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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华书局俞国林：古籍编辑冷板凳一坐就是一辈子
发布时间：2017-06-16 22:07:50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臧继贤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0184

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中唯一一名编辑奖颁发给了现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兼学术出版中心主任的俞国林。

自200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俞国林就来到了中华书局做古籍整理方面的编辑工作，时至今日已有16个年头。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在此次编辑奖的推荐中讲道：“俞国林勇于承担重点或烦难项目，已完成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顾颉刚全集》、《全元诗》两项，现承担《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的编辑出版工作。”
除了本职的编辑工作之外，俞国林还用十多年的业余时间整理出版了《吕留良全集》、《吕留良诗笺释》等著作；撰写了《孔尚任〈续古宫词〉考证》《宫词的産生及其流变》《吕留良与吴之振交游述略》《宋云彬旧藏书画本事考》等学术文章，因此他还被称为“学者型编辑”。

俞国林
在被问及如何年纪尚轻就取得这么多成就时，俞国林表示最主要因为对古籍整理工作本身的喜爱，并且愿意投入精力和时间在其中。如无特殊情况，俞国林包括双休日在内的每一天都会来到办公室，工作日更是早出晚归。“只有在喜爱的前提下愿意多投入，没有其他的办法。”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借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的机会专访了俞国林，访谈内容如下。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现在大家总是用功利的目光衡量古籍整理工作？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古籍整理工作会受到影响吗？比如也被要求追求一定的工作效率和产出。
俞国林：现在古籍整理很多都是项目制的，不管是个人的自发要求，还是从上到下的安排大都是如此。如果从学术角度出发的古籍整理项目结果还好一些，比如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以及古委会的项目，都是从学者本身的学术研究角度来考虑的，所以整理的基本质量应该都能有所保证。而从其他角度出发的古籍整理工作就很难保证不出现一些明显的问题。
澎湃新闻：如果某部古籍整理已完成，但还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再次整理的概率有多大？
俞国林：对于重要的古籍，哪怕已有类似的整理本，也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整理。从中华书局的角度来说，如果别人做了点校，我们可能会做校证，学术含量更高一些；如果别人做了校注，当版本和校勘质量还可以提高的情况下，也可以再做整理。
另外也要看书稿的重要程度，有些书稿也不需要整理，有些有一个整理本能用就行。而有些书稿则需要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共同整理，比如像杜甫的诗集，从宋代以来一直都有注本、校勘和整理，源源不断。重要的典籍总是需要一代代人来诠释、注释和整理的，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也要一步步提高。

《顾颉刚全集》
澎湃新闻：促使具体某部古籍整理的动力一般都有哪些？出版会不会为某部古籍的整理带来动力？
俞国林：我们一般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古籍的重要程度，另一种考虑是最基本书的不同整理方法。比如像《论语》《易经》的注本在市面上非常多，很多人都译注、校注和赏析，因为它们属于最基本的典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它们。好书是值得有多个版本的，像李白、杜甫的诗文集都有很多版本，一个出版社也会出好几个类似的版本。
澎湃新闻：现在一部古籍整理著作出版，编辑一般起到的是什么作用？
俞国林：古籍整理的概念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逐渐形成的，这几十年中编辑所做的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的时候，整理者本身就是某一部书或某一个古人的研究专家，整理的质量和内容应该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我国有二千多年的图书编纂学，那一代学者对于文献的编纂和整理以及编纂图书的凡例把握得比较到位。现在的很多整理者对编纂的体例和方式有时不是很明确，书稿做得虽也不错，但在体例和格式上可能有很多细节问题。再者就是电子稿时代会带来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古籍编辑必须要掌握古籍整理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我们称之为“编纂学”。不然的话只根据作者提供的书稿进行校对、排版，编辑一下就出版了，可能和古籍整理的标准会有点距离。编辑还要在编纂的方式和方法上使书稿最终符合古籍本身的规律和基本要求。
可以说现在做古籍编辑更加难了，对编辑提出的要求也更多了。

