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下午15:00，在2026北京图书订货会中国出版集团活动区内，一场围绕“二十四史”阅读方法与修订进展的专题活动如期举行。本次活动以“‘二十四史’如何读”为主题，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苗润博与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二十四史”修订办）主任胡珂担任对谈嘉宾，从学者与编辑的双重角度，与现场读者分享史部典籍的阅读方法，交流修订工作的最新进展与学术推进。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篇幅宏大的史书，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巅峰成就。中国历来就有读史阅世、以史为鉴的传统。但是，历史中的兴衰治乱，真的能启迪我们的日常吗？如果不搞管理、不用权谋，普通人读史书又有什么用？苗润博结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研究工作，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我们常说，读史可以明智，能让我们从过往中汲取经验，更好地应对当下。然而现实中，“后人复哀后人”的剧情却屡屡重演。这是因为历史经验往往遥远而模糊，每个时代又都有其特殊的环境和具体的情况。正如黑格尔所言，历史给人唯一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既然如此，又应如何理解“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观点呢？不妨回到这句话产生的具体情境中。这句话的发明者，正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上位，合法性容易受到质疑，因此他特别关心自己在史书上的评价。他曾试图阅读“起居注”，了解史官如何记录自己的言行。迫于压力，房玄龄等人发明了“实录”，供太宗阅览。在中国古代，正史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崇高性。帝王将相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无所顾虑，但对自己在史书上如何被记载却颇为在意。所谓“资鉴”史学，一定程度上具有帝王心术意味。梁启超称“二十四史”皆为帝王将相之家谱，实则不无道理。
而我们现代普通公民，则可从中国史学的另一伟大传统中获得读史阅世的启发，那便是司马迁《史记》提倡的“通变”传统。
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这样阐释他创作《史记》的动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心，去探究古往今来一贯的道理。我们可以透过史书，去感受历史中具体个人的种种遭遇、情感和心态，去体会权力结构的特点及人与权力的关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我们学会关注具体人的命运，便能更多地克服偏见与狭隘，更加宽容、彼此尊重，获得更为健全的人格。所谓“天人之际”，不局限于本朝本地，而是超越了时空家国的界限，囊括了全人类的命运与情感，无论在时间或空间的远方，我们都可以彼此关心、互相理解。这种博大的共情，也是人文关怀的本质。
“通变”传统的另一个要义，是具有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历史学的思维能力，并不要求背诵记忆，更强调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每一部史书，尤其是“二十四史”，都经过了编纂者的设计加工，他们试图借助史书，留下他们想传递给后人的历史。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我们不能将这些史书视作“待接受”的，而应是“待检验”的。阅读这些文本时，有必要“正本清源”，透过表面的文本逻辑，勘破编纂者的用意。当然这种读法对许多读者而言过于艰深，大家可以参考一些研究论著辅助理解。当这种思维惯性慢慢养成，我们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少上当、少受骗，不盲目地歌颂赞美，保持清醒理智和独立判断。
随后，胡珂介绍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修订工程的进展情况。目前《晋书》修订本已进入最后编校阶段，修订组成员已到书局现场办公，进行最后一轮通读及第三次校对，预计于2月完成工作，之后进入出版环节。此外推进较快的是《明史》修订本，正在进行校勘记的最后定稿工作，预计于今年上半年完成。略微的迟滞是为了更好的相逢，修订组和中华书局一定精益求精，努力呈现出一部体现前沿学术水平的修订本。

最后，苗润博结合参加修订的工作经验，分享了修订工作的学术价值。他指出，“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培养了一批将文献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的历史学者。他们在修订过程中，更新了对史书、史学的认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充分体现在了校勘工作中。其中特别重要的进步，是强化了对文献源流的认知。每一部正史的形成，都有其动态、立体的过程，编纂者看似天衣无缝的“作案现场”，实则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让我们能按图索骥找到真相，还原史书编纂的过程和用意。修订组在勘破了这些线索之后，将他们的发现写在校勘记中，留给读者细细品味探寻。同时，在阅读翻译本并不能完全取代阅读原文。“翻译”代表了标准化的解释，削弱了原文的丰富性，也不利于读者形成自己的思考，因此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史著原文进行阅读。
阅读不见得会提供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技能，但一定会在潜移默化中形塑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帮助我们了解自身与世界的联系。那些在阅读中获得的力量和情感，会帮助我们度过苦闷无力的时刻，用更多的爱与勇敢面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