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微翻阅过《章氏丛书》的，都会惊叹太炎先生的博学深思以及述学文字之古奥。“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的章太炎（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国粹学报》己酉年第十号，1909年11月），其出入三教，活用经典，在阐扬国粹中提倡革命，当年曾吸引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无数青年学子。可事过境迁，“排满”已成历史，“古字”则是实实在在的阅读障碍。面对好用“古字”故显得“佶屈聱牙”的章文，今日读者，不要说学步，单是顺利阅读，都有很大困难。除了专门学者，不借助工具书而能顺利阅读章文的，不说绝无仅有，也必定是寥若晨星。正因如此，胡适当年才敢断言“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但因过分好古，其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1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这里暂不讨论“章炳麟的文学”到底是否“及身而绝”（1）。只涉及人所共知的章文之博雅与古奥。就是这么一位举世公认的“古文学”大师，竟然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1921年，推出一册谈笑风生、甚至有些嬉皮笑脸的《章太炎的白话文》（2）。这册只有137页的小书，给予读者的巨大冲击，首先不是具体论述，而是章氏的“变脸”——由古文学的“押阵大将”，一转而成了白话文的“开路先驱”。
《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编者，对书中各文的来龙去脉其实不甚了然，可单凭直觉，便果敢地将这些与太炎先生平日著述风格迥异的文章，与“讲义”挂起钩来。《编者短言》所说的“怎样能直接听他的讲”，以及“你们的唯一讲义，就是这本书”等（吴齐仁《编者短言》，《章太炎的白话文》，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6月初版），虽系广告语，却也不无几分道理。比如，《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原题《庚戌会衍说录》，《教育今语杂志》第四册在刊发这则“代社说”时，有编者庭坚的附记：
这一篇社说，本是中国各省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请独角先生去演说，所录下来的演说稿。
至于书中其余六文，到底是演说的纪录，还是演讲的底稿，抑或是“拟演说”的文章，一时很难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章都以潜在的“听众”而非“读者”为接受者。文章使用白话，有杂志体例的制约，但随意性很强的插话以及借题发挥，则与太炎先生平日著述之谨严大异其趣，倒是与其讲课之生动活泼十分吻合。
太炎先生讲课时“新谊创见，层出不穷”，而又“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许寿裳《从章先生学》，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259—26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论学论事，如说家常，时常插入风趣的谈话，浅易处常有至理”（曹聚仁《章氏之学》，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附录，见该书第167页，香港：学林书店，1971年）——诸如此类的描述，常见于弟子们的追忆文章。既不满以功名利禄为目标的科举取士，也嘲笑以西学为导向的新式学堂，太炎先生更愿意追摹的，是传统中国的大儒讲学。这一教育宗旨，体面在其坚决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也落实在其讲学时很强的主观随意性，以及特别注重与听众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作为教育家的章太炎，除了平日的零星讲演，一生中有四次集中讲学。第一次是避难东京时之“提奖光复，未尝废学”（1906—1911）（《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14页，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第二次是“时危挺剑入长安”（《时危》四首之一），被羁北京时之“以讲学自娱”（1913）（参见《章太炎先生家书》1913年12月15日，第33页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三次是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在上海登坛系统讲授国学（1922），第四次则是晚年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1936）。晚年弟子沈延国在详细介绍乃师的讲学生涯时，惟独遗漏第三次的上海讲学（参见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370—378页），大概是嫌其面向社会，带有明显的普及意味，听讲者中也未见十分出色的。