《全元诗》
澎湃新闻：您刚说到电子稿时代会出现很多问题，都有哪些？
俞国林：一方面，以前手写时是用稿纸，稿纸的字号大小都是统一的，退几格、空几字都是手写在上面，整理者自己也是知道的。一级标题、二级标题、三级标题，正文、注释、校勘记的排布都有一定的规矩，标识得也比较清晰。而现在电子稿时代，有些整理者不知道电脑里如何处理大小字、格式、空行、空格和退字等问题，有时整理内容在文档里一股脑出现，编辑看不清楚，很难理出层级来。所以如果编辑在这方面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将层级理出来，排版出来就会出现正文和注或标题不清楚等情况。
第二方面，文献依据的来源更广泛了。整理者以前要么据原书标点，后来用复印件，实在不行就钞录，再进行整理。现在基本直接输入电脑，再做校订，由于电子数据质量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而覆校原书极有可能出现遗漏，造成同音字、同形字等不同程度的讹误。
第三种情况，古籍整理的书稿一般都用繁体字，而现在很多整理者先用简体字录入，之后再转成繁体，这里面莫名其妙的问题就更多了。因为繁体字、简体字不是一一对应的，也不是点一下“简转繁”就能全部解决的，这其中涉及的文字回溯就需要编辑投入更多的精力。特别是词与词之间的变化很难辨识——字与字之间的变化还比较容易辨识，“前後”的“後”和“皇后”的“后”，即使发生了错误，但我们从语义中容易辨识，修改起来比较容易；但是词与词之间的变化，经常产生莫名其妙的转换，如果不清楚或者没看到的话，就会漏掉。
澎湃新闻：除了您上述所讲的，现今的古籍整理还存在哪些问题或者困难？
俞国林：对于很多书稿来说，寻找合适整理者比较困难。或书稿整理得不到位，是否出版成为了问题，因为不出版挺可惜的，毕竟整理者花了很多时间；或有些书稿校勘记不规范，或只罗列了异同，甚至将一般的异体字也作为校勘内容，这就需要编辑逐条梳理，有的需要我们把校勘记全部重写。这已经超出了编辑本身的工作范围，会让书稿的编辑时间延长。
现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高校、地方政府、科研机构或者个人也都希望书稿能够早点出版。这个行当有句话：“时间和质量是成正比的”，编辑投入更多的时间，书稿质量可能就更好；编辑投入的时间少，有可能无法保证最后书稿质量能有多好。
但现在整个的风气是这样的，编辑也很无奈，有时候迫于各方面的要求，我们想多做一些时间可能条件也不允许，所以目前在时间投入上算是有比较大的困难。有的编辑也经常说，书稿要能再看一遍或两遍就好了。有时候作者方也要求早点出版，可能涉及自身的需要。
还有就是，这个时代一切都是以效益考核的，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图书销售的数量却远比一般图书少，所以取得的效益回报和投入的时间来说是成反比的。
现在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确比较辛苦，做这种工作的人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才能坚持得住，否则很难坚持。

《吕留良全集》
澎湃新闻：那现在年轻编辑的培养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俞国林：中华书局这几年招的年轻人还不错，都是相关专业出身的。至少对古籍整理和中华书局编辑情况的了解程度比较好，对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是有一定情怀的。
培养一个优秀的古籍整理编辑如果没有10年是不行的。但如果编辑从业10年，还没什么收入保障的话，也很难坚持得下去。目前给年轻人的待遇虽然还不能令人满意，但这两年中华书局也在探索，古籍部门如何进行相应的考核，让年轻的古籍编辑在收入上有一定的保障。所以说，整体上还好。
澎湃新闻：和您现在取得的成绩相比，在古籍编辑行列里，您也算比较年轻的，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之前也有报道讲到您刚工作的时候劲头很足的，您是怎样把这种劲头保持下来的？
俞国林：对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我到中华书局工作的时候刚本科毕业，年纪轻，所以最初的生活压力也小一点。我当时心里怀有一个念头：像前人一样先做五年学徒工再说，因为学徒工本来是没有收入的，只管食宿。所以，心态比较好，刚开始的五年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
还有一点就是工作不能靠上班的那一小会儿，那点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我在中华书局每天的工作时间，门卫最清楚，来得比较早，走得也比较晚，周末基本上也都在，所以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肯定是要超出寻常的。但是因为喜好这份工作，所以我的生活一切都是以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为主的。所以喜好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愿意多投入，再没有其他的办法。

《吕留良诗笺释》
澎湃新闻：有评论将您称为“学者型编辑”，您也有自己的著作，那您在做编辑当中有没有想过换一条路走，比如去高校？
俞国林：换一条路好啊。哈哈。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古籍整理工作应该是最为熟悉了，可以说做得得心应手；如果去高校，那里的工作是以教学和科研为主，而我们的工作以出版为主，性质差别很大。
澎湃新闻：您觉得要做一个优秀的古籍编辑还需要怎样的基本素养？
俞国林：要有文献的基本知识，这是前提。还有就是要有钻研的精神，其实古籍整理还不是想学就学得会的，还真是挺难的。其中涉及古籍的编纂方式，因为不同的书编纂方式不同，所以需要看很多的书。因为古籍的整理方式不同，编纂方式也不同，凡例、版式也不一样。
还有就是需要真正的喜爱和坚持。做古籍整理很累的，不是谁都能坚持下来的。有人说“板凳一坐十年冷”，但对于古籍整理编辑而言，要做到“板凳一坐，一辈子冷”的气概方可。好在现在大环境对传统文化还是比较重视的，古籍整理也是其中的一方面。
澎湃新闻：那学校或者地方的古籍整理工作者有没有请中华书局的编辑去做培训，用你们的编辑经验去帮助他们进行古籍整理工作？
俞国林：现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委托新闻出版研究院制定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里有“古籍整理出版规范”的栏目，每年大概有一到两次的培训，不过针对的都是出版社、学报、各杂志社的编辑。当然，高校与整理者和我们有重要项目合作的时候，我们会在整理之前就互相探讨体例、格式和整理出版的方式，那样就不会造成整理结果出来后才发现不合适、要推倒重来的情况，否则要浪费很多时间。我们将这种做法称之为“编辑提前介入”，这也是老编辑经过多少年的实践总结出的经验。我们的编辑也有到高校去做讲座的，讲座形式的交流，所讲的内容也比较宽泛，不能非常细致，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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