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3-09 14:07:17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戴海斌

《故宫退食录》是文博大家、故宫博物院原研究员朱家溍先生凝结六十年文物研究心得的大著作。“退食”出自《诗经·召南·羔羊》中“退食自公”一语，原意减膳以示节俭，谓操守廉洁，引申为官员退朝后家居休憩，有公务之余的闲暇。与作者有“总角之交”的王世襄在“序言”中说：“因为这些随笔性的文章是多年来在故宫‘退食之暇’写的，更因为书中涉及的门类很多，如书法、名画、碑帖、珐琅彩瓷器、掐丝珐琅、铜胎画珐琅、漆器木器、国书、古砚、古建筑、明清室内装修陈设、园冶、明清历史、戏曲史、饮食等等，所以无法根据文章内容来取书名，故而只有用这样一个名称才合适。”

《故宫退食录》自（北京出版社1999年初版）问世以来便以其精深的考据、广博的视野与雅趣的文笔，深受读者喜爱，多次再版重印。2025年11月，中华书局推出增补本，在旧版基础上扩充、修订，新增补遗一册，由作者之女朱传荣女士搜集、整理未刊文章130篇，计四十万字，仍照原书分为四类：文物研究、书的评价、史事杂谈、戏曲影视。（见朱传荣《编后记》）全书总字数达到120万字，另选配插图170幅，精装彩印，堪称一次“集大成式”的升级，让这一著作成为一部立体的“故宫文化百科全书”。（李扬：《文博泰斗六十载心血凝萃，〈故宫退食录〉增补本焕新面世》）

因为研究需要，我很早读过旧版《故宫退食录》，与读邓云乡著作的感觉类似，对朱先生厚积薄发、触类旁通，乃为“大杂家”的学养与风范至为佩服，也很同意“豆瓣”上一些学友的评价：“这朱家溍先生也应和王世襄一样，涉猎的东西很广，只要觉得好玩的都研究一番，日积月累，成为专家。又再证明，常言‘玩物丧志’是错的，应是‘玩物长知’才对”（“江海寄余生”语），“两位通过深厚的兴趣与持续的努力，摸着的已经是中国文化的根脉，因此才能够一通百通，多专多能。也因此让人敬佩他们的学问与成就。不知在如今这社会，是否还能有这样的大杂家出现？”（“坚定躺平的锡兵”语）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我从本书《清代外官生活方式》《慈禧听政为什么要“垂帘”》《禀报的规矩》《清代礼俗杂谈》《研究清代宫史的一点体会》等文篇获益很多，而读之最觉 “神旺”的部分，是朱先生为溥仪著《我的前半生》、德龄著《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清宫二年记》、容龄著《清宫琐记》等书，以及《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倾国倾城》《谭嗣同》等历史影片一一“订正史实”的几篇宏文。今见增补本，重新翻阅一过，读至会心处，依旧意趣盎然，为之击节不已。

朱家溍检查《我的前半生》中“从宣统元年到民国13年溥仪出宫”的三章内容，总共挑出十六处主要错误，“或属于作者听来的讹传，或属于作者对于历史遗留的事务有误解，也有的是注释中有错误，因而使所述失实”（下册，453页），又指出“《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实质是小说”，前者有三分之二的内容“纯属虚构”，后者“错误也不少，有些属于传闻之误，有些是她们自己对于事物的误解或错记”。（下册，464-465页）比如旧说多谓“李莲英能够左右西太后，并调唆西太后与光绪之间不和，甚至遇事刁难光绪”，如德龄即声称“光绪与李莲英互相怀疑”，朱先生指出“这些不是德龄创造的，而是她听说别人说的，过去有笔记或野史也有过这类记载”（下册，479-480页）。他引据徐文璘（故宫博物院技师，光绪年间当过钟表处的柏唐阿[指各衙门部院管事无品级、随营听用之人]）、溥儒（恭亲王奕䜣之孙）、阿拉坦瓦齐尔郡王（光绪年间御前大臣颜诺谟祜亲王之孙）三人关于李莲英的说法，认为“彼此没有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补充”，进而分析如下：

当时西太后已是老年人，而皇帝才三十多岁，谁都会估计太后会比皇帝先死，李莲英对此也不会有什么反常的估计，只有向太后和皇帝两面讨好，对于李莲英来说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策略，他也确是具备这种条件和本领的。相反，那种说李莲英故意刁难光绪以及调唆西太后整治光绪等等说法都是不合逻辑的。且两宫不和，是事物本质决定的，李莲英起不了那样大的作用。（下册，481-482页）


