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2-09 14:02:48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张国刚

导语

作为2026年开年重磅历史剧，《太平年》正在各大平台热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部电视剧主要讲述了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末代国主钱弘俶“纳土归宋”的故事。“五代十国”这一概念出自宋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是对五代（907—960）和十国（902—979）两个时期的合称。其中北宋建立前的这五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分裂时期，在中国北方相继建立过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在南方和山西地区先后出现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十个独立王国。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王朝更迭如走马灯一般，同时也是隋唐至两宋盛世的重要过渡。只有了解五代十国的演变脉络，尤其是吴越国的历史，追剧才能越看越有意思，看出更多门道。

吕思勉先生所撰《隋唐五代史》，上册有三章专讲五代十国各个王朝盛衰存亡的过程，下册有八章涉及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生计、实业、学术与宗教等。图文导读版不仅特邀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国刚撰写导读以点明其学术地位与值得再读的意义，而且配有编辑精心选配的数十幅历史图片，是全面了解五代十国历史的入门津梁。现摘取张国刚教授导读部分如下，以飨读者。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先生除了撰有《中国通史》（上下）、《三国史话》等通俗作品之外，还以一人之力，为我们留下了皇皇巨著《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其中《隋唐五代史》共120万字，初版于1957年下半年，惜先生本人生前尚未获睹印本，可以说是他真正的封笔之作。今天，重读这部名著，有几点心得，想与爱好读史的朋友们分享。

