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做回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自立于世界。

中国的文化开放，多元，它的主体文化是三足鼎立，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儒、佛、道三教。这三教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始终相辅相成。从隋唐以来，我们就有这样的说法，叫作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相互配合。

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里面儒家根源性的典籍。四书是五经的一个提炼，也可以说是入五经的一个门径。

汉代就有了五经，当时还设立了五经博士，专门研究五经。到了宋代，重新振兴儒学的时候，理学家们从五经的《礼记》里面单独地提炼出来《大学》《中庸》，然后再配合以《论语》《孟子》，形成了四书。他们认为，《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大学》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曾参所写，《中庸》是曾子的弟子——孔子的孙子子思所写，而孟子是子思门人的弟子。于是这四部书可以连贯起来，从孔子，到曾子，到子思，再到孟子，所以又被称为四子书。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就被认为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思想，而且还把它看成政治哲学，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工具。其实，儒家是要为社会服务，它是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儒家是谈修齐治平的，所谓治国，就是来治理我们的社会。而治理社会中间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儒家的重点是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传统的三教其实跟我们现在人类社会碰到的三大矛盾密切相关。

二  三大问题与中国文化的三教

人在社会中常常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人跟天地万物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人与自然的矛盾。道家的思想，让我们尊重天地万物，协调好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

第二大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儒家就从这个方面着手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第三大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心之间的矛盾，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要解决我们身心的矛盾。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和今天要解决的人类社会三大矛盾可以说是非常相应的，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古人的智慧。我们读古圣贤的书并不仅是学知识，而是要学他们的智慧。古人的智慧集中在修养上。因为一个人只有把自身修养好了，才能够处理好跟天地万物的关系，才能够处理好跟他人的关系，才能够处理好身心之间的关系。很多人因为处理不好这三大关系，就会产生很多烦恼痛苦。

在儒家的思想里面，集中的一点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认同自己的一种身份，或者叫作名分，儒家推崇“礼”，建设“礼”，礼治建设的落脚就在明伦。我们到各个地方的孔庙里面去看，一定会有一个殿，这个殿就叫作“明伦堂”，儒家通过礼来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上是处于什么身份。儒家曾经把这个社会的身份分为五大类：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哪还有什么君臣啊，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没有君臣关系，但君臣关系所体现的内涵我们社会是有的。君臣关系其实体现领导和被领导、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儒家让我们每个人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后，其实是让我们每个人去尽我们的职责。

每个人身处什么地位就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都能够做到尽伦尽责，那社会就会有序、和谐。比如父母尽父母的责任，子女尽子女的责任，那么家庭就得到安顿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国家的导弹之父钱三强先生，他生前教导子女两句话，第一句是：做你该做的事；第二句是：做好你该做的事。这不就是尽伦尽责了吗？什么样的身份，就把这个身份该做的事情做好。我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同样要强调尽伦尽责。

很多人的烦躁来源于什么？来源很多，其中有一个是不安本分。这是我们很多烦恼痛苦非常重要的根源。一听到安于本分，有人会说这是封建复辟，其实我们亲自去体验一下，或者反思一下，我们老想做本分之外的事情，而又做不到，烦恼痛苦就来了。魏晋的时候，中国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不安本分，觉得外界对自己的束缚太大。他们追求个性自由，可是社会的各种制度、礼教会把他们束缚住，所以魏晋的时候出了很多名士。他们放荡不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刘伶兴致大起，便会把衣服脱得精光，赤身裸体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有人见到这一幕后，就讥讽刘伶。刘伶听后说：“我把天地当成房子，把房屋当成裤子，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到我的裤子里来？”魏晋时候有很多这样狂妄的人，不守礼仪。所以当时的乐广就讲：“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也就是说，遵守名教也同样有可以得到快乐的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呢？没有必要。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社会有社会的规范要求，个人只有遵守了共同的规范，才可以得到充分的自由，否则没有任何的自由。有人说，孔子不是到了七十多岁才有自由，还从心所欲，可不要忘了后面还有几个字—不逾矩。不逾矩才自由，逾了矩就不自由。所以，从哲学的高度讲，认识了必然才叫自由，要和必然去对抗，哪里有自由？比如说驾车，遵守交通规则，人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开车。可你说这交通规则把我束缚住了，我不遵守它。人人都不遵守，你看你还有自由没有？所以，任何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规则之下的自由。儒家就告诉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来提升我们、帮助我们遵守人生规律、社会规律，人生的修养就在于做一个自觉遵守规律的人。

