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1-29 14:08:16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杨渭生

央视热播历史剧《太平年》，讲述了五代末期吴越国“纳土归宋”的历史故事。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时期，在短短53年间，中原先后更替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周边还并存着前蜀、吴越、南唐等十余个割据政权 。理解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尤其是吴越国的过往，对于看懂剧情走向、理解人物抉择至关重要。

《太平年》刻画了吴越国君主钱弘俶等人的成长与选择，其“保境安民”的国策则与吴越国开创者钱镠的治国方略一脉相承 。

钱镠（852—932）出身寒微，于唐末乱世中崛起，平定两浙，建立吴越国。他并非一味追求武力扩张，而是采取“保境安民”的务实策略，重视水利农商，发展文教，使吴越之地在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繁荣，为日后“纳土归宋”奠定了基础 。其射潮筑塘、疏浚西湖等事迹，至今仍在江南传颂。

《太平年》播出之后，不少观众直呼烧脑，追剧之余，若想更深入地了解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可参阅文末推荐的相关书籍。

钱镠（852—932），字具美，杭州临安人。出生于寒微农家。7岁读书，粗通文墨。少时尝事牧牛、砍柴。长大后，好拳勇，喜任侠，习武艺，擅射箭，慓悍异常。曾与人结伙贩卖私盐。时处唐末，政乱赋繁，人不聊生，民变兵哗，常有发生。地方上诸色乡兵士团随之而起。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钱镠21岁入投乡兵。僖宗乾符二年（875），黄巢揭竿起义，如烈火燃烧，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这年，浙西裨将王郢等反叛，临安石镜镇将董昌募乡兵讨伐。钱镠应募为偏将，骁勇绝伦，为董昌所倚重。钱镠随董昌率兵抗击农民起义有战“绩”，崭露头角，遂于乾符五年（878）升石镜镇都知兵马使，迁镇海军职。广明元年（880）七月，黄巢起义军支队进入临安，钱镠率20骑伏袭义军，声言屯兵八百里（“八百里”，地名，在临安东峰八百山），义军一时搞不清楚，又急于渡江西进而退去。钱镠以奇制胜，幸收其“功”。钱镠遂以“布衣崛起”，“名扬江汉”。是年，杭州正式建立“八都兵”，以董昌为主，钱镠为都指挥使。“八都兵”是在杭州原有乡兵基础上建立的一支土著兵团。往后，钱镠便在战争中逐步树立权威，培植亲信，清除异己，扩充实力，统一“八都兵”，作为称藩两浙、立国吴越的一支基本军事力量。

在军阀混战中，钱镠又灭刘汉宏，平董昌。昭宗景福二年（893），升任镇海军节度使。乾宁四年（897），昭宗又特赐铁券（今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此，独树一帜，所向披靡。天复二年（902）封为越王，天祐元年（904）改封吴王。后梁开平元年（907）封为吴越王，梁末龙德三年（923）正式封为吴越国王。乾宁二年（895）之后，历官两浙节度使，兼淮南节度使，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仪同三司、尚父、尚书令、兼中书令、上柱国、吴越国王，势力日增。开平二年（908）起，钱镠实已自立建国，改元天宝，开创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割据政权。后唐长兴三年（932）三月卒，享年81岁，谥武肃（《吴越备史》卷一）。宋太祖称赞钱镠“英明而沉毅，严肃而恢宏”，生当乱世，能除暴安民，可谓人中豪杰（《钱氏家乘》卷二《宋太祖敕谥诏》）。


钱镠所创吴越国，东濒大海，西邻歙州，南连漳、泉，北达常、润，拥有一军十三州（今浙江全境、苏南、闽北一带）之地。而“东府”、“西府”控抱襟喉，为两浙分疆之始。自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893），至镠孙钱俶纳土归宋（978），凡三世五王，前后86年。

钱镠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走了一着微妙的好棋。第一步，护唐勤王。自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起，唐由盛转衰，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战乱不已。经黄巢起义的猛烈冲击，唐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钱镠奋起于艰难之际，以“勤王”为号召，不数年间，“除伪定乱，地方千里”，壮大自己，却“名正言顺”标“忠”于唐皇。

第二步，外勤贡奉，尊中朝。从朱温灭唐建梁（907）至赵匡胤建宋代周（960），凡53年，为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五个王朝像走马灯似地更替着。各地割据者，“大者称帝，小者称王”，天下乱离，如同“豆分瓜剖”。当时的“江南才子”罗隐曾劝镠举兵讨梁，说：“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对此建议，镠“虽不能用，心甚义之。”（《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其实，钱镠自有其谋划。一方面，接受后梁册封，勤修贡奉。另一方面，从开平二年（908）即始建吴越政权。所居谓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曰制敕，将吏皆称臣，先后四次改元。这样做，免动干戈，使百姓有个安身的和平环境，更重要的是不致于引火烧身，可保住其实力和地盘。钱氏后来又干脆取消吴越年号，专用中朝正朔。五代政权尽管更迭频繁，似翻烧饼，但无论谁上台都想统一，反映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为大势所趋。钱镠所立“家训”，乃至临终遗嘱，念念不忘要“子孙善事中国（指中央政府），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通鉴》卷二七六）。正是“识时势者为俊杰”，明智而高人一筹。


