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1-12 14:17:46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媛惠

上海图书馆东馆最近正在举办“攟古继美——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在展出的文献里，一组关于大盂鼎与大克鼎的文献，格外引人注目。它们以第一手资料的身份，静静讲述了大盂鼎和大克鼎入藏苏州潘氏攀古楼的往事。

攀古楼是苏州人潘祖荫庋藏青铜器的斋号。潘祖荫（1830-1890）曾任工部、刑部、礼部、兵部尚书，国史馆总裁，入值军机处，其人通经史，好收藏，所藏金石尤富。因为收藏了大盂鼎和大克鼎，当时有“天下三宝，潘有其二”的美谈。所谓“天下三宝”是指晚清“现身”的三尊西周宝鼎——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

世人大都知道，大盂和大克两鼎于1951年由潘承镜之妻潘达于女士捐献给了国家。然而很少人了解，这次意义非凡的捐赠，背后其实离不开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的悉心促成。

这段故事的源头，可以从顾廷龙的家世与早年经历说起。顾廷龙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事业家与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同时也深研古文字，精于书法。童年时代，他就对古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摹写吴大澂篆书的《论语》与《孝经》，成年后更是追随王同愈、章钰、容庚等名家研究金石古文字学。顾廷龙写书法诸体皆善，其中最出彩的便是金文。早在年轻时候，他的金文书法就为时人所重。

顾廷龙的妻子潘承圭的曾祖父与潘承镜的曾祖父是亲兄弟。潘承圭有个弟弟叫潘承弼（景郑）。潘景郑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金石学家，他早年与堂兄潘承厚（博山）共同创建了近代藏书史上著名的“宝山楼”。潘氏族人长期共同居住在一座大宅子里。顾廷龙结婚后与同样醉心金石、古文字的潘博山、潘景郑兄弟往来密切，因此得以常“随内兄弟摩挲览赏”攀古楼那些珍贵的金石藏品。《顾廷龙年谱长编》里记载，1924年，顾廷龙“在潘氏攀古楼展阅尺牍，见左宗棠致潘祖荫手札，为谋运盂鼎事，即随手拾纸记录，纳之衣袋。”这或许是他最早关注大盂鼎的文字记录。如今在上海图书馆展出的文献中，也许就有一百年前，顾廷龙亲手展读、抄录的那几页。

自此以后，顾廷龙就一直关心着攀古楼那些珍藏的去向与安危，尤其大盂鼎、大克鼎这样的国之瑰宝。

攀古楼的金石收藏在金石学史上璀璨夺目，可惜潘祖荫生前并未留下完整的藏器目录。1933年，顾廷龙在编纂《吴愙斋先生年谱》时，依据自己所见所知的器物与拓本，亲手编成《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愙斋两家藏器目》。他在序言中特别指出：“攀古楼之盂鼎、克鼎、齐镈尤为宇内重宝，非其他藏家所能望其项背。”到1939年，他感念潘祖荫“一生搜求考订之辛勤，云烟等过而未及成著以垂后学”，又依据潘景郑提供的资料，将攀古楼藏器目重新编订，使其得以单行流传。

众所周知，在抗战与解放战争的动荡岁月里，大盂鼎与大克鼎由潘达于女士及其家人倾力保护，才得以避开战火，安然存世。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私人藏品通过捐献、征集的方式为国家所有，成为国家专门文化机构、收藏机构的收藏。潘氏家族的藏品也不例外。1951年7月6日，潘达于女士正式致信政府，决定将两鼎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

潘达于女士的捐献信与后来的捐鼎典礼，已多见记载。然而，捐鼎前那些关键的沟通与筹备，却鲜有述及。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在《顾廷龙年谱长编》中找到线索。

《顾廷龙年谱长编》记载，1951年6月4日，“（顾廷龙）访徐森玉，商潘达于攀古楼献鼎售镈事。”当时，徐森玉先生正担任上海文管会副主任。就在第二天，潘达于女士便去找顾廷龙商谈献鼎的具体事宜。可见此时潘家人已经决定好了两鼎的去向。两鼎的去向是什么时候商议的？《顾廷龙年谱长编》中当年5月18日，顾廷龙访徐森玉“告潘氏重器可捐献”。此处的“潘氏重器”正是大盂、大克两鼎。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一条信息？

