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8-04 15:17:30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吴葆勤 聂溦萌

2026年7月25日，由中华书局主办的“从《三国志》校勘工作看《晋书》修订成果”主题活动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顺利举行。《三国志》修订负责人、凤凰出版社社长吴葆勤先生受邀作为主讲嘉宾，结合《三国志》修订中的实际工作经验，深度解读了《晋书》修订本的整理亮点与学术意义。活动后，点校本《晋书》修订主持人聂溦萌老师读吴葆勤先生讲稿并对其中一些问题做出了回应。

现将吴葆勤先生的讲稿全文以及聂溦萌老师的回应发布如下，以飨读者。

吴葆勤先生讲稿

尊敬的中国出版集团及中华书局领导，诸位同道，读者朋友：

上午好。

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推出了最新修订版，作为《三国志》修订负责人，我由衷地感到欣喜。感谢二十四史修订办胡珂主任，给了我先睹为快的机会。今天有幸作为嘉宾，谈谈两部正史的修订，对我来说，有三点特殊意义。第一，作为从事出版工作近三十年的老编辑，能够在美丽的杭州，与古籍出版经验极其丰富的书局同行有如此近的交流，实在难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幸何如之！第二，聂溦萌、罗新两位老师点校本《晋书》修订版的问世，给了我很大压力，甚至夜不能寐，三国统一于晋，《晋书》修订本反而在《三国志》之前推出，让我怎能不焦虑？即便如此，事情总要往好的方向看，《晋书》修订本无疑又增添了我不断学习的新样本，今天的活动，我更愿意看作是向修订组的各位老师，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第三，宋真宗咸平年间，北宋朝廷下诏校刊《三国志》和《晋书》，不久之后，两部正史就有了官方钦定的标准文本。2026年《晋书》又推出了最新修订版，惭愧的是，《三国志》修订完稿尚需时日，面对广大读者的热切期盼，我也借此机会，报告一下修订工作的艰辛。当然，再大的困难，也不是延宕时日的借口，这又是我要向各位表示歉意的。以上三层意思，全部包含在胡主任拟定的题目里：从《三国志》校勘工作看《晋书》的修订成果。讲的不当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作为《三国志》的修订者，如何看待《晋书》的修订成果，我最关心的问题有二：一是《晋书》的修订，怎么选择底本、通校本、参校本，因为《晋书》的版本众多，其间关系复杂，与《三国志》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三国志》修订底本的选择，着实经历了不少波折，即使到现在仍时有困扰。二是《晋书》校勘的尺度如何把握，什么情况改字，什么情况出校，校勘记写到什么程度，不仅在二十四史修订中无法回避，作为古籍整理与出版的从业者，也会时刻面对这些问题。

先谈版本问题。传世古籍只要不是孤本，选择合适的底本就是整理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环节。甚至可以说，底本选择得当，整理工作事半功倍；反之，则可能多走弯路。翻开黄永年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论》，紧接着“前言”、“绪论”的就是“底本”，黄先生说，“底本选用的确当与否对古籍整理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可见，选择好的底本是前辈学者通过无数具体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晋书》宋元明清各本一应俱全，同一版本有的还有多个印次，如何判断优劣，进而如何遴选，首要工作就是构建版本谱系，这是近现代中西方校勘学研究的共识。因此，如何看待点校本《晋书》的修订成果，并不是简单地统计新版比旧版改了多少字，增加了多少条校勘记，调整了多少处标点，当然这些数据也很重要，我认为观察的起点首先看修订者对《晋书》传世版本的研究是否有超越前人的新突破，是否达到了时代的新高度。

这个月的七月四日，胡珂主任在微信上问我对《晋书》有没有研究，我说“研究”肯定是没有的，但她让我从《三国志》校勘工作谈谈《晋书》的修订成果，我倒是硬着头皮答应了，我觉得这是倒逼着我“补课”的好机会。在重新学习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的《晋书》部分，进而研读聂溦萌老师《〈晋书〉版本演化考》和《〈晋书〉两种宋刻二十七字本的考察》两篇长文之后，我再读《点校本晋书修订前言》第五节谈如何确定底本、通校本、参校本的论述，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聂老师对《晋书》版本谱系的描述堪称专书版本学研究的典范，是在尾崎康先生研究基础上的重大突破。修订工作建立在科学而严谨的版本研究基石之上，即使将来还要再作修改，那也只是在个别文字或校勘记上略做调整，但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目前校勘所采用的版本架构则安如磐石。