既是公开讲演，不能不照顾各方趣味与接受能力，故学术性无法与其他三次相提并论。可这回的系列讲演受到传媒的大力追捧，不同记录稿分别连载于《申报》和《民国日报》，一时成为热门话题，其社会影响之大，又是另外三次所远远不及的。其实，这回的演讲算不算数，关键还得看章太炎本人的态度。在上海举行系列讲演的开场白里，太炎先生劈头就是：“我在东京曾讲演过一次国学，在北京也讲演过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第1页）四次集中讲学，最为后世研究者所关注的，自然是第一次。太炎先生的东京讲学，经由周氏兄弟等人的大力渲染，早已成为学界普遍知晓的传奇故事。不完全是首开记录或讲学时间最长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当年听讲的学生中，日后多有出类拔萃者。另外，这种议政、讲学两不误的工作方式，最能体现鲁迅所说的“有学问的革命家”之特色（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45—5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太炎先生本人对此次讲学，也最为津津乐道。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的1909年和1910年则中，屡次提及“《民报》既被禁，余闲处与诸子讲学”；与陶成章倡光复会，“然讲学如故”；“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3—14页）。
关于太炎先生东京讲学的追忆与描述，五光十色，不无互相抵牾处，必须略做清理。汤志钧注意到章氏弟子们所说的讲学时间并不一致，经过一番考辨，最后确定以许寿裳、朱希祖、周作人的意见为准——“章氏正式讲学，应为1908年”（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289—290页，中华书局，1979年）。不能说这一判断有误，可过分突出《民报》被禁事件，反而模糊了章氏一以贯之的“提奖光复，未尝废学”。这一误会，可以追溯到1912年张庸所记的《章太炎先生答问》和1913年黄侃所撰《太炎先生行事记》。也正是这两篇文章，涉及诸多日后纠缠不清的问题，比如，讲课时间、讲课内容、学生数量等，故不妨略加引录。先看张、章的问答：
问：《民报》既停，先生作何生活？
答：讲学。
问：生徒何国人？
答：中国之留学生，师范班、政法班居多数，日本人亦有来听者，不多也。
问：人数多少？
答：先后百数十人。
问：先生讲何种学？
答：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258—259页，中华书局，1977年）
接下来是黄侃所述《民报》被禁后，太炎先生如何生活困厄而德操弥厉：
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可谓独立不惧，暗然日章，自顾君以来，鲜有伦类者矣。（黄季刚《太炎先生行事记》，《神州丛报》1卷1册，1913年8月）
听讲者到底是“先后百数十人”呢，还是“弟子至数百人”，还不是最要紧的。因并非正式学校，没有注册、点名之类的规矩，加上听讲者来去自由，只能大略估算。倒是一说讲课内容，一说教育宗旨，勾勒出了太炎先生东京讲学的大致轮廓。不过，这两则文章都只说《民报》停刊后，太炎先生以讲学为生，而并没说章氏讲学始于《民报》停刊。
后人之所以对太炎先生何时开始讲学有争议，关键在于何谓“讲学”，各自理解不同。弟子们的追忆确实有误差，但更重要的是，太炎先生的讲学远不只一次，就看你是从哪个角度切入。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孙中山派人将其接往日本，请其主持《民报》编撰。7月15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太炎先生号召“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2页）。紧接着，我们在宋教仁9月26日的日记中，读到这样明确无误的记载：
至民报社，访章枚叔，坐谈良久，枚叔言国学讲习会已经成立，发布章程，其科目分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宋教仁《我之历史》，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214—215页）
而9月5日出版的《民报》第七号上，刊有《国学讲习会序》。该文在称颂“国学界之泰斗”章太炎的同时，公告天下：“同人拟创设一国学讲习会，请先生临席宣讲。”至于讲授的具体内容，大致有三：“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参见《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七号，1906年9月）将讲课内容“编为讲义”的设想，很快落实为1906年9月日本秀光社印行的《国学讲习会略说》。此书包括《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和《论诸子学》三文，据汤志钧先生考订，三文均刊于同年的《国粹学报》上，只不过后两者的题目略有变动，即改为《文学论略》和《诸子学略说》（1906年秀光社印行的《国学讲习会略说》，未见，此处叙述，依据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216—217页、239页）。