儒家常常把圣人比喻成什么呢？《孟子》里讲到，一个人如果具有仁和智两种品格，那他就是一个圣人。什么叫仁，什么叫智呢？《淮南子》里面有一句话：“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意思是一个人的知识非常丰富，天文地理无不精通，但他不知人道，那他不能称为智。下面一句“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意思是一个人，很爱万物，就不爱人类，也不能称为仁。所以仁和智都和人有关，既要懂得人道，又要爱人类。我们现在很多人遍知万物不知人道，也有很多人去爱护动物就是不爱护人，这样的人要成圣是不可能了。

仁和智，大家都知道一个最普遍的说法—“智者知人，仁者爱人”，这对不对呢？当然也是对的，但这是不是一个最高的境界呢？不是。《荀子》这部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

有一天，孔子坐在屋里，他的弟子子路来看他。孔子就问他：何为仁？何为智？子路说：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孔子说，你可以为士。意思是子路称得上是一个知书达礼的人了。子路出去了。

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贡进来了。孔子还是问这两个问题，子贡的回答就是我刚刚讲的“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孔子说，你可以为士君子。意思是子贡称得上是士里面的君子。所谓君子是跟小人相对。君子和小人在古代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从身份来讲，一个是从道德意义来讲，君子遵守道德，小人不遵守道德，这里面的士君子，是读过书且有道德的人。

子贡出去，颜回进来了。孔子还是问他这两个问题，颜回怎么回答的呢？颜回说：“知者自知，仁者自爱。”一个自知，一个自爱。孔子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称赞颜回可以为明君子。明君子不是一般的君子，是把道理都认识清楚了，看明白了的人。所以仁和智都包含三个意思：爱人，被人爱，自爱；知人，被人知，自知。最高的境界是要自爱和自知。所以我们提升修养，要修养到自爱和自知。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很多的痛苦就来自于没有自知之明，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就不能够安守本分；有自知之明的人，清楚地知道我现在能够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而不是幻想着去干不能干、做不好、做不到的事情。能够自知比知人难得多，所以《老子》里面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够看清楚别人，这说明你智慧比别人强，只有看清楚自己才算一个明白人。能自知才是明，知人只不过是个智。同样地，自爱就是要战胜自己，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要自尊自爱。老子也讲过这样的话：“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够打败别人说明你有力量，只有战胜自己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强。所以，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自爱自知。

自爱里面有一个自尊。如果我们拿这些品格来检查一下自己，检查社会，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太缺乏自爱了。社会上流传着“笑贫不笑娼”，丢失了自爱，为了获得利益可以忘掉一切，采用一切不正当的手段，没有一点羞耻心。在一个人的修养里面，羞耻心非常根本、非常基础。《管子》里面就提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缺了一个支柱这大厦就要倾倒。所以，我们学习经典，核心就是要学修身养性。

《大学》的根本结构就是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里的中心就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最终都要落实到修身上去，身修好了，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里面，是把修身的功夫和建功立业的事功结合起来，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内圣”和“外王”两个方面。

修养并不是为修养而修养，修养要落实到事功上面去。所以，我觉得读书最好的次序就是《中庸》里面提到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即学、问、思、辨、行，这样一个学习过程。学要博学，博学从某种意义上讲要多多地学。只是多多地学，也不行，还要审问。搞清楚了以后还不够，你要去思考，没有思考你会很茫然。《论语》里说：“学而不思则罔”，光学不思考，没有疑问，你就会变成盲从，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这就叫迷信。佛教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就叫“有疑才有悟”，大疑才有大悟，小疑是小悟，不疑就不悟，不悟就变成了迷信。思考以后还不够，还要明辨。明辨，是你要辨别是非，辨别怎么样做才对，怎么做不对，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行动与实践—笃行。所以学、问、思、辨、行，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的次序，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行上。《荀子》里面也有一句话：“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学了，一定要去做，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知行合一”。

修身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把明白的做人道理落实到日常生活里去，道理才有生命力，否则就不过是知识而已。儒家就讲“下学上达”，上达什么，上达宇宙的道理、人生的道理。当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还必须要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这就是“下学”。生活中，我们也要不断地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上达”一定要落实到“下学”，“下学”一定要落实到“上达”，这两个方面一定要结合起来。学习最好的效果就是要落实到我们的身心里面去。