（一）把《晋书》版本分为“宋元本类”和“明清本类”，决定了修订工作选择底本的方向。尾崎康先生把南宋前期建刊十四行二十七字本（简称“蒋本”，百衲本的底本）、元代覆刻南宋中期建刊十行十九字本（简称“覆宋本”）、元大德九路儒学刊十行二十二字本（简称“九路本”）归为一类，把元代浙刊十行二十字本、明南北监本、殿本归为另一类。这是在有限的版本条件下，对百衲本跋语中提到的文本比较得出的结论。聂老师对此高度评价，但她并不满足于此，选择了4种宋本、3种元本、6种明本、2种清本，全面校勘《晋书》卷四和卷七十八，得到异文300条，确定“宋元本类”整体胜过“明清本类”，为放弃1974年版点校本以清金陵书局本为底本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依据。科学最大的魅力在于能将经验和感觉翻译成可验证可复现的资料，把校勘重心放在宋元本上，是当前历史条件下通过重要版本全覆盖得到的不易之论，也是修订本《晋书》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现存南宋前期建刊十四行小字本《晋书》（图1：三种南宋前期小字本《晋书》），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两部是二十七字本，一为杨氏海源阁旧藏，《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二为蒋氏衍芬草堂旧藏，百衲本影印。聂老师发现两本并非过去认为的同板，蒋本为杨本的覆刻本，异文主要表现在异体字、正俗字。两部书部分叶面被调换，因而藏印混淆。这个石破天惊的发现，把蒋本从底本选项中排除。百衲本在影印蒋本的时候，又根据他本补正其讹夺，已非宋本旧貌（图2：百衲本《晋书》补字例）。另一部原为丁丙八千卷楼旧藏，现藏南京图书馆的十四行二十五字本又不及杨本完整，因此，《晋书》以杨本为修订底本合情合理。

顺带提一下，与南宋前期小字本《晋书》平行的是《三国志》十四行二十五字单刻本《吴书》，原为黄丕烈旧藏，后归日本静嘉堂文库，与十四行本《晋书》一样，都带有北宋监本小字本的痕迹。（图3：《吴书》单刻本与南京图书馆藏《晋书》）王献唐《宋椠三国志著录订误》（1936年）指出：“当时监刻史籍，类有三本：一为大字，半叶九行，行十九字；一为中字，半叶十行，行十九字；一为小字，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五六字不等。……大字本工料价高，中字者次之，小字者又次之，得使官民量力印置，藉广流通也。”宋室南渡，官版无存，要重刻北宋监本，只能从民间征集，现存《三国志》《晋书》南宋前期刊本均为小字本，或许反映了北宋监本小字本流通于民间的情形。


《晋书》版本的分类同样适用于《三国志》。以唐宋类书引文作参照系，“宋元本类”比“明清本类”更接近原貌。1959年版点校本《三国志》没有交待工作底本，取百衲本、殿本、金陵书局活字本和江南书局本“互相勘对，择善而从”，但其工作底本是金陵书局活字本则显而易见，点校本独有的异文，乃至讹误，往往在金陵书局活字本中找到源头，比如：

例一：汉朝委质，既愿礼禅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将有主。（《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73页）“礼禅”，金陵书局活字本同。其余各本作“禅礼”。

例二：至于后嗣顚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董二袁刘传》/ 217页）“蹙”，金陵书局活字本同。其余各本作“蹷”。

例三：数与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曹爽传》/ 285页）“饮”，金陵书局活字本同。其余各本作“纵”。

“择善而从”的校勘理念，也值得讨论。古籍整理的目的一是便于今人阅读，二是尽可能恢复文本原貌，是求客观的真而不是求主观的“善”。“择善而从”弄不好，就成为后人臆改古书的理由。李白《静夜思》宋本作“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明清人以为不够“善”，改成了今天通行本的样子。改得“善”不“善”不好说，不“真”是肯定的。《三国志·黄权传》：“崇屡劝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瞻犹与未纳，崇至于流涕。”南宋绍熙本、元大德本的“犹与”，明修三朝本、西爽堂本、南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殿本、金陵书局活字本、江南书局本改成了“犹豫”。意思不错，但非原貌。不仅如此，甚至连照搬《三国志》的宋郑樵《通志》也同步修改，元刊本《通志》卷一一八作“犹与”，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本《通志》改成了“犹豫”。