虽然“月出一册”的预言没能实现，此次讲学大概进展不太顺利，但毕竟是开了个好头，后世史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再说，《民报》被禁是在1908年10月19日，其后章太炎三次移书抗争，还有若干善后工作需要处理，不可能马上转入所谓的“正式讲学”。而为周氏兄弟等八人开设的小班，按《朱希祖日记》稿本的记载，早在三个月前便已开始（3）。我们只能说，《民报》被查禁，促使太炎先生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与诸子讲学”；而不能说章氏是因《民报》被禁而开始讲学。也只有将1906年便已开始草创的国学讲习会，以及1908年大成中学颇成规模的系列讲演，再加上同年民报社的小班讲授等贯串起来，方才当得起章氏颇为自得的“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八个字。
在东京生活的五年多里，章太炎的工作重点有所转移，但广义的“讲学”始终没有停止。故章门弟子在追忆其师讲学时，往往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所见所闻自然颇多差异。比如汪东提及太炎先生“尝应诸生请，集会开讲”（4），听讲者应该是成群结队；而刘文典所说的：“天天到他那里请教”（5），又似乎是单独行动。只是在章氏喜欢讲授《说文》与《庄子》这一点上，各家回忆比较一致。

相对来说，任鸿隽的文章和朱希祖的日记所提供的信息更为丰富，因而也更值得重视。任鸿隽提到章太炎主持《民报》社时，“有一班热心国学的留学生便趁此时机组织了一个国学讲习会，请先生开讲国学”。至于任本人，1908年方才赴日留学并参加在大成中学举行的国学讲座，在他开列的二十位“每讲必到”的听众中，好些日后成为著名的文史专家。据任回忆，讲习的内容由太炎先生决定，先讲顾炎武《音学五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念孙《广雅疏证》，“一周一次，大约继续了一二年”。“小学讲毕后，我们请先生讲诸子学，于是先生讲了《庄子》”。“讲过了这些古籍之后，先生还作了一次系统的中国文学史讲解”（参见任鸿隽《记章太炎先生》，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267—268页）。比任鸿隽几十年后的回忆更加可靠的，是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朱希祖日记》稿本。据汤志钧所做的摘录，1908年3月起，朱希祖便开始听章太炎讲学，其中大成中学的课每周两次，时间比较固定，讲完《说文》，又讲《庄子》、《楚辞》、《尔雅》等（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289—294页）。
上述四人中，只有朱希祖是参加那闻名遐迩的八人小班的。比起众多零散演讲或走马灯式的访问，周氏兄弟等八人组成的小班，其修习效果更为明显，也更为后世学者所看重。以至一提章太炎的东京讲学，最先进入视野的，便是这八人小班。当然，这与周氏兄弟日后的赫赫文名，以及其追忆文章十分精彩有关。
关于章太炎的东京讲学，最为详尽的描述，当属八人之一的许寿裳。在《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和《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许寿裳都提及章太炎的东京讲学。但最精彩的，还属1945年出版的《章炳麟》，其第十四节题为“革命不忘讲学”，真是恰到好处：
先生东京讲学之所，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寿裳与周树人（即鲁迅）、作人兄弟等，亦愿往听。然苦与校课时间冲突，因托龚宝铨（先生的长婿）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寓所——牛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义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即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亦起于此时，这是先生东京讲学的实际情形。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许寿裳《章炳麟》55—56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
这段文字，乃撮合上述二文而成，但增加了关于其他同门的介绍。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八人中，真正继承太炎先生的小学或史学功业的，只有钱玄同和朱希祖；至于周氏兄弟，虽与太炎先生有很深的精神联系，但专业兴趣并不一致。八人之外，尚有许多入室弟子，其专业造诣之深，以及学术面貌之杂，都令人过目不忘。如黄侃的小学与经学，深得太炎先生的好评（6）；而汪东的辞章，在章门弟子中“堪称异军苍头”（7）。
《周作人回忆录》的“民报社听讲”则，所述与许文大致相同，但又有所补充，尤其是对太炎先生讲课神态的描写，实在是妙不可言：
