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1-20 13:47:06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罗庸

《治学态度及其方法》一书，是罗庸教授1929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时，就治学态度和方法为师生所作的专题学术讲座结晶。书中分析学者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常见的种种病态，探究其病源，阐述现代学者治学应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对于今天的文科学生仍具借鉴意义。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对这部著作极为推崇，他曾用这部书给研究生开门弟子严学窘“洗脑”，以荡涤传统旧学的桎梏。刘宝俊教授认为这部书“思想深邃，识见超前，充满造诣精深的彻悟，而又具有清风朗月般的灵气文采斐然，时时令人击节赞叹。”

“公”的观念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要知凡是学问，无分属于那一科，其所以有今日的成就，都是汇集多数人的心思才力，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改进，才有今日的现状的。既非一手一足所做出来，便也非一人一时所能包办。所以学问是因大家而发生，靠大家而进步，依大家而存在，实在是一件最公不过的东西。凡我们说某一件东西是“公器”，那意思就是说这东西不为某一人所占有。大家对于这件公器，人人有享受的权利，人人有维护的义务。所以治学的人对于学问，应有两种的观念：一方面是宝爱这学问，认定研究学问，是自己惟一的享乐；一方面是尽忠于学问，认定研究学问，是自己应尽的职责。

原来学问这东西，里面有一种不可名言的乐趣。但你不去寻他，享受不来；寻他而不得法，也就无从找到。大概学问的趣味，往往藏在追求某种解答的工作当中。因为大家漠然不察的事件中，忽然被你发现一个问题，这便是个有趣味的事。有了问题而无能人解决，要你自己披荆斩棘的去搜求，这又是一件有趣味的事。在这披荆斩棘的工作中，只有你一个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游行自在，却是“说与旁人浑不解”，这又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找来找去，得不到解决，这时便有点苦闷。但你却有十二分的决心，非找到不可。历尽万苦千辛，一旦忽然被你找到了，这快乐真是不可名状，大概只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几句话可以形容它。王静安先生在他的《人间词话》里有一段说：古今成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第一期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真是深知甘苦之言。

得到这种学问趣味的人，第一件便是忘了一切，忘食，忘忧，忘了老之将至。至于身外浮名，悠悠毁誉，得之不为荣，失之不为辱，那里还有丝毫的计较挂在心上。这个便叫做“为己之学”。我们再反过来看前面所说的“骛名”之士，可知他全未踏进学问的门庭，只是在门外张皇罢了。

但是学问的乐趣，在获得结果后会逐渐消失。因为无论什么学问，研究的结果，只不过得到一个“原来如此”。苏东坡的诗说：“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年恨不消；已到原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最能形容这种境界。然而学问这东西最怪，你不研究则已，越研究问题越多。解决一个，又来一个；进步一层，还有一层。总也解决不完，学问也就前进不已，趣味也就终身享受不尽。知道学问的结果都不过“原来如此”，就不会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尝到了学问的趣味，就会“锲而不舍”，“欲罢不能”。


至于尽忠于学问这件事，大概应该先存一个“反省”之心。第一，应该想一想我们这般以学问为生命的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实在对于社会、对于人类没有直接的供献，而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为尤甚。我们的供献，只在学术上头，那我们应该如何尽忠于学问，以期无负于社会、无负于人群。第二，应该在读古书的时候，想一想我们对于前人的评价，大概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总会受后人的钦服，欺世盗名之作，不旋踵而唾弃随之。可知学问得失，自有公论。假令侥幸成功，得到一时的虚誉，人生数十寒暑，转瞬奄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亦何苦博一时之虚荣、受千载之唾弃？有此两种想法，一切憍慢囊括的心理，自然冷了下来。

由这种反省，就发生了“自知之明”。这时就会发觉自己的程度的高下、才力的大小、识解的浅深。知道过去的学者，高过于我者尽多；并世的学者，高过于我者也不少。目前的学术堂庑，是已往无数学者的心思才力积累而成。我个人努力的时间、精力，比较已往无数人中的任何人，实不能多所超过。所不同者，是今人的时代较为进步，在方法、材料和认识的方面，多了些古人的经验和新的工具。这只能帮助我们此后少跑些冤枉路而已。我们固然应该认得前人失败之所在，但绝不应该过分的鄙薄古人。至于并时的学者，那恰如建筑高楼的许多工匠；我也不过是许多工匠中之一名，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其棉薄。工作作对了，是分所当然。不对，就是自己的过错，需防备监工的人的指摘。大家既然同是在做工，就应该合衷共济，以期工作之完成。等到工作有了成绩，只不过大家尽了责任，而绝非什么可以炫耀于人的丰功伟绩。自己终日兢兢业业，惟恐责任未尽，有负读书之名，自克之不暇，那里还敢“自慢”？这个便叫做“尽己之学”。我们再反过来看前面所说的“自慢”之士，可知他全未有心于从事学问，只不过想拿学问装点自己的门面罢了。


总括上面所说，能“识公”则无“偏私”，能“为己”则不“骛名”，能“尽己”则无“我慢”。这时对于学问，自然会“虚心”了。

据我们观察，越是勤学的人，总越比旁人好问。这纯然是因为在学问上发生了问题，求解答的心异常迫切的缘故。一个问题既经占据了心思，便会翻书求解决。翻书翻不到，自然而然的会虚心下问。就是比自己低的人，也要平心静气的问他。习惯养成，便随时随地发生注意，随时随地取得新的收获。这时知道宇宙人群，到处都是学问的材料，没有一件可以轻轻放过或拒绝不纳的。阎若璩的“一事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便是真正的“虚心”了。