以宋元本为重，并非单纯的“佞宋”，而是北宋监本直承古写本，宋室南渡，存于国子监的书版散尽，要快速重刻只能根据北宋本，而元代刻书又只能根据南宋本，比如元大德本《三国志》明显以南宋绍熙本为底本。重刻时改动行款，牵就当时的用字习惯，走样变形、误刻误改不可避免，但大体尚存宋本旧貌。明清本则完全不同，其底本要么经过多次修补几乎没有宋元版书叶，要么就是明代官刻本。宋元本《三国志》和唐宋类书，诸如《群书治要》《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的异文表现的是写本的流动性，而明清本与宋元本异文，则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聂老师在《〈晋书〉版本演化考》中指出，“各宋元本之误多是简单的形讹或脱衍，且诸本同误的情况较少，它们的错误通过彼此对校大多可以修正；而明清各本，在自身独有的讹误外，还有不少共通的讹变和臆改，在此类版本内部难以校正。因此，《晋书》的版本校勘应以宋元本为主。”这段表述同样适用于《三国志》。

《三国志》修订以百衲本为底本，是不得已的选择。除了南宋前期《吴书》单刻本二十卷，还有仅存《魏志》的绍兴本，此本为南宋公文纸印本，背面文书均是南宋乾道、淳熙间平江府的官牍，即使版刻年代这么早的本子，有些修版也错得离谱（图4：绍兴本《魏志》错版复原图）。至于两种绍熙本，错字都不少，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缺前三卷，完整度略好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海源阁旧藏本。百衲本影印日藏本，缺卷配绍兴本，为了和殿本争胜，改掉了明显的错字，但又误改了一些原本不错的字，甚至凭空造出宋版书叶和相应的校勘记（图5：百衲本补刻叶），直到2016年7月7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公布了绍熙本原图，很多疑问才算有了答案。以百衲本为底本，方便之处是可以少改一些错字，省去不必要的校勘记；麻烦之处是需要比对绍熙本，看看究竟改了什么，误改的还要恢复。


如果以元刻本为底本，问题更大。现存两种较完整的元大德十年池州路儒学刊本，均藏在台北，一种为刘承幹嘉业堂旧藏，存六十一卷，缺卷以宋刻元修衢州本补配。尾崎康先生命名为F-1，认为是原版。有民国十七年摹刻本，称“景宋本”，知名度和利用率很高。另一种六十五卷俱全，命名为F-2，认为修补至明初。通过反复比较，我们发现刘承幹旧藏的F-1本反而经过明代大规模修补，改掉了F-2本大多数离谱的低级错误。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元大德本残卷，与嘉业堂旧藏本同版。这样看，两种不同印次的元刊本，一个错误极多，一个经过明代大修，都不适合作底本。（图6：元大德本初印后印之比较）


（二）把元代浙刊十行二十字本《晋书》确定为“明清本类”的源头，简化了参校本体系，提高了修订效率。聂老师认为，“明清诸本皆可溯源至元二十字本，因元二十字本长期刷印，屡次修版，造成明清诸本的文本关系较为复杂”，“嘉靖以前者称为元二十字本，万历以后者称南监本”，“南监本文字对明清时期的各种《晋书》版本影响至深。众多私家刊本，尽管或有声称据宋本刊刻者，实际上文字依然更接近南监本。”由于厘清了明清本的谱系，《晋书》修订以局本为通校本，既吸收了清代校勘学的成果，也无缝衔接了1974年版。参校本取丁本、池州本、宋十九字本、覆宋本、九路本，囊括了最重要的宋元本，明清本则只取南监本、汲本和殿本，既照顾到了版本的代表性，又不至于叠床架屋。