《顾廷龙年谱长编》中6月22日顾廷龙与徐森玉谈话中提到“此鼎全国性者，上海为华东大埠，不久将办大规模博物館，献诸政府，较为适宜，中央文物局、华东文物处均已说定”。此处的“中央文物局”给我们指了一个方向。这年4月9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致信徐森玉，了解成立上海市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具体计划。5月2日，郑振铎抵达上海，9日在上海乐义饭店楼下，召集了上海图书馆、博物馆工作人员开座谈会。也许就是在郑振铎这次来上海开会期间，谈到了征集两鼎的事。顾廷龙是潘家女婿，又是文管会顾问，两鼎或捐或售由他询问和居中接洽再适合不过。潘达于一家在动乱中守护攀古楼的珍品，其艰难困苦与压力非常人所能想象，从“告潘氏重器可捐献”的回话中可知，此时将这两件重器献给国家，化为公有对潘家人而言是最乐意看到的结果。

那么，将两鼎捐给上海是出于何种考量呢？《顾廷龙年谱长编》中的一条记录，1951年6月22日，顾廷龙拜访徐森玉，谈及苏南陈某询问捐鼎一事时，他明确回复：“此鼎全国性者，上海为华东大埠，不久将办大规模博物館，献诸政府，较为适宜”。这里的“苏南陈某”可能是时任苏南文管会会长的陈谷岑。也由此可知，苏州与上海都在关注两鼎的去向。

在1951年7月5日致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的信中，潘达于写道：“盂、克二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而“上海为华东重要地区、全国人民往来辐辏……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群众之观瞻及研究，借以膺先人津逮来学之初衷。”

结合潘达于信中的思路与顾廷龙回复他人的口径，可以推断，潘达于最终决定将两鼎捐给上海，顾廷龙的助推作用甚为重要。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潘达于在捐赠两鼎的同时，还将一件“齐镈”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上海市文管会——而这件齐镈，正是顾廷龙当年在《藏器目》序言中，与盂、克二鼎并提的“宇内重宝”。

潘达于本姓丁，她有个姐姐叫丁燮柔，和她一样嫁到了潘家。丁燮柔的丈夫正是潘博山。潘博山曾在1937年参与了潘达于女士秘密掩藏两鼎的行动。前文提到，因为共同的志趣，顾廷龙婚后与潘博山、潘景郑兄弟往来密切。而顾廷龙的办事风格是出了名的可靠。或许正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潘达于才会选择与顾廷龙一起商量两鼎的前途，并认定将顾廷龙作为接洽人。

此后，顾廷龙继续为捐赠事宜奔走。《顾廷龙年谱长编》记载，同年7月2日，他再次找徐森玉商量捐鼎信稿；7日，他将潘达于正式的捐鼎信面呈徐森玉。那封著名的捐鼎信，落款日期是7月5日。文稿内容或经顾廷龙审阅定稿，可以肯定的是，捐鼎信是由顾廷龙之手递交给文管会的。

为了感谢顾廷龙在捐鼎过程中的帮助，1951年8月18日，潘达于特地在锦江饭店设宴款待了他。同年10月9日，文化部为潘达于举行了隆重的捐鼎授奖典礼，顾廷龙亦在受邀之列。

顾廷龙自1949年12月起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后又于1950年7月受聘为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为公家征集文物，本是他的职责所在。而他早年深耕金石之学，深知两鼎的非凡价值与文化意义。1933年他主动为攀古楼的藏品编目，正是感念前辈收藏之艰辛，欲使其嘉惠后世学林。鼎中的铭文更是伴随了他大半生的临池生涯，他曾在写给林公武的信中列出了他日常临写的几种金文范本，其中位居第一的就是《大盂鼎》。

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国家终于从动荡走向安定与光明，像大盂和大克两鼎这样的国之重器在新中国能有妥善的安置，关乎社会对国家未来的信心，也彰显人民政府对文化保护事业的重视程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身为上海和苏州两地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的顾廷龙才会建议潘家将两鼎捐献给上海。

回望这段历史，顾廷龙先生在大盂鼎、大克鼎捐赠中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一次简单的“协调”。从早年为攀古楼藏器编目留档，到最终协助潘家人为两鼎找到最好的归宿，这段往事，只是他用尽一生守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漫长事业中，一个安静而深厚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