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华书局市场部制作的《何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短视频在“AI好书探”短视频推书创想大赛中荣获二等奖。这个关于医学进步和生命之殇的故事值得被每个人“看见”。作为中国人，我们将何鲁遗忘得太久了。在科学技术昌明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记住他，记住他曾经为外科学发展付出的代价，记住医学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更是充满温度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近年，渐冻症患者蔡磊的事迹引发关注。他呼吁社会关注渐冻症患者群体，创立科研团队，领导团队奋战、攻克渐冻症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元旦，病情已经进入晚期、接近终末期的蔡磊发声：“历史已被改写，渐冻症必然被攻克。”医学正是在一个个患者的切身之痛下进步的。

180多年前，同样有一个肿瘤患者以他惨绝人寰的痛苦和生命的陨落为代价，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他是名字模糊的贫穷的中国农民，“何鲁”只是根据他在《柳叶刀》上的粤语拼音“Hoo Loo”推测的中文名。因为生殖器上长了肿瘤，他来到澳门的英国医生郭雷枢这里求治。郭雷枢出于慈善与输出英国软实力——西方医学的双重目的，促成何鲁西行伦敦进行手术医治。

在前半段故事里，何鲁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可怜的中国病人。在英国盖伊医院，他的面目渐渐清晰了起来，他是个温和有礼的中国人，他信任这个陌生的国度，全力配合医生，医护和麽麽都很喜欢他。在手术过程中，他忍耐的品格得到了医生们的怜悯与尊重。在后半段故事里，何鲁是个英勇的形象。直至今天，盖伊医院博物馆的人谈起他，都说他很“nice”。

1831年4月9日，观看何鲁手术的数百名伦敦市民挤满了大解剖阶梯教室，何鲁被绑在手术台上，蒙住了眼睛，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四分钟的手术，割下重达56磅、接近一个成人三分之一体重的巨瘤，最后却死在手术台上。手术期间，他多次昏厥。令人唏嘘的是，现场有人略通中文，事后陈述何鲁尚未昏厥时就开始呼叫：“放开我，放开我。”“水，救命，让我走。”何鲁最后一次清晰说出的是：“让它去吧，让它去吧，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任何文字都无法描述这种忍受医生长时间一刀刀切割的疼痛，无怪乎伦敦医生辛普森在何鲁死后第三天，以“现代外科学就是一个吸人血的吸血鬼”为题致信《柳叶刀》，指责此次手术的残酷与医生的冷血残忍。

其实，进行手术的盖伊医院不仅是当时世界上领先的医疗机构，医生的人道关怀也可圈可点。就在何鲁手术的前一天，一名曾患肿瘤、在盖伊医院手术后治愈的德国水手来到何鲁身边，将他开刀前身长肿瘤的图像展示给何鲁看，并向何鲁仔细分享了他检查和开刀的经过。这名水手切除的肿瘤有37磅，虽不及何鲁的大，但已然是巨瘤了。“这个巧合可能是医院有意为之，目的是减轻何鲁对手术的恐惧和对医生的担忧。”高晞说。手术前传达的善意，或许给了何鲁定心丸。可以说，何鲁是带着对异国医生的信任和作为“完整的男人”荣归故里的憧憬走上手术台的。

何鲁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在何鲁生长的中国广东，长瘤，尤其是巨瘤，被认为是冒犯了唤作“五福”的神灵，生出的巨瘤是神灵下的诅咒。何况何鲁的瘤长在了生殖器上？于病人自己心理上是羞耻的，于别人视觉上更是可怖的。甚至在郭雷枢请中国工匠给何鲁制作带肿瘤的模型时，中国工匠纷纷拒绝，认为会受霉运牵连。在西方，此病起初称作阴囊象皮病，基本是指麻风病，患者被视为耻辱的、受人歧视的不可接触者。可以说，何鲁患病本身是弱者，又受到了身心的双重摧残。直到19世纪80年代，“热带医学之父”万巴德研究发现该病是由一种名为丝虫的寄生虫通过蚊子传染给人，感染并逐渐产生肿瘤，他定名为丝虫病，现代医学称之为淋巴丝虫病，取代了污名化的象皮病名称。如果何鲁知道了这个疾病的命名变更，大概会唏嘘不已吧。很多时候，不恰当的名称恰是标签化人物的帮凶。

在疾病缠身的当下，如何医治才最理性没法逆料，历史更多的是后知后觉。发表在《柳叶刀》上的尸检报告证明，何鲁的巨瘤是良性的，并未危及生命，如果保守治疗是不会死的。如果提前得知这一结果，保守治疗，等待麻醉术临床应用后再去手术，他就不会被绑在手术台上，活活疼死。可是，没有如果，只有血淋淋的事实。医学正是以血淋淋的代价刺激着有识之士的神经，寻求改变之道。或许正是在震惊全球的何鲁手术之后，麻醉术的紧迫性才被医学界“看到”，进而攻克。

1847年，麻醉术进入临床使用，离何鲁去世也只有16年。

何鲁手术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外科学史上绕不开的经典案例，以沉痛的生命代价推动了外科学的进步。

时间过去近二百年，这个中国小人物曾留下三幅图像，复旦大学高晞教授以这三幅图像为基点，搜集海内外一手史料，勾勒出了被凝视和被言说之下的切近真实的何鲁，沉痛地讲述了“何鲁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