从《三国志》的校勘看《晋书》的修订，马上就会联想到两书的版本谱系几乎平行。《晋书》从“宋元本类”转成“明清本类”的分水岭在元代浙刊十行二十字本，《三国志》从“宋元本类”转成“明清本类”则为宋刻元明递修本，其源头为南宋浙江衢州州学刊刻的十行十九字本，有“右修职郎衢州录事参军蔡宙校正兼监镂板”的题记。此本历经宋元明补版，传世本极多，俗称“三朝本”，前人校记中或称元本，或称南监本，叫法不一，极易与真正的元本和南监本相乱。三朝本是书籍史上的奇迹，自南宋前期刊刻，修修补补用到明代万历二十四年，产品生命周期逾四百余年，和《晋书》的元代浙刊十行二十字本一样，补版错误已经到了所有人都不堪忍受的程度，万历二十四年南京国子监冯梦祯不得不据此校刊重刻。（图7：元明修补三朝本比较）


看三朝本作为两个版本系统分水岭的例子，《李恢传》“李恢字德昂，建宁俞元人也。仕郡督邮”，南宋绍熙本、元大德本的“仕”，明修三朝本、西爽堂本、南北监本、汲本、清殿本、金陵书局活字本、江南书局本改成了“任”。再看三朝本越修补越糟糕的例子：《黄权传》“会艾长驱而前，瞻却战至绵竹，崇帅厉军士，期于必死，临陈见杀”，三朝本嘉靖十年修补本还是“帅厉”，到了嘉靖三十八年监生蒋贤修补之后，就错成了“师厉”。

版本谱系像一把标尺，可以衡量不明来源抄补的书页年代。比如海源阁旧藏绍熙本《三国志》，前人认为该本所缺卷叶补配的是影宋钞本，但放在版本谱系中，清清楚楚地看出是根据殿本钞补。（图8：绍熙本补叶抄自殿本的证据）。再比如号称“明景北宋本”的西爽堂本，比较一下就知道出自三朝本。毛晋汲古阁本号称据宋本刊刻，其讹误往往又袭自西爽堂本。叶德辉《书林清话》“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指出：“然其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实。荛圃尝曰：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校，反多肊改，殊为恨事。”聂老师《〈晋书〉版本演化考》说，“号称据宋本刊刻而文本却又不似已知诸宋本的明代刻本还有汲古阁本”，“所谓据宋本刊刻，不过是明代人在热衷宋本的风潮下无意或有意的误导而已”，可谓一语中的。


修订本《晋书》校勘记的撰写，很值得借鉴。修订本以宋本系统中的杨本为底本，使长期淹没于明清本系统中、隐而不显的异文得以披露，给了我们重新审视并思考历史细节的可能。比如：

《宣帝纪》：“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帝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

“此其欲自结之时也”旧版不校，修订本增加校勘记：

“欲”，原作“所”，据丁本、覆宋本、九路本、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及《册府》卷四五、《通志》卷一〇改。

“所自结”是杨本独有的异文，可疑度高，改字出校，理所当然。即使不改，也要出异文校。校记为从不同角度讨论文本提供了信息。从语感讲，“此其所自结之时也”比“此其欲自结之时也”要别扭，但“所”“欲”字形差别较大，形近而讹的概率不高，那么作“所”能不能读通呢？《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裴松之注引《魏略》：“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可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继承曹操丞相职务和魏王爵位之前，孙权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自结”行为，而“欲”表达的是愿望，与既成事实似乎并不完全契合。从语法看，“所”是经常置于及物动词之前的代词，使动词乃至整个谓语或句子变为定语来修饰名词。“自结”作不及物动词居多，但作及物动词并非没有用例，比如《法正传》“松于荆州见曹公还，劝璋绝曹公而自结先主”，《孙乾传》“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结袁绍”。考虑到“所”“欲”出现在不同的宋本《晋书》，难以遽断是非，也不宜是此非彼，只能说可能两通的异文为解读历史细节提供了另一种值得留意的路径。类似的例子在《三国志》中同样存在，比如《刘封传》：

〔孟〕达既惧罪，又忿恚〔刘〕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

“遂表辞先主”是南宋绍熙本的文字，元大德本以下并作“遂发表辞先主”，前辈学者依从宋本，没有在意“发”字是否可取。检宋刊本和明抄本《册府元龟》均作“发表”，可以推断宋人所据底本或有“发”字。“表”和“发表”有不同的内涵，“发表”更像公开信，孟达选择“发表”，意味着和刘备公开决裂，再无君臣情分，符合其反复无常又易冲动的性格，让历史细节更加生动。“发表”在书中屡见，如《崔琰传》：“后太祖为魏王，〔杨〕训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谓〔崔〕琰为失所举。”又如《华覈传》：“蜀为魏所并，覈诣宫门发表曰……”