往民报社听讲，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是一九〇八至九年的事，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碕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碕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象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周作人回忆录》第20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与鲁迅、许寿裳一样，提及太炎先生的东京讲学，周作人也只是举《说文解字》为例。如此单调的叙述，并非为了节省笔墨，而很可能是其所听课程仅限于此。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表述比较隐晦，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46页），可以做多种理解（比如，别的课程并没忘记）。至于许寿裳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则说得很清楚：“惜我听讲时间既短，所得又极微，次年三月，便因事告归耳。”（参见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第58页）周作人呢，也大致相同。在上述回忆民报社听讲的文章后面，还有这么一段：“《说文解字》讲完以后，似乎还讲过《庄子》，不过这不大记得了。大概我只听讲《说文》，以后就没有去吧。”启明先生对章太炎的以佛解庄不太以为然，故“对于没有听这《庄子》讲义并不觉得有什么懊悔”，而且再三强调，太炎先生对于中国学术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周作人回忆录》第205页）。
这就可以解释太炎先生晚年指挥弟子所编《同门录》里，为何出现如此明显的纰漏。所谓“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47页），鲁迅的讥笑，主要针对其刊落早年“战斗的文章”。但如果知道这《同门录》里竟然没有周树人的名字，鲁迅此文的意义，当另有深解。钱玄同曾专为此事致信周作人，称吴承仕当面问过太炎先生，为何《同门录》里没有鲁迅、许寿裳、任鸿隽等人名字，去取是否有义。太炎先生的回答很妙：“绝无，但凭记忆所及耳。”（参见《周作人回忆录》中“章太炎的北游”节，518—522页）即便我们相信太炎先生的解释，只是偶然遗漏，而非刻意抹杀，可郑重其事编纂的《同门录》，虽然会有如此疏漏，起码说明在太炎先生心目中，鲁迅等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入室弟子”。因此，我更倾向于从学问承传而不是个人恩怨抑或政治立场（8），来理解章太炎的“一时糊涂”。
尽管在后世学者看来，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思维方式，受章太炎影响很深。可从专业著述角度考虑，鲁迅确实算不上“得意门生”。这一点，在章太炎1928年撰写自定年谱时，已有明确的表露。《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则有曰：
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先后成《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三书，又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碦书》亦多所修治矣。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恨岁月短浅，他学未尽宣耳。（《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14页）
以黄侃、钱玄同、朱希祖为“弟子成就者”的代表。而只字未及周氏兄弟，从授课内容看，并不为过。传统的经学、史学、子学研究，均非周氏兄弟的兴趣所在，更不是其对于现代中国文化的主要贡献。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关于先有大成中学的讲学，后应会稽周氏兄弟之请而另设一班的叙述，与许、周等人文章无异。有趣的是，钱氏提及周氏兄弟“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听课态度。周氏兄弟其时正译《域外小说集》，并为《河南》杂志撰写长篇论文，“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然犹不自满足，欲从先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1936年10月26日《世界日报》〔北平〕）。而这一说法，得到周作人某种程度的证实。鲁迅逝世后，周作人在答记者问时，提及当初“每星期日亦请太炎先生在东京民报社内讲学”；紧接着的补充很重要：“彼时先兄尚有出版杂志之计划，目的侧重改变国人思想，已定名为《新生》，并已收集稿件。”（参见《周作人谈往事》，1936年10月20日《世界日报》〔北平〕）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钱、周二君的回忆属实，就在听章太炎讲学的同时，周氏兄弟已开始其以医治国民精神为目标的文艺事业。若如是，鲁迅、周作人对于《说文》等传统学问的态度，与从大成中学转来的钱玄同等，必定会有很大差别。不管当初是否只从“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来修习《说文》，其中途退场，以及日后的不以治经、治史、治子为业，都决定了太炎先生之不以此等学生为傲。