近代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马一浮，我们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位理学家。马先生出入佛老，满腹经纶，是真正的学者，他真遵守“礼”。《礼记·曲礼》里面讲：“礼闻来学，未闻往教”，按照礼制，只听说过主动求学，没听说过主动去教。当年，竺可桢先生当浙江大学校长的时候，专程去请马一浮先生：“您到我们学校来讲课吧？”结果马一浮先生搬出这两句话“礼闻来学，未闻往教”，他就这么遵守礼。当年我不太明白，怎么老顽固啊。慢慢地，我想明白了，他很有道理。所以，我们在他面前都要汗颜，我们现在差不多都主动去跟大家讲，就没有守礼。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也可以方便法门，变通下。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礼记》的这句话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学习一定要有主动性，你对他讲才有效，没有自驱力，他根本没有想要得到，你去给他讲有什么意义呢？《论语》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启发不是随便乱启发，是他胸中有这个要求，不发出来不行，这个时候你给他去说，他才能够受益。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要求，他不愤也不悱，你非得要启发他，可能吗？所以，一定要等他愤，等他悱，这个时候启发就有用了。

学习最重要的是主动性。但还要能够融会贯通。如果讲一，就知道一，讲二，就知道二，这是不行的，要能举一反三、闻一而知十，才行，才体现学习能力。所以《论语》里面接着就说：“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意思是老师讲，方的东西有四个角，讲了一个角，学生应该知道其他三个角也这样；如果老师讲了一个角，其他三个角学生还不知道，这样的学生就不用再教了。因为他不能够发挥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自驱力去融会贯通。人学习一定要有主动性，发挥能动性，激发自驱力，融会贯通，才算是发挥了学习能力。

有一年，浙江省举行教师节（那个时候的教师节就是孔子诞辰日），马一浮先生有个演说，这个演说非常有意义。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理学家，思想可比现在很多儒学者要开明得多。他说：“欲明孔子之道，须求之自己心性”，要明白孔子所讲的那些道，恐怕你得先求自己的心性。接下来的一句话，恐怕是很大胆的一句话，但是讲了一个真理：“历史上之孔子是迹，自性中之孔子是本。”迹就是现象、遗迹，或者说，历史上的孔子只不过是遗迹，自性中的孔子才是本。

儒家讲的修养有很多方面，提出各种各样的德目和要求。有的提出一个德，有的提出两个德，有的提出三个德，有的提出四个德，有的提出五个德，有的提出六个德，有的提出八个德，有的提出九个德，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有提出七个德的。一个德就是“孝”字，百行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在中国文化中，这是一个根本，也是中国文化道德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因为中国文化就这样讲，《易经》就这样讲，有天地然后有阴阳，有阴阳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孝，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然后有忠。所以，孝是人伦的开始。从这一点出发来讲，一是孝，二就是悌。

马一浮先生还讲：“欲求自性中之孔子，其道何由？”意思是想要以自性中的孔子为本，从哪条路走过去呢？他提出了三条，“盖有三段”，哪三段呢？

第一，“判敬肆”，是恭敬还是放肆？《尚书》《诗经》都讲到：“克念作圣，罔念作狂”，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念头的人就能够成为圣人，任由乱七八糟的念头横肆，就是个狂人。所以，都在一念之间，一念敬，一念肆。圣人的功夫就是“敬”，“礼”的核心就是“敬”，“敬”就是相互的尊重。

“礼”里面讲的“敬”也是尊重他人人权的最根本的体现。我本来对人权的认识也就跟社会上流传的一样，都是什么言论自由、政治自由，但我的一个欧洲的留学生所讲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年纪挺大了，其实是中国人，在台湾出生，在欧洲待了很多年，差不多半辈子。他说北京现在发展得很好，就是有一点，太不尊重人权了。我请他讲讲怎么不尊重人权。他说，在北京，在地铁里面，你挤我，我挤你；在商店里面，也是你挤我，我挤你；在公共场合，不顾别人怎么样，高声喧哗。……我一听才明白，最基本的人权就是每个人都得到尊重。