又如电影《谭嗣同》中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一幕，有翁同龢在场，且二人互有台词，“据说导演认为不这样不足以说明康有为是翁同龢保举的”。朱家溍据史料，指出“康有为这次被召见是因礼部侍郎徐致靖的保举”，而更大纰漏在于此种情形在制度上根本不被允许——

退一步说，即便违背史实，也不应再违背当时的制度。因为皇帝同时召见两三个人，只能是君臣间互相问对，就召见官员们彼此是不能说话的，因而电影中康有为听到翁同龢赞美他，还是“翁师傅夸奖了”就违反制度了。并且在召见时彼此说客气话是不可能的。按当时习惯，一般一个官员向皇帝保举另一官员，照例不会当着皇帝和被保举者的面说赞扬的话。（下册，528页）

诸如此类，依据“制度”与“情理”驳正误说者，全书所在多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细阅原文，此不再赘。


特别有意思的是，朱家溍自称“我向来对于话剧或电影只看现代题材的，我最不愿意看历史故事题材的话剧或电影，因为这种题材总是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可笑感觉”（下册，504页），不过因为工作关系，也不得不看了不少历史剧，而且挑了不少的错！如李翰祥导演、卢燕主演的清宫剧《倾国倾城》（1975）在内地上映，朱家溍做了如下一番戏谑的评价——

影片拍摄技术也很好，但影片本身是玩噱头的，不能算是历史故事片。看完之后，梅（兰芳）夫人问我：“你看怎么样？”我说：“还是您的干女儿（卢燕）演得好，不过整个影片是闹着玩的。”她说：“你看哪一点不对？”我说：“不是哪一点不对，而是所有细节没有一点对的。”（下册，501页）

按李翰祥是电影界数得着的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大导演，亦常以此自诩——“我对这两部戏（指《倾国倾城》《瀛台泣血》）所做的考据工作，以及所搜集的资料，很多是相当珍贵的，不能说什么独得之秘，但的确和一般坊间传说有别的”。（见《三十年细说从头》下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022页）但朱家溍写文章，从“西太后言谈举止”“珍妃入宫经过”“召见官员”“怎样看待李莲英”四个方面为《倾国倾城》“订正史实”，让自负的导演也无话可说。


1980年代中期，李翰祥到大陆，在故宫实景拍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等电影，专门邀请朱先生担任历史顾问。关于这次合作，朱家溍回忆，“李翰祥先生还是比较虚心的”，这两个剧本，“他接受我的意见，删掉很多场”，“关于情节和语言的修改，也接受了不少”，但是，“还有一些是我提了意见，也就是我认为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地方，导演没有采纳”。（下册，517页）李翰祥自道：“我拍过不少清宫历史片，我所追求的不是电影，而是生活，我念念不忘的就是‘真实’这两个字。”不过，电影中出现的紫禁城太和门内骑马，皇帝在太和殿宝座上召见大臣，后妃和宫女走路时抡手绢，兰贵人在宫中追、跑、唱现代的《艳阳天》歌，用被子抱嫔妃由太监抬着往皇帝寝宫送，等等，都没有按照“顾问”的意思拍。影片公映后，朱家溍作《为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答客问》，又较了一回真，挑了一堆刺，如这篇《答客问》的整理者所说：“这两部电影，从真景真物来看，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影片，‘真实’二字是很地道的；但情节包括生活细节，却有若干处不是当时所能发生的。”（下册，515页）

诚然，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并非一事。李翰祥的影片已算是良心之作，他对古典意境的追求可谓精益求精，在服化道等方面更下足功夫，剧中若干错处相较于现在的古装片已是小巫见大巫，而他对于“历史顾问”的尊重，放到资本傲慢与创作失格双重溃败、历史剧集难辨“正剧”抑或“神剧”的今日，也已是稀缺的东西。朱家溍的那份“较真”也只是尽了一个学者的本分——

历史上的大事和大人物都不能有所变更，不过电影或话剧是文学艺术作品，不能照直只搬历史过程而没有文学艺术创作，所以情节有所创作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但所创作的情节，必须不违反当时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不超出历史条件。（下册，516页）

简单的几句话，现在的影视剧有几部能做到？又新版“补遗”一册，新增《不能离“谱儿”——谈电影〈末代皇帝〉的典型环境》《真实可信的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等几篇文章，可供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