吕著《隋唐五代史》（下称“吕著”）分为二十三章，除第一章《总论》外，分断代政治史和断代专史两部分。第二至十四章按照时代顺序写政治兴亡，详细介绍这一时期的政治沿革、治乱始末。第十五章写四裔情形，相当于周边民族史和外国史，如东北的高丽、日本，南方的安南、占城，北边（西北）的突厥、回纥之类。“四裔”是一个内容宽泛的词语，包含了周边民族和周边国家，符合历史实际。接下来后面八章属于我们今天讲的专门史，包括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实业、人民生活、政治制度、学术、宗教。这种断代通史与专史的结合，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撰写通史的最好写作方式。
先说政治史部分。第二章写《隋室兴亡》，总体分文帝、炀帝、隋末大乱三个层次，最后部分结束于唐平定隋末群雄。第三章《唐之初盛》记载武德、贞观两朝，除了第一节涉及高祖、太宗的政治事件如玄武门之变外，其余六节分出不同方向，重点写“唐初武功”，特指唐初与周边部族势力的战和关系。第四章《武韦之乱》写高宗、武周、中宗、睿宗时期的事变。第五章《开元、天宝治乱》，除了开元盛世、天宝变化之外，还包括了安史之乱的内容。第六章《安史乱后形势》，从代宗写起。第七章专门写《德宗事迹》。第八、第九章分别写“顺、宪、穆、敬”“文、武、宣”。第十、第十一章分上下写《唐室乱亡》，其上是懿宗、僖宗，下是昭宗、哀帝。第十二至十四三章分上、中、下写《五代十国始末》。综合以上章节安排，可以看出，吕著有自己对于隋唐五代史各个时段的独特理解，内容全面，线索明晰，史实安排有条不紊。
以第七章《德宗事迹》为例，本章分为六节：“德宗初政”讲德宗登基之后大刀阔斧改革，却碰了钉子；“东方藩镇之变”讲河朔三镇及淮西李希烈叛乱；“泾师之变”讲姚令言等泾原兵叛变、德宗出逃的严重事件；此后三节，“兴元后藩镇起伏”谈内乱，“贞元后边患”谈边患，“贞元朝局”谈朝政。这些层次分明的叙述，都是建立在详细梳理旧史记载的基础上的，内容详实具体，同时比对史料，考证诸记载出入，注重历史的细节。在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建中初杨炎与刘晏的党争问题，贞元中李泌为相，吕著持比较负面的看法。德宗重病，太子不能见，吕著认为，“太子之不得见，殆有壅遏之者”（第419页）。这都是发前人之未发。
其他章节也有同类情况。如第四章第一节写高宗之立涉及贞观朝太子问题，认为太宗停魏徵子叔武与公主的婚姻，正是保全了魏徵后人，否则，“安知叔武之不为杜荷”（杜荷是杜如晦子，永徽初陷入高阳公主之祸而灭，第166—167页）？又如，该章写韦后之乱，提出中宗皇后韦氏为什么要步则天后尘？吕氏认为，韦氏既没有武氏之才能，又不像武氏那样经营了数十年，也许是在嫡子被害之后心有不甘，想为女儿上位寻找机会（第四章第六节）。再如，第五章写玄宗朝，吕著认为玄宗之衰从张说为相始，李林甫“盖亦守成综核之才”（第236页）。第九章写文、武、宣三朝事迹，认为会昌中李德裕为相，颇多作为，但吕著不像旧史那样抬高其功绩（第九章第二节）。穆宗即位初、武宗即位前关于储君太子问题，吕著也搜集资料，有细致而精审的分析（第八章、第九章）。
吕著不仅用小字注征引丰富的相关史料以证成己说，而且一些小注尤其方便读者了解相关信息。比如，谈及元载，“妻王氏”，小字注“忠嗣女”（第343页），王忠嗣是玄宗时北边名将，一下子将相关信息拉在了一起。又如，元和初，王叔文出事后，杜佑建议以潘孟阳为盐铁转运副使以代王叔文，小字注云“孟阳母，刘晏女也”（第438页）。这种注释对于理解政治事件背后的人事关系提供了某些线索。
在专史部分，吕著分别按照“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实业”“人民生活”“政治制度”“学术”“宗教”八个方面来安排章节，体现了作者对于“历史”内容的独特眼光，内容十分全面。这些内容总体而言，相当于旧史“志”的内容，但是，受到了“新史学”的洗礼，章节安排已经融入时代的知识和关怀之中。与第十六章“社会组织”着重介绍家庭、婚姻、人口与习俗不同，第十七章“社会等级”讲门阀、豪强、游侠与奴婢。这两章都写“社会”，但是，内容有所分工。第十八章“人民生计”重点介绍收入（物价、工资、资产）、地权、消费（侈靡之俗）、借贷（官私赈贷）等经济社会。第十九章所谓“实业”则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和货币。与“人民生计”偏重社会经济不同，第二十章“人民生活”则偏重人们的物质消费和日常经济，如饮食、粮食运输与储藏、服饰、宫室、丧葬、交通，属于衣食住行的内容。以上五章的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经济、生活三个关键词。在这方面吕著的长处依然十分明显，即详尽地搜集文献资料，排比勾稽，不厌其详。比如，其谈“门阀”，将唐初太宗修《氏族志》、山东七大禁婚家，以及唐代后期皇家如何优选士族子弟作驸马，悉数道来，材料详实具体，细致周密。又如，论“人口”一节将文献中各种不同的人口史料加以搜集鉴别，归类分析。再如，“钱币”分上下，分别论及货币的不同类型，上节谈铜钱及其铸造、盗铸、除陌与变动，下节论布帛以及金银作为货币引起的变化。其论“地权”谈土地兼并，“农业”一节则重点讲均田、屯田、营田以及矿业等。总之，互相关联的内容，吕著都尽量从逻辑上做到内容独立而又有分工。可以这样说，在国内社会史研究还没有怎么兴起之前，吕著的断代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一样，都是最早将社会经济生活史的诸般内容，完整纳入历史学主流的先驱力作。如果说，梁任公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吕思勉就是真正的践行者。有学者说吕著是从新史学向综合的全面的历史学转型的先行者和代表作（参见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续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35页），并不为过。

