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9-01 15:19:30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柴雷

为侠立传，太史公是第一人。太史公带着遗憾和悲愤写下这篇文字，将侠直接推到了和王公将相、君子大夫等量齐观的位置，这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超越时代的心胸，因为侠是社会见不得光的一面，是流氓，是乱法者，是没有爵位的布衣，是体制内的那只黑羊，当然，也是传奇。

因此侠一直是受到排挤的：法家对侠和儒一概摈斥，因为法家要实施恐怖统治，他们只喜欢在体制内战战兢兢的顺民，而且越傻越好；儒家也鄙视侠，因为他们要文质彬彬、要君君臣臣，要坚守秩序和礼法；墨家也瞧不起侠。按理说，墨家自己就很有侠的风范。他们风尘仆仆，节衣缩食，为天下止战而不图名利。但他们却比儒家更崇尚组织纪律，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这些都和侠的气质格格不入。侠必须是自由的，一旦侠进入了组织帮派的罗网，他们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秩序，他们也就很难再称为侠。所以金圣叹砍掉了梁山聚义之后的故事，所以金庸要放逐乔峰和令狐冲。
统治者更不会喜欢侠，甚至要痛下杀手，只是在一些非常时刻才会显得宽容一些，因为他们还有更要紧的敌人。比如周亚夫平叛时到了河南，看见地方豪强剧孟没有被吴楚所拉拢就很高兴，同时也认定吴楚必然不能成事，可见这些游侠在地方的权势轻重。但当天下安定的时候，景帝就要立马对他们开刀，以恢复统治者在各个层面的秩序和权威。郭解的父亲就是死在了景帝的父亲文帝手中，将来他自己还会死在景帝的儿子武帝手中。

这真是祖辈三代之间的生死纠葛啊。

但人民群众很喜欢游侠。谁在一生中还没有个轻重缓急呢？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乱世之末流，百姓只能把期望寄托在侠的身上。太史公是见过郭解的，他发现此人长得很矮，样子连普通人都不如，也没什么口才，却引得天下人争相交往，俨然是布衣皇帝的派头。毫无疑问，郭解有着一般人没有的品质：第一便是不徇私，有他姐姐的儿子灌酒被杀他却不怪罪杀人者的故事为证；第二是不自傲，有某人对他箕踞以见他却反为其开脱劳役的故事为证；第三是不居功，有他调节洛阳的纠纷却把功劳悄悄推给本地贤大夫的故事为证。

郭解因此威望日涨，深得人心。但郭解越得人心，他的死期也就越近。毫无疑问，并不是郭解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也并不是他身边的人都是好人，相反甚至是坏人和恶人居多。郭解不必像年轻时一样亲自动手，他的“仰慕者”会替他杀人，而他自己则只需要动动口舌就足够了。可讽刺的是，最终他自己也正是直接死在了这群“仰慕者”的越俎代庖之中。

但郭解的死几乎是必然的。其实郭解和我们今天想象的侠并不完全一样，他更像是一个地方土豪，是体制内规则的另类补充。他本来还是安全的，因为地方长官虽然怕他，但要给他面子，因为他们需要仰仗郭解为自己办自己解决不了和不方便解决的事。但迁徙茂陵的事让他的名字通过大将军的口直达武帝的耳朵，御史大夫公孙弘也记住了这个人，也许正是此时武帝在心里已经动了杀机。因为规则可以有灰色的补充，但决不允许凌驾其上。


文章的一开始太史公便对那些守着仁义终了一世的贤者们发出了质疑。他们的美名和光辉形象流传后世，然而乱世之中芸芸众生的命运却不因此而改善一分；相反却往往是那些不入流的乡曲之侠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解百姓于倒悬。

我们是否可以猜想，当孔子被一帮歹徒围困在陈蔡之地、饿到头晕眼花的时候，他的心里也会在哪怕一瞬间祈祷着某位大侠的从天而降呢？太史公自己的遭遇让他更能体会到普通人面对厄运时的绝望。在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时候，太史公未尝不希望有一个郭解式的游侠为自己挺身而出。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太史公深刻地意识到了统治者的所吹捧的意识形态与底层百姓实际生活的严重脱节。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侯之门仁义存。所谓仁义不过是既得利益者自己美化自己的一套说辞罢了。

侠的形象从太史公的这篇文字开始深入人心，经过千年的发展到了今天仍然令几乎所有人心驰神往。归根结底，现代都市里的普通人在面对飞来横祸时所表现出的无助与绝望同几千年前的古人又有什么分别呢？而更甚的是，我们被拘禁在城市里钢筋水泥交错的网络之中，被灌之以无数的电子毒品和励志神话，我们如同一只蚂蚁般抱着枯枝败叶漂浮在时代的洪流之上，任凭命运裹挟着每个人起起伏伏，一个大浪就可能把我们拍进无底的深渊。


我们盼望着英雄出现，他是可以餐风饮露的人，是可以冯虚御风的人，是可以笑傲波涛的人，是无往不利来去匆匆的人，是可以在尘世中只为自己而活着的人。他就是救世主，是我们生活的希望。而我们的希望竟从来不是自己。

郭解不是这样的人，他和同时代的以及后世的其他游侠一样被吹捧，被神化，最后大都被自己和自己人害死。他们不可能完全放弃世俗和名利，因此他们还不是纯粹的侠。纯粹的侠如同几何学上的点和线，只存在于概念之中。

我们都想活成侠，但却做不到，因为我们终究是有血有肉的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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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汉太初，采用了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记言、纪事、编年、国别等形式，开创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的体例。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言，《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

1959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史记》点校本。

2007年，中华书局组织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将《史记》作为重中之重，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不仅对底本、通校本、参校本作了复核和补充，还改变了方圆括弧的校勘形式，增加了上千条校勘记；对原标点一一复核，进行修改和统一，以期达到新时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准。

2013年10月，《史记》（修订精装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关注，掀起新的一轮“《史记》热”。

2014年8月，在吸纳读者意见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推出《史记》（修订平装本），以飨读者。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