如果说鲁迅等人修习《说文》“动机不纯”，那么，章太炎的东京讲学，又何尝只是为了学术？所谓“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此乃太炎先生到达日本后第一次公开讲演时的著名口号，不也以“致用”而非“求是”为目标？同时在议政的《民报》和论学的《国粹学报》发表文章，而且标榜“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的太炎先生，本身就不是“纯粹的学者”。就在《民报》所刊《国学讲习会序》上，主持其事者突出渲染讲授国学的政治意义：
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参见《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七号，1906年9月）
而这，与黄侃对太炎先生的表彰不谋而合：
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黄季刚：《太炎先生行事记》）
既然导师在讲授小学、诸子以及史学知识时，包含强大的政治抱负与文化情怀，又怎能埋怨学生心有旁鹜？
鲁迅自称当初之所以拜太炎先生为师，是喜欢其《民报》上“所向彼靡，令人神旺”的论战文章，“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46页）我相信这不是孤立的个案，留日学生中，因欣赏革命家风采而前往听讲的，当不在少数。有专业，但不限于专业，这才是太炎先生讲学的魅力所在。如此切入，方才能理解章氏讲学中那些溢出常轨的嬉笑怒骂——此类借题发挥，对于听众来说，绝非可有可无。
事过境迁，当初那些让听众如痴如醉的“闲话”，进入专业著述时，被作者清理得一干二净。倘就专业著述而言，《国故论衡》之精粹典雅，名不虚传；但如果希望了解晚清知识界的精神状态，则芜杂的《章太炎的白话文》更值得推荐。那些压在纸背的政治欲望，在演讲（或拟演讲）中，借助于各种穿插，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与东京讲学密切相关的《章太炎的白话文》，自有其独立价值，并不因其中的不少观点日后在《国故论衡》中有更精当的阐述而黯然失色。



注释
（1）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中，我撇开相对皮相的“好用古字”，而专门考察章太炎阐扬“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对于周氏兄弟文章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凸显的千古文脉之延续，请参阅。
（2）此书所收各文原刊1910年出版于东京《教育新语杂志》，可成书时错收了钱玄同的《中国文字略说》，而又漏收《论文字的通借》一文。由此而引发的“版权之争”，使此书的身世扑朔迷离。对此问题的考辨，请参见拙文《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6期。
（3）据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所做的摘录，朱希祖1908年7月11日的日记上有：“八时起，至太炎先生处听讲音韵之学，同学者七人”，这应该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小班。
（4）汪东《寄庵随笔》（上海书店，1987年）中“章太炎讲庄子”则称：“太炎先生以亭林自况，居东瀛时，赞画大计，为《民报》撰述文字，月数万言，暇则治学不辍。尝应诸生请，集会开讲，周树人、黄侃、钱玄同辈，皆于此时北面受业。所讲以《说文》、《庄子》为主，其说《庄子》，除明训诂外，启发玄言，多与释氏相契，后简括其义为《庄子解诂》。又别著《齐物论释》，余若《新方言》、《小学答问》二书，亦先后数年中作也。”（第6页）
（5）刘文典《回忆章太炎先生》（1957年4月13日《文汇报》）称：“我天天到他那里去请教，听他讲些作经学小学的方法，他又讲《说文》、《庄子》给我听，我那时候年纪太轻，他讲《说文》，我还能懂一点，他讲《庄子》，我就不大懂。再加上佛学，那就更莫明其妙了。”
（6）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云：“季刚讳侃，湖北蕲春人也。余违难居东，而季刚始从余学，年逾冠耳，所为文辞已渊懿异凡俗。因授以小学经说，时亦作诗相倡和，出入四年，而武昌倡义。”（《章太炎全集》第五卷2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7）郑逸梅为汪东《寄庵随笔》撰写的《序言》称：“旭丈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凡列太炎门墙的，什九以朴学著称，旭丈治词章，堪称异军苍头。”见汪东《寄庵随笔》（上海书店，1987年）。
（8）周作人曾撰“不免有点大不敬”的《“谢本师”》（刊于《语丝》第94期，1926年8月），可照样“大名赫然在焉”，即为明证。参见《周作人回忆录》5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