专门史的另外三章的关键词是政治制度和学术与宗教。“政治制度”是最长的一章，分为十节内容。“政体”是指皇帝制度，讲皇帝尊号。“封建”是地方制度，讲分封诸侯。我们平常讲的中央三省六部、地方州郡制度则放在“官制上”和“官制下”分别讲述。“官制上”还注意言及使职与幕府，“官制下”则不忘节度使以及官品与官俸。“选举上、下”分别讲科举与铨选。“赋税上”讲租庸调与两税法，“赋税下”则讲盐铁等专卖税，包括榷酒、榷茶，甚至“除陌”也列入其中。此外，“兵制”“刑制”虽略同于旧史的《兵制》《刑法志》，但是，内容更全面，扩充和丰富了史料来源，除引述正史《刑法志》外，还有《通典》《通考》《通鉴》的相关记载，作者均能够参伍排比分析之。
在第二十二章“学术”部分，作者把“学校”列为专章，然后是文字、思想、史学、文学美术、自然科学、经籍等节。这些内容既符合了旧史“志”的目录，又有所创新。比如“自然科学”一节，容纳了天文学、历学、地理学、医学等内容。“儒、玄、佛思想转移”一节从王通讲到啖助、赵匡、陆质“春秋学派”，又专门论及章句之学与经世之学的各自优劣，认为“事功、学问所以交相资”（第1555页），颇有见地。在细节问题上，吕著也有自己的见解。如旧史率谓隋高祖杨坚不悦学，吕著列举史料以驳之。在谈论“史学”一段，内容详实，层次分明，颇有新见。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价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论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用在这里也有一定适用性。
吕著在史料运用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明确说：“凡《鉴》与两《书》异同处，大抵两《书》游移舛误，而《鉴》明确审谛。”（第418页）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吕氏对于文献史料熟稔掌握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吕著并不是所有问题上都认为《资治通鉴》比《新唐书》《旧唐书》可靠，还要深究史源。比如在《顺、宪、穆、敬四朝事迹》这一章一开始，吕著就郜国公主案拖累了顺宗太子地位一事做了辨析，认为此事《通鉴》偏采李繁《邺侯家传》，难免失真。这些细节反映了吕著在处理史料问题上的丰富经验以及细致严谨的治学态度。吕著之后有许多断代史以及通史，也是用新章节体写作，它们与吕著最大的不同是缺少细节、缺少史料、缺少人物的活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加上了人物传记，各个部分相互之间的契合度却有所不足。后来章节体之所以易读，是因为叙述的内容多，史实性内容少。吕著则不然，虽然以文言写成，增加了阅读的困难，但是，正文以及正文附录的小字皆为原始资料的简写和缩写，看似是古文，实际上时有新意，使得分散在各种文献的不同记载、各种史籍的不同部分都能够汇编于一处，极大方便了初学者的阅读和鉴别。相比于新、旧《唐书》和《通鉴》，虽然都是文言，但吕著的史料批判则是不容忽视的。

吕著毕竟是近七十年前的作品，当然也有其不足。五十年代考古成果还有限，此后大量的考古成果无法反映在书中，尽管其论及“经籍”时曾提及“古物亦时有发见”（第1639页），毕竟是个别例子。对于学术界的研究进展也缺少与之对话的内容，尽管吕氏在论及“关陇制度”时，论及所谓河北地区的胡化时，不同意陈寅恪的观点，在论“门阀制度”时又征引陈寅恪的意见，这类内容毕竟是比较少见。然而，吕著仍然不失为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力的经典著作，其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吕著的经典意义，在于它是近代以来梁启超等提倡的“新史学”的活化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历史学成就的鲜活见证，更是传统史学走向近代史学的宝贵探索。吕著对于旧史资料分门别类地细致爬梳、鉴别、分析，并圆融无碍地以古汉语表达出来，这一点是今日学者难以完成的；而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功力、所展现的新见，也给后人以新颖的启示和有益的引导。可以这样说，治隋唐五代史的学者，以学习吕思勉这部经典作为入门津梁，至今仍然不失为在学问上登堂入室的重要途辙。
（转自公众号“中华读书报”，原标题为《张国刚丨今天为什么还要读吕思勉——看吕思勉怎样讲隋唐五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