第三步，联姻闽、楚，睦邻安民。五代各地藩镇穷兵黩武，相互火并，社会动荡，百姓不安。

钱镠从所处国情出发，又认为“民乃社稷之本”，于是外事中朝，内修政治（“敦恭俭，正刑赏”），休兵息民，安民和众，故不致招灾惹祸，使吴越国保持相对稳定。

这些举措，后人把它概括为“保境安民”之国策。这使吴越国定都杭州，能从事和平建设。史载，杭州城始建于隋开皇十一年（591）。隋唐时，杭州已是东南重镇，但还不是一流城市。钱镠立足杭州，曾三次扩建杭城。第一次，在唐昭宗大顺元年（890）闰九月，筑新城，环包氏山，到秦望山，周回50多里。第二次，景福二年（893）七月，新筑罗城，从秦望山东亘江干，到钱塘湖（今西湖），霍山（今少年宫后）、范浦（今艮山门外），城周70里。第三次，后梁开平四年（910），扩建罗城30里，范围更大。后唐同光二年（924），钱镠又开慈云岭建西关城。杭州扩建后，人口剧增，农商繁荣，为饮水需要，钱氏先后凿大井、小井、钱王井、四眼井等100多个水井，兴建一些生产和生活设施。从此，杭州跃为东南繁华、美丽的一大都会。


钱镠时，钱江水患时有发生。有时“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钱镠亲眼见到“平原沃野，尽成江水汪洋”（钱镠《筑塘疏》）。筑塘修堤是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大事。后梁开平四年八月，钱镠下令筑捍海塘。据说，他造箭3000支，命强弩500人以射潮，人用6支、每潮一至，射一支。射及5支，潮乃退，东趋西陵（《十国春秋》卷七八）。这神话式的传说，实显示钱镠下定决心要根除潮患。钱镠巡视潮情地势，决定在候潮门、通江门外筑捍海塘。先是用“版筑法”，筑土塘不成，后改用先进的“石囤木柱法”，编竹笼、压巨石，植以大木，积叠为堤，塘外又打大木桩十余行，以折水势。堤长338593丈，以御江涛，外加土塘，内筑石堤。又造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江潮入河，遏制海潮倒灌，变沿江卤地为良田。同时，设水寨军，屯兵浒浦、土冈身一带，常驻管理。堤塘建造的成功，这是我国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大创举，虽是当时劳动人民的辛劳创造，钱镠倡导之功亦不可没。


现有史料表明，钱镠射潮决非筑塘一事，而是在吴越全境发动大兴水利。在杭州，疏浚西湖，并设“撩湖军”千人，专门负责西湖的开浚，引湖水入城中古运河。在保安桥筑小堰，半道红筑大堰，用以节水，以供农用。在杭嘉湖，疏浚治理太湖，设都水营使主管水事，在太湖旁专置七八千“撩清卒”，平时为田事，沿河筑堤。在绍兴，于鉴湖周围358里筑塘，溉田五十万亩。在余杭，修复惠民堰、千秋堰、乌龙笕。在萧山，开浚西兴塘。在嘉兴桐乡、吴兴等地，多开支流、小泾，每7里为一纵浦，10里为一横浦，“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集防洪灌溉于一体。

他十分重视农业，募民垦荒，增产不加赋；设立“营田军”，组织部分军队专修水利设施，屯田自给。同时，又凿平钱塘江中的礁石，以利航行；导引江水入海，不使溢泛成灾。这些措施，大有利于吴越国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是基础。农业上去了，手工业也很快发达起来。因奖励蚕桑，吴越的丝织业在十国割据政权中是发展最快的。瓷器业（各色品种的青瓷）、商业也迅速繁荣。还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与日本、新罗、渤海、高丽遣使往来，经贸交易，远至同西南亚的伊朗做石油生意。这样，钱唐富庶，盛于东南。欧阳修《有美堂记》赞誉吴越都会杭州：“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海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靄之间，可谓盛矣！”


钱镠虽是行伍出身，但出于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很懂得文治的重要。他广开才路，网罗人才，“礼贤下士”，兼听纳谏，颇能笼络有才学的人。据说他尝微行外出，夜叩北城门，吏不肯启关，说：“虽大王来亦不可启。”明日，召北门吏，厚赐之（《通鉴》卷二七〇）。他能识人，能用人，人乐于为其效力。故吴越国人才济济，武将如杜陵、阮结、顾全武等，文臣如罗隐、林鼎、沈崧、皮光业等，都是各有专长的人才。

钱镠没有多少文化，却比较重视文化，重儒兴学，尊重知识与人才。自己喜欢读书、写字，所作正书“刚劲结密”，可称一代墨宝；爱读《孙子兵法》，兼温《春秋》，才智过人。对子孙的读书、教育尤为关注，要求严格。上行下效。吴越国颇有重视文化教育的社会风尚，堪谓“天堂”人间，书声不断。