人权，尊重最基本。我们的“礼”就是提倡以“敬”为核心。敬就是相互的尊重，你要尊重他人的存在，你要看到他人的存在。

第二，“辨义利”。马一浮先生引用了董仲舒的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这句话讲出了道德的根本原则，道德强调的是责任和义务。道德不应以功利为目的，道德如果是等价交换，有多少功利我就尽多少责任义务，那就不是道德了，那是商品交换。

改革开放以后，在伦理学研究领域里面出现过，可能到现在也还有，认为道德也要遵照商品经济的原则，有多少权利就尽多少义务，而不讲道德。是只求利呢，还是要讲义？我们至少要做到见利思义。孟子所讲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是孟子理想境界，我们一般人可能达不到，但在利的面前我们要思考，这个利你该不该得？

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也在义利问题上。某报纸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的题目是我们对于社会安全感的认同。调查的结果是只有少数人认为我们社会有安全感，而大多数人认为社会缺乏安全感。现在新出现的现象让我们更没有安全感了。食品蔬菜不安全，连药品都不安全了，有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身心如何能健康？

如果在义利问题上不能搞清楚，见利就忘义，那么会使整个社会都陷入不安全感之中。他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心术之正也”。要正心术，首先要诚意。《大学》里面讲“诚意正心”，诚其意才能正其心。什么叫诚意？《大学》里面讲“勿自欺”，是不要欺骗自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慎独”“不欺暗室”等等。这就是我们讲的诚意，只有这样，心术才能够正。我们就是要正自己的心，正人心，正己才能正人。我们在面临义利之辨的时候，首先要从正心入手。

义和利的分别，马一浮先生作了解释：“义者，尽其分之所当然。”我是个老师，我把老师的工作做好了，那就是尽了义。我不去考虑你给我多少钱，我去做多少工作；你不给我钱，我就不去做，或者马虎应付，我们现在这样的老师不少。做父母的人，应该尽其所当然；做子女的人，应该尽其所当然；做学生的人，应该尽其所当然；做老师的人，应该尽其所当然……这是“义”。“利者，求其私之所欲得”，追求私人想得到的名誉财富等等。所以，“义利之辨”，即是“公私之辨”。

我们过去老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理学家们先提出来。《礼记·乐记》里面就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礼记·乐记》里面的“存天理，灭人欲”是要求我们礼教中的乐教要引导人们存天理，不要引导人们人欲横流。乐教，也就是艺术教育，或者说美育教育、音乐教育等，不要让我们的艺术教育把大家弄得昏昏沉沉，要能振奋人心，让人有向上的精神追求，让人的心情和性情得到和谐与调试。宋明理学家借用了这个话，提出要灭人欲，尽天理。这个话的核心也是公私之分，人欲是私，天理是公。我们以前常常把理学家的这句话说成是禁欲主义，扼杀人的欲望。其实，理学家讲得很清楚，如果是合乎大家的利的，则不是人欲，而是天理。所以，天理人欲之辨，或者叫义利之辨，其实就是公私之辨，是为公还是为私。

第三，“慎言行”，言行要谨慎。把这一条和前面两条联系起来分析，他说“人心所存者，不敬则肆”。人心所存不是克念作圣，就是罔念作狂，不是敬就是肆。“其所由者，非义即利”，要是为了义就敬，要是为了利就肆。这是在心里面，表现出来就是“不出言行二端”，离不开你的言语和行为。所以，你一定要通过他的言行看出他心中所存的是“义”还是“利”，是“敬”还是“肆”。通过一个人的言行可以看出他在想什么。马一浮把言行提得很高。他沿用《易经》所讲的内容：“言行者，君子之枢机。”言语是一个人的开关，开关一发的话，则“荣辱之主也”。我们现在的学者也讲荣辱观的教育，什么叫荣？什么叫辱？为“敬”、为“义”，就是荣；为“肆”、为“利”，就是辱。马一浮引用了《论语》里的一句话：“言忠信，行笃敬。”这句话可以说是“入德之门”，亦为“成德之要”，可以“终身由之而不尽”。所以，“言忠信，行笃敬”是我们修养里最基础的。