修订本《晋书》校勘记为观察《三国志》的版刻用字提供了佐证，也为俗文字的研究贡献了可资参考的案例：

《宣帝纪》：量生颍川太守儁，字元异。

“儁”，局本作“雋”，1974年版《晋书》虽以局本为工作底本，但本着“择善而从”的原则，据宋本（即百衲本）径改作“儁”。修订本以杨本为底本，杨本作“儁”，但通校本有异文则出校，故补撰校记如下：

“儁”，覆宋本、汲本、局本作“雋”。按，《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司马朗传》裴注引司马彪《序传》、《御览》卷九五引《晋书》作“儁”。

校记除了指出宋本系统的十行十九字（覆宋本的祖本）和明清本作“雋”的异文，还引证《三国志》裴注，说明“儁”为正字。《说文》“雋，肥肉也”，引申出隽永、隽美之义；《广韵》“儁”同“俊”，“智过千人曰儁”。“俊异”组词，指杰出异常之人。《宋书·颜延之传》：“黄门郎殷景仁亦谓之曰：‘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雅。’”司马儁字元异，“儁”“异”名字相应，旧版径改无可厚非，但修订版校记提供异文和旁证，是谨慎而又稳健的做法。“雋”“儁”在南宋至明代版刻用字中混而不分，已经超出正误之别，“雋”可以视为“儁”的俗体，校记印证了两字义异形同是这一时段社会用字的实态。《三国志·杜畿传》注引《傅子》“恢子丰交结英儁”，南宋绍熙本、明万历十年修补的三朝本作“雋”，元大德本、西爽堂本作“儁”。《秦宓传》“率多英雋而遗旧齿”，南宋绍熙本作“儁”，元大德本以下诸本作“雋”。混用随意，可见一斑。

修订本《晋书》校勘记的撰写为古籍整理如何合理使用旁证提供了示范。比如《宣帝纪》载司马懿破孟达事：

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

1974年版点校本《晋书》在“为木栅以自固”下出校：“何超《晋书音义》‘木栅’作‘水栅’。”

修订本则在原校记基础上作了补充：

“木栅”，本卷《音义》、《通典》卷一五四作“水栅”。按，《御览》卷九五引《晋书》作“木栅”。

《太平御览》相关引文其实有两条，除了校记指出的卷九五引《晋书》“达于城外为木栅自固”，还有卷二九三引《通典》“达于城外为水栅以自固”，此条材料校记不取，因为其文字与前引《通典》并无二致。（图9：校勘记选择书证举例）同样，元刊本《通志》卷十照抄《晋书》，也作“木栅”，校勘记同样不取。修订本使用旁证本着极简主义的原则，厘清材料间的逻辑关系，取舍有度，以说清问题为目的，而非追求“多多益善”式地堆料，这样的校勘记书写方式，在文献检索如此便捷，海量文献唾手可得的今天，尤其值得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借鉴。


限于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么多，其实，在校勘过程中，除了史书自身的版本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校勘之外，对前人成果的重新梳理与审查，对旁证材料涉及到的版本进行比对，以及校订因不明典章制度、历史地理沿革而出现的问题句读，都需要逐一考证。古籍整理不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却要综合多个学科的知识才能保证不出大错，修订本《晋书》的成功毫无疑问地印证了这一点。