钱镠早年崇信道教、道术，发迹后转为兼奉佛、道，晚年则虔诚拜佛。吴越自钱镠至钱俶诸王，均以奉佛利生，安定社会为倡。辖境之内，寺院林立，梵音不绝。据《咸淳临安志》统计，吴越都会杭州有寺院150多所，素有“东南佛国”之称。原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的灵隐寺，在吴越时，据说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三殿，1300余间，寺僧多至3000余人。至今灵隐大殿前东西两石幢，八角九层，有佛像浮雕，均为吴越遗物。钱镠在家乡临安重建海会寺和经幢；在石门（今桐乡）造有宝林寺（又名证圣院）；在余杭，增修径山寺。据《佛祖统记》所载，四明法师子麟往高丽、日本援求天台教籍。高丽遣使送子麟西还，钱镠建东寿昌寺以安其众。这与此后天台教籍回归中国，关系极大，有先导之功。吴越先后所建寺塔，倍于九国；雕印佛经为十国之首。


钱镠还优礼僧人，与许多高僧大师关系密切。如径山寺法济（镠为洪諲禅师奏署的师号），宝林寺的道宏法师，龙泉寺的僧文，台州禅僧师彦，以及可周、景霄、楚南、鸿楚、永安、皓端等名僧，都和钱镠有交往。僧昭，通术数，钱镠尊其为国师；僧幼璋佛法高超，钱镠亲自请问佛法，迎至西府，馆于功臣堂，赐号志德大师。至于钱镠的后继者为佛教文化所作的贡献就更多了。吴越统治期间，寺观建筑、石窟艺术，文学书画、工程技术等文化成就，为其他割据政权所不及，且富有苏杭的特色，影响深远。

纵观钱镠一生，他起自农家，洞悉民间疾苦，发迹之后，以安定社会、巩固政权为立足点，创立规模，发展生产，重视文化，有多方面的建树。从主观上说，尽管他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其割据政权的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却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也有益于人民。吴越为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江南经济的繁荣，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为其后两宋在江南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基础，也可说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开拓和奠基作出了历史贡献。他尊中朝的既定方针，实有利于当时中国的和平统一。明代著名开国功臣刘基说，钱镠之崛起“社稷因以巩固，黎庶赖以安全”（《钱氏家乘·武肃王传》），不无道理。钱镠作为一代雄藩——吴越英主，他的历史功绩应予肯定。


吴越钱氏自镠始，其世系绵延，子孙硕茂昌盛，犹如巨树干枝不断延长。自宋以来，钱氏人才辈出。如今钱氏后裔遍布全国各地乃至全球五大洲，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其巨人的足迹和伟业。这也许是历史因果的一个回应，非常值得研究。



《旧五代史》150卷，是宋初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原名《五代史》。后世为与欧阳修所撰《五代史记》相区别，称薛史为《旧五代史》。《旧五代史》南宋后流传渐微，约在明清之际亡佚，今所见者为清代学者邵晋涵从《永乐大典》等书辑出，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旧五代史》主要删削五代各朝实录而成，由于五代实录今均已失传，《旧五代史》因大量保存了实录遗文而具有重要价值。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习称《新五代史》。全书74卷，包括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年谱11卷，四夷附录3卷，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共53年的历史。与《旧五代史》五代各朝分别成编的体例相比，《新五代史》打破朝代界限，将各朝本纪、列传总合在一起，依时间先后编排，并将列传加以分类。内容上，《新五代史》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行文方面，欧阳修追求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倡导重一统、明血亲、砺士节、黜势利，文笔简隽，寓意深邃，自宋代以来即立于官学，盛行于世。


《十国春秋》是清代吴任臣编撰的记录五代时期十国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14卷，计吴14卷，前蜀13卷，南唐20卷，后蜀10卷，南汉9卷，楚10卷，吴越13卷，闽10卷，荆南4卷，北汉5卷，另有十国纪元表、十国世系表、十国地理表、十国藩镇表、十国百官表等。吴书充分吸收了清以前有关十国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广采博取，是十国史研究的基本参考书。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战国至五代期间1300多年的历史，向为史学界所推崇，在收集史料、考订事实、编排年月及文字剪裁润色等方面都代表了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是古代历史研究的基本典籍。点校本以清朝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为底本，是史学界通行的整理定本。


本书原文以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为底本，权威准确；译文由人民大学、社科院、北京大学等权威学术机构的六十余名专家翻译，流畅生动，是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资治通鉴》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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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唐五代传奇作品之总集。所收作品上限为唐初，下限为五代十国。得传奇作品六百九十一篇，编为五编，分一百卷，其中作者可考者九十八人，另有阙名作者近三十人。编次以作者或作品时代为序，同一作者作品排列一起而次其先后。时代不可确考者大致确定其上下限，编在相应位置。每篇作品，以作者介绍、正文、校勘记、按语排列。正文之末注明所据版本或出处，其余重要版本或出处，亦酌情注明。校勘用详校之法，各种校勘资料力求齐备。异文较重要者皆出校，诗歌异文则全部出校。校记于歧异文字多有辨证。按语考证说明该篇或原集之著录、版本、题署、篇目等及其他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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