收支结算、红利分派、重要资金投向等，并推举新一届董事，这是惯例。可惜《股东会议簿》最初几年对报告记录得很简单，直到1909年方始出现报告人姓名夏瑞芳的名字。夏的报告有以下项目：戊申全年销售、开支、盈余数及股息分派方案、上年生意较前年减少的原因、各省设立分馆数及经营情况、分赴江苏等三省张贴广告的情况、提请选举新一届董事。从记录簿可以看出报告和会议记录逐年得到完善和规范的过程。夏瑞芳遇害后，1914—1920年各年均由张元济代表董事会向股东会作报告，他的报告沿用了夏瑞芳开启的格局。





夏瑞芳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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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芳是一位勤劳刻苦、埋头经营的企业家，鲜有政治言论发表，这一点和具有从政经历、有较鲜明政治观点的张元济有所不同。然而有一份史料可以看到夏的政治态度。所见的这份史料题为《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表》，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1906年9月23日郑孝胥等7人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该会以推动清末立宪为宗旨，通过出版书籍、发行报刊，传播宪政思想。发起人中就有商务的陆尔奎。10月6日吸收第一批会员6人，内中有商务人士张元济、高凤谦和馆外编辑夏曾佑。此后陆续入会的商务上层人士有徐珂、夏瑞芳、汪诒年、印有模、李宣龚、陶保霖等多人。夏的职业栏填“候选道”，通信处栏填“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题名录不注明会员入会的年月日，但说明“下表以入会先后为序”。据《郑孝胥日记》，表格内周莲等四人于1907年9月4日入会，排名在夏瑞芳之后，亦即夏入会晚于1906年10月6日，早于1907年9月4日。

加入预备立宪公会，是夏瑞芳的一次政治亮相。可以由此推得他的政治态度，既赞成变革图新，又主张稳健和平，甚而偏于保守。可见夏、张两人的政治态度基本一致。这符合他的社会地位，也与他的工作环境相合。他敬重张元济，张曾积极投身戊戌维新，此时又赞成君主立宪，并一贯主张“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商务又有多位同样受夏尊重的知识分子持有相同主张，这样的工作环境，也势必对夏产生影响。至于有人说，夏、张曾以经济方式支持反清排满活动，那只能是一家之臆测，缺少实质证据。





橡皮股票事件与张元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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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我国刚萌生的现代金融市场，被外国资本以投资橡胶业为饵，实施大规模金融欺诈，造成许多投资人血本无归，损失惨重。企业、钱庄等纷纷倒闭，私人投资者家破人亡。商务因为夏瑞芳用公司资金为正元钱庄调票（按，指钱庄到期庄票不予兑现，以另一份庄票调换），引发极大财政危机。此时张元济在欧洲考察，从信中得知消息，当然很紧张，“为之惊骇不止”。此后，他对整个事件的处理如何？首先，他表示对外示人镇静，做必要收缩，公司有款，分存多家可靠庄行。其次，对于夏瑞芳，他提出“粹翁如驶顺风路船，如饮酒过醉，往往不能自主，殊为危险。从前本公司办事，不能尽按法律，致粹翁屡为外界牵累，公司亦大受影响。以后宜按照法律，及严定办事权限，保全公司，亦正所以保全粹翁也”。1911年某次会议上，张元济的意见表述得较为详细，他说：“公司之助夏君，其最要之义在欲得其为公司尽力。如不能宽其负担，使其无内顾之忧，夏君如何能为公司尽力？然欲宽其负担，使其无内顾之忧，公司之财力又有限，且夏君现尚完全无缺，如何能告众股东特别给与利益？”又说：“夏君去年所为之事，由于冒险之性质，其负众股东之委任，贻公司之损害，固不待言。然商务印书馆十年来能臻此地步，虽有种种之原因，而得力于夏君冒险之性质者亦甚不少。此次虽不能不责其非，然亦宜有以报之。故能筹得一策，使其可以清理债务，仍将来之希望，则既以报夏君往日之劳，仍可得其后日之力，而公司可冀发达，股东亦仍有利益可沾。”他还提出了夏瑞芳清退公司欠款的具体方案。对一位犯了错误的同人，既有批评，又有爱护；既不苛责，又不放任。爱护既出于友谊，更出于公司前途。张元济想方设法，包括和日本投资人多方联系，采用多种措施，既严格归还欠款，又减免利息，加发月薪及应酬费，帮助夏克服低落的情绪，使其积极投入公司业务。这样，商务到1912年初，经济情况才得稍见宽裕。此时张更强调的是从根本的方面，提出今后要按照法律，严定办事章程，限定经理的权限等完全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根本办法，吸取教训，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