我又想到了朱熹，朱熹讲“所以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立身行己是对自己而讲，应事接物是对外来讲。他说：“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不自欺，也不去骗别人。“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不怠慢职责，不放纵自我。一个是对自己，一个是对别人，是从两个方面来讲。他说敬只是个“收敛畏惧，不纵放”。诚只是个“朴直悫实，不欺诳”，开始的时候，要时时地警惕，要控制自己的言行。坚持的时间久了以后，习惯成自然，言行都不会放纵。再简单一点的话，他说“诚”只是一个“实”，“敬”只是一个“畏”。所以，他说“学者之心，大凡当以诚敬为主”，诚只是去了许多伪，敬只是去了许多怠慢。我想，德目可以有很多，但是一个人一生奉行“诚敬”这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作为自己一言一行的指导，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圣人。很多的德目最核心的就是这两个。《中庸》里面，除了谈“中庸”，很重要的是谈“诚”。至诚不息，至诚可以感动天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出来，你要真是真心诚意，那么会感动所有的人。

如果我们能以四书里面的“诚敬”两个字来作为修身的根本，那么四书就没有白学。我们学这些经典都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具有完善人格的人。二十世纪初，学术界、社会上经常争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宗教或者缺乏宗教，在名词概念上争论不休。其实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此教彼教皆为教，都起着教化民众的功能，何必要称此为宗教，说彼为非宗教。儒家是崇尚人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充分地相信人自我的能力、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孟子的性善论，就是强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人到了这个世界上，一点一点地把它消磨了，我们要把它找回来，要复性。所以，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把这个放掉的心找回来，有了这四个心就可以成为有仁义礼智这四个德目的人。那么这四端之心也是相应可以找回来的，恢复过来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人从本能角度来讲和动物的差别是不大的，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息，趋利而避害。因此，人要跟动物区别开来，根本上是要“化性”，要改造自己的性，要“起伪”，建立起人为的道德的教育、道德的原则。所以，荀子说要“化性起伪”，要通过改造。儒家相信人可以通过“复性”或者“化性”，来完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自我。也就是通过自律来达到自我超越，成圣成贤，德配天地。这是儒家的观点。

道家崇尚维护人的自然本性，即“保真”，保性命之真。我们要把天性保护好，保护好了就完美。保护好了，我们就该活多少年就活多少年，自然地生，自然地死，快乐地生活，安祥地死。这是人可以做到的自然之道。道家也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完美，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除一切违反自然本性的东西，就可以成为一个保性命之真的“仙人”。我们现在追求吃喝玩乐，在某种程度上就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都是过分的要求。只要把这些东西去掉了，我们人可以保性命之真，我们可以尽其天年。

佛教崇尚人人都有觉悟生命的佛性，所以人应当自作明灯，自己照亮自己，用般若的智慧来破相显性，觉悟人生，超越生死轮回。

中国的三教都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人可以保持自己的天然本性，人可以自我觉悟。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自身不可能完善，因此只有笃信和依赖上帝的救赎，使灵魂到达彼岸。它与中国三教是不同的，但都在教化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说宗教就有神，没神就不是宗教呢？我们过去在这些名词概念里面兜圈子，越兜越糊涂。我曾经讲：大道至简，真理平凡，深文周纳，反成知障。深文周纳，就是文章写得很深奥、很周全，反而会成为我们的所知障。现在的学术，我认为最大的毛病就是把简单变成复杂，把明白变成糊涂。我们要把至简的道理讲明白，大家一听就懂，一懂就能够做、能够去实践，这是最重要的事。由博返约，精义方现，超言越象，深义乃得。超越语言和图像，深刻的道理才能够得到。要不然我们就会囿于名相，让这些名词概念搞得晕头转向。

我们学中国历史上根源性的典籍，最根本的不是去学知识，而是去学人生的智慧，要对我们生命的实践有所受益，最根本的是能够提升我们的整体素质修养，来明白人生的意义，来超越自我。如果套用一句现在一位高深禅学大师（太虚大师）的话来讲就是“成佛”。佛家相信每个生命都有佛性，实现自性中之佛，就是成佛；儒家相信每个人都有仁心，实现自性中之孔子，也就是成圣；道家相信性命之真，实现自性之老子，也就是成仙。太虚大师有那么四句话：“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意思是我们景仰的是佛陀，达到这个目的要在于你自己人格的养成，人格圆满了，你也就是佛了，这就叫真实的现实。

只要我们能够把学到的道理落实到生活中、言行中去，改变生活现象中的自我，我想我们一定能够建设自己、圆满自己，获得一个快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