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7-29 13:32:52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钟彦亮

一书之首篇，往往是全书关目之所在。《伯夷列传》既为七十列传之开篇，则太史公必有深意在焉。《伯夷列传》行文若断若续，徘徊往复，引用、议论、疑问多而叙事少，怨悱不平之情，郁勃顿挫之气，充塞其间。初读之下，难以捉摸太史公想表达的东西。这不仅与一般书籍开篇的清晰明了、直指核心不同，甚至与列传中其他传记也大异其趣。那么，太史公想借这篇特殊的传记表达什么？为什么把它放在列传开篇呢？这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本人不揣鄙陋，愿解读一二。

传记没有直接写夷齐的故事，反而先从六经记载的信史谈起。太史公说，尽管做学问的人博览群书，但仍然在六经中考察事实，虽然《诗经》《尚书》有所残缺，但依然能从其中得知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的历史。舜禹在继承大统之前，都要经过各地首领推荐以及几十年的试用，并观察是否有所成就，过程十分艰辛。他们历经磨难，继承政权，造福百姓，自然能被载入史册，为后人所铭记。

但是，尧计划禅让时，舜并非唯一的人选，还有一个叫许由的人，但许由不喜欢利禄，所以不接受并逃跑了。历史上，与许由有着类似德操的，还有卞随、务光、吴太伯等人。太史公又说亲自拜谒过许由的坟墓，那么许由大抵是真实存在过的，孔子曾称赞吴太伯，那么吴太伯也算留名历史。太史公发出他第一个疑问，除此之外，其他人的详细事迹呢？这些人避禄的德操如此之高，为什么历史上对他们的记载如此之少？


太史公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反而从殷末周初伯夷叔齐的故事讲起。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他们兄友弟恭，都不愿意接受君位，于是一起逃跑了。他们听说西伯姬昌敬养老人，就去投奔他。去到之后，姬昌已死，他儿子武王用车载着姬昌的灵牌，号为文王，正东向伐纣。夷齐以仁孝劝谏武王，不成；武王平纣后，建立周朝，夷齐认为武王不仁不孝，以暴易暴，耻食周粟，于是饿死了。太史公又发问，夷齐坚持了他们的德操，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对此怨不怨恨呢？

太史公还是没有回答问题。他接下来把夷齐、颜渊和盗跖对比，认为前者坚持德操，却没有好下场，后者凶狠残暴，却能富贵寿考。难道天道就是这样回报善人的吗？类似的好人不长寿，恶人活千年的事情不胜枚举。太史公又问，这样的天道合理吗？

太史公接下来引用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说明每个人追求不同，有的选择富贵权力，有的选择隐世避禄，有的选择暴戾恣睢，有的选择坚持德操，看上去没有高低之分，都是个人选择，但世道混乱之后，孰高孰低，孰轻孰重，什么更值得我们钦佩，就能显示出来了。太史公感叹，这难道不是因为每个人所看重或看轻的不一样吗？

太史公行文至此，虽然他没有回答任何一个疑问，但其用心已然若隐若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些看重德操的善人，要么像卞随、务光等人，几乎为历史所淹没，要么像夷齐、颜渊，为德操付出了极大代价或受到了所谓天道的捉弄。夷齐、颜渊、吴太伯等人显示出来的德行，被孔子多次谈论，其声名事迹，才不至于如务光等人一般被淹没。但其他有德操的人，未必像夷齐、颜渊那么幸运，能得附夫子之骥尾，留名后世，也未必能全身保命。他们极有可能地位低下，声名不闻，坚持德操和志向，却被天道捉弄，被历史遗忘，没有人谈论过他们，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情感是怨还是不怨，所以这些善人的记载才如此之少呀！

因此，太史公要靠编撰史书，让他们附上史书的骥尾，让他们的名声事迹能流传万世，让历史的褒贬代替天道的奖惩。太史公通过以类相从的方式，不仅记录伟大人物的事迹，更要记录这些闾巷介士的所作所为，关注他们的情感，替他们发声，让他们的声名不至于湮没无闻。这实际上是回答了历史应该铭记谁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七十列传中，多有记岩穴之人、闾巷之士之事迹，太史公尊重他们的操行，感叹他们的命运，抒发他们的情感——这就是《伯夷列传》作为七十列传开篇的重大启示意义，这同样也是《史记》能辉映千年而不朽的原因。

我们的历史应铭记谁？褒扬谁？仪刑谁？正是那些不惧权贵、坚持德操的闾巷介士。这些人，不仅古代有，今天也有很多。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讲的：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第四届伯鸿书香奖·阅读奖征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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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汉太初，采用了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记言、纪事、编年、国别等形式，开创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的体例。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言，《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

1959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史记》点校本。

2007年，中华书局组织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将《史记》作为重中之重，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不仅对底本、通校本、参校本作了复核和补充，还改变了方圆括弧的校勘形式，增加了上千条校勘记；对原标点一一复核，进行修改和统一，以期达到新时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准。

2013年10月，《史记》（修订精装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关注，掀起新的一轮“《史记》热”。

2014年8月，在吸纳读者意见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推出《史记》（修订平装本），以飨读者。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