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10-28 14:58:19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王立

钱锺书在《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谓《史记·货殖列传》曰：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蒙矣。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道出其作《货殖列传》之主旨。

所谓“货殖”，即“滋生资货财利”之商业贸易。那是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重农抑商”一直是历代封建政权的经济政策，而司马迁作为一位史官，关注到了社会经济之于国家发展、百姓生计的重要性，其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资源匮乏了，便无法开采山泽、发展经济。太史公的物质观、经济观，体现了他观照现实、洞察人性的大情怀。

以太史公的卓绝见识，吴越春秋之范蠡是无法绕过的“货殖”大家。范蠡不仅政治谋略过人，而且经商才能卓异，深得太史公喜爱，其事迹记录在《越王勾践世家》与《货殖列传》中。

太史公对范蠡的描写可谓浓墨重彩，极是生动。予我印象最深的是范蠡劝谏越王勾践所说的：“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顺应天道、人道、地道者，方成大事。这是范蠡为人处事、从政经商的立足点，他充满智慧的谋略、高度远见的前瞻、一如既往的理智……无不源于这个中心。

作为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越国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会清醒地提出自己独到的见地，且与文种等尽心辅佐，力挽狂澜，方使卧薪尝胆的勾践得以复国雪耻。而在越国成就霸业之后，范蠡决然请辞，越王勾践自是不准，要与范蠡共治国家，否则“将加诛于子”。范蠡说了六个字：“君行令，臣行意。”他遵从自己的内心，毫不犹豫，在致文种的信中如是写道：“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在越为臣四十余年，若无这般识人术，岂能抛下锦绣江山泛舟而去！事实上，锦绣江山也好，荣华富贵也罢，只是臣子的单向幻想而已，伴君如伴虎，范蠡看透了人心，而文种没有彻悟，果然落得个赐剑而尽的悲剧。

顺应天道、人道、地道者，治国能成就大业，治家亦能致巨富。范蠡浮海出齐，名“鸱夷子皮”，父子戮力治产，很快跻身富豪，齐人慕其贤拜为相，范蠡以为久受尊名乃不祥，便还印散财而去。到了陶邑，范蠡以“朱公”为名，定居经商，又获得巨大财富。对范蠡“富好行其德”之品格，太史公尤为推崇。

在记中，太史公以较大篇幅写了一桩案子：范蠡的次子杀了人，“囚于楚”，他深知杀人偿命乃天经地义，然重金可赎命，便遣少子前往营救，但长子固执请行，并以自杀相胁，范蠡只好遣长子携千金而去。但他心中明白，次子回不来了。果然，长子往楚后，带回了弟弟的棺材，携归的还有送而复还的千金。洞悉人心的范蠡之所以要让少子去楚，乃因少子生在福中，轻财弃财，毫不吝惜，而长子历经艰辛打拼，深知钱财来之不易，不肯轻易放手，结果害死了弟弟。

这个记述决非闲笔，而是大有深意。太史公籍此告诫世人，告诫今天的我们，应该葆有怎样一种金钱观、财富观。

走出《史记》，回到现实。桐邑一地是吴越春秋时期两国边境要塞，当年范蠡护送西施、郑旦入吴，经御儿，过千金乡，到槜李墟，在这条路线上留下了一路的遗迹，一路的传说。槜李墟，即今桐乡市濮院镇，乃“吴越往来孔道”。


范蠡一行寓住在槜李墟百丈河边，西施每天临波妆洗，倾脂水于河，河流转弯处，即名“胭脂汇”。由于奔波劳累，西施的心口病又犯了，食欲不振，随行医护束手无策。范蠡从集市上买了一筐槜李回到寓所，西施一见槜李，心生喜欢，以指甲在果子上轻轻一掐，顿时果汁香溢，舌尖生津，遂双唇一吮，感觉香如醴，甘逾蜜，这琼浆玉液沁入肺腑，令她心情舒畅，胃口大开，一连吃了好多枚槜李。待吃完了一筐槜李后，其病不治而愈。西施、郑旦寓居期间，还向槜李墟的姑娘们学习吴语。吴侬软语，风情万种。

范蠡携西施再次来到槜李墟时，已是越王雄霸吴越，欲图一统中国。其时，范蠡已过花甲之年，依然风姿挺拔，西施已是美少妇，依然倾国倾城。他们隐居在槜李墟百丈河边，开了一爿绸庄，由范蠡设计图案，西施织锦刺绣。天作之合，生意兴隆。范蠡牛刀小试，已露商圣峥嵘。为了躲避越王勾践的缉捕，范蠡很快带着西施远循他乡。然而，范蠡遗传的商圣风范，西施传授的刺绣绝艺，在古镇始终绵延相续。

宋元以降，濮院居民以丝绸为主业，以机为田，以梭为耒。元代，濮氏家族在苏杭嘉湖四郡中间打造了一个万商云集的丝绸交易中心，“濮绸”被誉为“天下第一绸”。明清时期，濮院名列江南五大织造名镇，成为嘉禾一巨镇。而今之濮院，不牧羊、不产毛的江南水乡，居然神奇般地成就了中国毛衫第一市，全球性毛衫产业基地，相继跻身于浙江省时尚小镇，中国特色小镇。无论是古代的濮绸，还是今天的毛衫，都浸润着中国商圣的经商基因、经商品德，故而风生水起，独领风骚。

《史记》中的范蠡令人敬仰，《史记》外的范蠡魅力无限。

人世间成大业者，必顺应天道、人道、地道，智者慧心，缺一不可。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汉太初，采用了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记言、纪事、编年、国别等形式，开创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的体例。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言，《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

1959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史记》点校本。

2007年，中华书局组织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将《史记》作为重中之重，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不仅对底本、通校本、参校本作了复核和补充，还改变了方圆括弧的校勘形式，增加了上千条校勘记；对原标点一一复核，进行修改和统一，以期达到新时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准。

2013年10月，《史记》（修订精装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关注，掀起新的一轮“《史记》热”。

2014年8月，在吸纳读者意见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推出《史记》（修订平装本），以飨读者。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