很感谢吴葆勤先生在百忙之中审正点评《晋书》修订本，我很抱歉未能当面向吴先生请教。吴先生在研究、整理和出版方面都有深厚的经验，能对我们的工作有所肯定，我感到非常荣幸。
吴先生对《晋书》版本关系以及版本校勘实践的总结，提纲挈领，其实比我自己脑中的思路还要清晰，我们的很多做法是在面对大量具体工作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吴先生的点评也很有助于我自己总结经验。
还让我很有收获的是吴先生谈到了《三国志》的版本情况。根据尾崎康先生对各史宋元版本的解题，《三国志》的版本情况和《晋书》比较接近。但是我在做《晋书》各版本文本关系的研究时，只是以《晋书》本身的版本校为证据，没有能够关注其他史书的版本校勘证据。现在从吴先生这里得知《三国志》版本的文本关系也与《晋书》有诸多相近之处，我想这首先是让我们双方都更加安心的消息，因为这种相近本身是合理的，也印证我们各自的版本校工作准确可信。其次这也意味着进一步的学术课题：正史版本的研究应该综合各史，甚至将视野扩展到各史之外，和《册府》《通志》这样有密切文本源流关系的文献进行联系。
重视多史丛刊、把单一的某史某版还原到一个丛刊体系中进行定位，我认为是尾崎康先生正史版本研究能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方法。他的研究偏重于年代鉴定和刊刻原委考察，对版本校勘方面涉及的很少，而对于读史书以及做历史研究来说，版本校勘是更加重要的方面。吴先生指出的《三国志》和《晋书》版本谱系几乎平行的现象，再次提醒我们可以在校勘方面综合多种正史进行研究。
吴先生讲稿中还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是“以宋元本为重，并非单纯的‘佞宋’”。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向外审专家、向书局编辑部，包括现在向读者宣讲《晋书》的校勘要以宋元版本为主，当面对异文时首先要想的不是明清版本、不是局本或点校本的文字合不合理，而是修订底本或其他宋元版本的文字合不合理。所以我也经常觉得自己好像是个“佞宋派”。
不过我想强调，这样的提倡是从《晋书》或《三国志》本身的文字流传情况出发的，它们的各种版本文字随着时代递变，明清版本没有其他很早的祖本。古籍整理中如何对待不同版本，没有绝对的原则，没有永远的佞宋或者不佞宋，还是要根据被整理典籍的实际情况。
关于校勘记撰写，吴先生讲的第一个例子“欲”“所”异文，我自己当时模糊的感觉是“所自结”有可能读通，但我很不确定，我也没有吴先生这样好的古汉语语法分析的功底，拿不出证据来说明“所自结”何以可通。我想，保险起见，更容易被广大读者接受的文字是“此其欲自结之时也”，版本和他校方面的支持也算充分，所以还是改从“欲”字并出校。
其实校勘记中，如果宋元版本的证据够多，多数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再列《册府》《通志》，因为我们在校勘工作中比较倾向于把这两部书作为宋元版本校的补充，而不是作为他校。但这条校记还是列入了《册府》《通志》，确实是因为当时对这条异文比较犹豫。从这个例子我也想到，其实即便到现在，我们对史书文本的习惯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明代人塑造的，他们给后人提供了“过于通顺”的文本，越是重要的、流行广泛的文献越是如此。
吴先生提到校勘记撰写时应对书证有所取舍，的确也是我们撰写过程中的考虑。一是现在检索古代文献更便捷了，二是细究起来，书证和书证之间的关系并不全都是等距的。我们会首先区分一个异文的主要差异是在于哪一层面，然后根据重点的层面来对书证作必要的筛选。
“木栅”一例，《通志》和《晋书》的关系明显比其他几种书证近的多，不在同一个层面了，所以不取。如果是多个层面兼而有之，我们撰写校勘记时会尽量分开不同层面表述。这是我们尽量追求达到的目标，但是在数量众多的校勘记里，肯定也有不少书证还存在取舍不够得当、层次分梳不够清晰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另外，以上这些原则是适用于我们认为异文都可能正确、都有价值的情况。如果我们比较有信心认为当以其中某字为是，那么对于我们认为有误的文字，就不会列入校勘记。

内容简介

《晋书》是唐房玄龄等监修，令狐德棻、敬播等史官共同修撰的纪传体正史。全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西晋和东晋的兴亡，以及约与东晋同时的北方及蜀地十六国各政权的历史。

作者简介

【原点校者】

吴则虞（1913—1977），字藕庼，安徽泾县人，文献学家、词学家。历任重庆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教授等职，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著述宏富，主要有《晏子春秋集释》《白虎通疏证》《清真词》《晋会要》等。

唐长孺（1911—1994），江苏吴江人，武汉大学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工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的点校整理工作。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山居存稿》《魏晋南北朝史三论》等著作，集结为《唐长孺文集》，并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等。

【修订主持人】

聂溦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历史文献学。著有《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合编《版本源流与正史校勘》，在《中国史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民族史，代表作有《内亚渊源：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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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书取材广博，体例完备，设立“载记”以叙十六国，整齐诸志以通典制，系统保存了两晋时期核心史料。

3. 集合学界近五十余年研究成果，《晋书》原点校本全新修订升级。

4. 首印精装本10000套，每套均有惟一收藏纪念编号，附赠藏书票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