夏瑞芳遇害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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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覆亡，商务适时出版《大革命写真画》《伦敦被难记》等多种出版物，编写了《共和国教科书》，正以为在共和时代可以更好为普及教育、开启民智发挥作用，孰料夏瑞芳、张元济等居然被某些暴徒列为暗杀对象。张树年先生有一段回忆：“父亲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搜购古籍，特制一块红底黑字的铁皮招牌，上书‘收买旧书’四字，钉在寓所大门上。果然常有书贾送书求售。父亲傍晚回家翻阅，选定收购之书，写一字条。书贾凭此字条去商务印书馆结账。一天有人送一包书来，父亲不在家，来者留下书就走。父亲归家较晚，第二天早晨又匆匆出门，未及打开此包。及午，那送书人又来，说书不卖了，将书包取回。不数日，巡捕房包探来询问此事。据他说这包书中间挖空，藏有炸弹，送书人回去炸弹自爆，当场毙命，显然有预谋暗杀的嫌疑。”这是他儿时印象中十分深刻、极具恐怖感的一幕。后来在《郑孝胥日记》里找到了此事的确切日期：1913年9月29日，“陈子范自作炸弹，为弹炸毙。”“陈为革命党，造炸弹，欲杀菊生及余，乃自炸毙。”同年8月28日，郑孝胥日记记有：“至印书馆，夏瑞芳示投书者言：党人恶虞洽卿、张菊生及夏等，将加害，可慎出入。”可见，暗杀蓄谋已久。其时，夏正忙于回购日股，为之费尽心力。因为出于民族主义情绪，商务持有日股，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唯一办法就是将日股以十分优惠之价购回。夏亲往日本，经过艰难谈判，至1914年1月6日签订合同，1月10日在《申报》刊登1月31日举行股东特别会的一份通告，称：“现拟改定章程，不收外股，为完全本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就在当晚，夏瑞芳在河南路发行所门前遭凶手狙击，以身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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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1910年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图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

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1月31日举行特别股东会，张元济作关于收回日股的报告。报告最后说：“此项收回日股均系夏总经理苦心经营，乃得达此目的。不意大功告成，本公司可免去同业侵轧最为有力之一题目，朝登广告而夏总经理即于是夕在公司门首遇害。此诚公司最不幸事，想众股东闻之亦必恻然者也。”商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将收集到的亲朋好友、各界人士赠送的挽联、悼文辑成《夏瑞芳先生哀挽录》，排印出版，内有蒋维乔《夏君瑞芳事略》、许国英《追悼会记事》、孟森《夏君瑞芳小传》、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以及诔文五篇、哀辞五篇、祭文十二篇、诗词歌七篇，还有大量挽联、挽幛。《哀挽录》里除了蔡元培《夏君传》内提到一句“特立编译所，延张君元济主其事”外，没有第二处出现张元济的名字，更无他书写的哀悼文字。张元济很重视亲友的丧仪，写过很多祭文、挽联，何以竟对夏瑞芳不着一词？这可能是商务方面有意保护张元济，免其又遭恶势力黑手所采取的措施。

夏瑞芳遇害后，案件最后没有审理清楚。虽处决了两名凶手，但幕后真凶没有被公开揭露和得到应有处罚。商务是一家民营商企，对付强权，无能为力，更不敢深究。对于此层张元济和商务人士心中都很明白。1917年7月10日张元济在日记中记述：“翰翁告知，巡捕房派包探来问，粹方遇害时马夫何在，欲令到堂与被获之周栖云质证，问余如何。余言千万不可告知，只言现在不知去处。此事于粹无益，于粹夫人有损，于公司亦有损。千万不可游移。”这是他的理性、务实的正确做法。

商务董事会1914年5月5日举行第123次董事会议，伍廷芳、郑孝胥、张元济、印有模、高凤池、鲍咸昌出席，决定了夏瑞芳酬恤项目：（一）提去年盈余十分之一为恤款；（二）送丧葬费月三千元；（三）照夏君在日，每月薪二百元、每年花红三千元，送至夏君生龄六十岁为止，至民国二十年；（四）俟伊子将来出洋游学酌给学费。这些酬恤项目表达了包括张元济在内的商务人士对夏的怀念、敬仰和感激之情。

1926年，张元济在60岁时，辞去商务印书馆监理一职，退出了行政领导岗位。其时，商务众多人士出而挽留，夏瑞芳夫人也来信竭诚劝阻。张元济在回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元济与粹翁订交之始，意气相投，即入公司办事。原有五十退休之约。不意早二年粹翁猝遭意外。内忧外患，岌岌堪虞。元济不得不勉为其难，聊尽后死之责。”这是张元济自身唯一可行的对待好友的做法。他1915年起担任经理，与总经理高凤池在办馆宗旨、思维方式和性格等方面不合，很难合作共事，但他还是坚持了12年，隐忍了很多不快，克服了许多困难，使商务这个机构始终保持着高速运转，12年后，他才有机会摆脱行政杂务，集中精力从事他自己最感兴趣的古籍校勘、编辑工作。这是张元济对待亡友开创的未竟的事业，也是他自身热爱的事业的最为理性和行之有效的做法。





题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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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1918年日本堂书店最新实测上海地图中的“商务印书馆”

近年来，研究夏瑞芳的专著和论文逐渐增多，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拜读了赵俊迈《典瑞流芳》（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见夏瑞芳夫人名鲍翠玉（该书第38页）；又读黄嗣《中国出版家·夏瑞芳》（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见夏瑞芳夫人名鲍钰，又名鲍翠玉（该书第11页）。我处见有1926年5月1日夏瑞芳夫人致张元济信复印件，毛笔书写，是否亲笔，抑或他人代书，尚不得知，但内容严肃、语气诚恳，十分感人，最后署名即便他人代书，想亦不致有误。署名是夏鲍金玉。为此，恳请夏瑞芳研究者再作考证，搞清三个名字的来源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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