真能“虚心”，便会冷静的做客观的观察，粗心浮气，自然减少，对于学问便做到“莫问收获，但励耕耘”的地步，那“责效”的心自然消灭了。“责效”的心既消灭，一切逞臆空谈都用不着，自然会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做去；那便会运用材料，以求问题之最终解决，那强材就己和安于小利的毛病都没有了，治学的心境便“宽闲”多了。

心境既宽闲，那“求速”的心自然消灭。以前所以自相煎迫，完全为了要在最短期内，有最大的成功。现在心境既宽，实地做下去的结果，知道学问的效果非可预期，学问的欲望不宜太奢，便会把自相煎迫的心理革掉。又以学问趣味所驱策，一个问题，如不澈底解决，便不安心。于是一切“苟且”、“贪多”、“躐等”的心理，渐渐上了轨道。以前神游无着的空泛思想，便会一天一天的寻到归宿，有了固定的着落，学问的心得，便由此发生了。《礼记·大学篇》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便是讲的这种心境。时时有问题，时时有归宿，那“散漫”、“无恒”的毛病，也就自然免了。用心每有所获，便感到学问的趣味，那“畏难”、“排拒”的心理，自然没了。在这“勿忘”、“勿助”的状态下求学，自己并不能感觉到是否进步，但在相当时期内考察，则可发现进步之快而且多。这便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了。


能“识公”，便不屑争胜；能“为己”，便不暇争胜；能“尽己”，便不敢争胜。加之“虚心”，则觉无论何时何地，皆我“择善”之资。择之不暇，争于何有？这时全副精神，统通注意到自己，不暇和人比较长短。又以择善之故，惟恐人有善而我未及知，更不暇计及人之短。更因尽己之故，希望志同道合的人日益增多，那便对于学术更能多所建树。到这时，惟恐人不和自己做同一的工作，惟恐人家的学问不比自己高明。这时“服义”的心便养成了。

一个人既能免去“责效”、“求速”、“争胜”种种罔念，荡除“偏私”、“我慢”、“骛名”种种积习，便养成“无所为而为”的“廓然大公”的心理。这便是“虚”。能“虚”就没有乱七八糟的念头在心里横冲直撞的捣乱，这便是“静”。能“虚”能“静”就会一心一意的研究一个问题，这便是“壹”。能“壹”就中有所主，这便是“主见”。有主见便会感觉到外面的“异”，便有比较的观察。会观察便有选择，会选择便能摄取外面的长处，吸收融化而收归己用。这时意境越觉深阔，心气越觉安定，眼光越觉锐敏，思想经修正而越觉完密坚实，“择别力”便养成了。

“择别力”既经养成，在里面，“自信力”便越来越强；在外面，旁人的高下浅深，看得清清楚楚，“批评力”便越来越富。一切是非得失，可以没有遁形；一切浮言异论，可以不为摇惑。这便是“自得”。到这时候，学问便成功了。

在中国的哲学和文学里边，恐怕是都需要这种工夫，才能有所成就。荀卿说：“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道？曰虚壹而静。”又说：“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论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便是讲的治哲学的态度。刘彦和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又说：“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便是讲的治文学的态度。可知古人大都确然有以“自得”，只不过被后来一般没有学问的人，把治学的方法弄错了。学哲学只会摭拾成说，学文学只会摹拟旧艺，食古不化，背理违时，学问固然进益毫无，民族的自信力也将丧失净尽了。


但是，以上所谓的“择别力”之养成，实在不过是自己本能的恢复，并不靠外边任何力量的。那“以人蔽己”，或“以己自蔽”而失掉了择别力的人，纯是因为种种偏私狭陋的观念，搅昏了本有的智力，自己当时以为得计，其实已竟误了自己。在明眼人看来，只是可怜罢了。



《治学态度及其方法》一书，是罗庸教授1929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时，就治学态度和方法为师生所作的专题学术讲座。由叶作仁、张宗贤记录整理，1930年中山大学油印线装，迄今未正式公开出版，且流传于世目前可知者只有两本。该书分析学者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常见的种种病态，探究其病源，阐述现代学者治学应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是指示现代学者治学门径的通论性著作。


罗庸（1900—1950），字膺中，号习坎，笔名耘人、佗陵、修梅等。原籍江苏江都，生于北京。先后入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习。1924年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兼北大讲师，1927年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浙江大学教授，1932年起任教北京大学，1937—1938年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1939年秋，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兼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1944年任云南大学特邀导师，1946年任昆明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1949年，在梁漱溟创办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重庆北碚。 

刘宝俊，男，1958年生，湖北省崇阳县人。1977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年考入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导师：严学宭），获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迄今任教中南民族大学。1996年晋升教授；1998年获评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任文学院副院长；2002年任硕士研究生导师；2006年兼任学校教务处处长；2011年兼任学校图书馆馆长；2012年获华中科技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在职；导师：尉迟治平）。先后在《中国语文》《民族语文》《语言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数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出版独撰专著《社会语言学》（科学出版社2016年）、《战国楚简特形“心”符字群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严学宭评传》（中华书局2020年）三部。

罗庸 撰  刘宝俊 整理

 全书分内篇和外篇各八个专题、共十六个专题，分别为内篇：勉学、识仁、六艺、诸史、九流、理学、经世、文章；外篇：种族、文化、质文、礼乐、乡党、学校、儒侠、风俗。 本书内容涉及中国哲学（如“识仁”“九流”“理学”“文化”）、社会政治（如“经世”“乡党”“种族”“质文”）、经史（如“六艺”“诸史”“儒侠”）、教育（如“勉学”“礼乐”“风俗”）、文学艺术（如“文章”）等中国文化的诸多核心内容，包举丰富，议论恢弘，是罗庸教授一生中最具有学术广度和深度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