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7-14 15:43:36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张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围绕明成祖生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1932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上发表了《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对《明史》所载明成祖生母为马皇后的说法表示质疑，提出明成祖生于碽妃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朱希祖首先辩难，于1933年撰写了《明成祖生母记疑辩》，强调傅斯年的观点难以成立，并对傅氏立论根据进行了驳斥。随后，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等人也加入讨论之中。

这场讨论为处于起步阶段的明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透过辩论文字的背后，论争一方面反映了傅斯年、朱希祖对待史料的不同观念，另一方面两人间的矛盾在其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傅斯年与朱希祖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探讨，看似纯粹学术观点的争鸣，但实际上也与傅、朱二人矛盾的激化有所关联。也即是说，傅、朱二人的矛盾为学术辩难起到了推波助澜之作用。

朱希祖是傅斯年在北大就读时的老师，傅斯年对其极为尊敬。1929年，史语所从广东迁至北平，傅斯年亦随之入北大史学系兼课，与朱希祖成为同事。1930年12月，史学系学生散发了“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的传单，指责朱希祖“无学无识”而又“嫉贤妒能排挤教授”，因此“决不配干史学系主任”。随后，朱希祖被迫辞去史学系主任一职。在朱氏处于“学潮”困难之时，正是傅斯年向史学系学生澄清事实，为朱希祖作了辩护。所以事后朱希祖对傅斯年不无感激地说道：“此次北大史系事件惟兄仗义执言，凛凛可钦！刚正之气，热烈之忱感人心脾，永永难忘矣。”

朱希祖被迫在北大辞职，欲同时辞去清华大学与辅仁大学的教职，专入史语所从事研究。他在1930年12月21日致函傅斯年说：“希祖最近转辗思维，决定此后专事研究史学，不作教员，不作任何校长主任及各项办事员，故拟在年假后辞去清华、辅仁等校教课及北大研究所导师，使身体一无所累，集中精神以从事于一史，惟生计问题不易解决。前日承兄谈及研究院事，可以达我此志，年假中未识可以决定否？迟则事机一失，恐仍牵于旧累不可解脱矣。乘此机会快刀斩乱麻，使永无纠葛，亦可谓毕生之幸。”对此，傅斯年表示“甘愿赞助”，并决定史语所上半年以少购图书来支付朱希祖的薪俸。

1931年1月25日，史语所召开十九年度下届第一次所务会议，陈寅恪提议改聘朱希祖为专任研究员。陈氏认为，历史组的工作以近代者为最重要，“如整理档案是朱先生，关于近代史的知识既极其丰长，而十余年所搜集之此项史料在国内亦无有出其右者”，又恰逢朱氏刚刚辞去北大史学系主任一职，“正宜在此时改聘为本所专任研究员”。不久，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便向朱希祖下发了“专任研究员”聘书。可以说，傅斯年在促成朱希祖由中研院特约研究员改聘专任研究员一事上，功不可没。


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正因为此次改聘之事，逐步走向紧张。按中央研究院章程规定，专任研究员必须辞去其他院外一切职务，专事研究。关于此点，傅斯年早已给朱希祖一再重申，但朱希祖在被聘为中研院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后，又致函北大校长蒋梦麟，先是在北大请假一年，而后“拟销假复职”，并说：“希祖查（北大）研究所中别无教授担任明清史指导，明清史料整理会亦无人指导整理，故不忍决然舍去，且先生来长北大，希祖极愿襄助，惜不能竭尽全力为歉。”

朱希祖一方面未与傅斯年商议，直接致函蒋梦麟，想要在北大“复职”；一方面又告诉傅斯年已经辞去了北大、清华、辅仁的一切教职。这一做法，引起了傅斯年的极大不满。傅氏在给朱希祖的信中说：“先生足使斯年对中央研究院立于罪过之地位者”，“先生有何意见，或作何约定，请与蔡先生约之。斯年实更担负不起”。朱希祖认为他与傅斯年之间“隔阂”已起，于是不得不致函傅斯年，再行告知“已发信将北大、辅大、清大教授等名义辞去，以遵守院章，解除各种困难及非毁，如兄尚有别种为难之处，竟行开除亦无怨悔”。从傅、朱二人最后的通信内容来看，傅斯年埋怨朱希祖不守中研院之章程，朱希祖气愤傅斯年处处与他为难。显然，从书信交往中可见两人之关系已有所激化。

可想而知，在这种氛围下从事专任研究员的朱希祖，很难在史语所长久地工作下去。因此，朱氏在短暂担任了史语所专任研究员之后，便于1932年秋南下到中山大学任教。同时，原本由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五人组成的《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也刷新人员，将朱希祖剔除了出去。1932年至1933年，尽管朱希祖仍然担任史语所的特约研究员，但已是有名无实，因为《史语所章程》第十四条规定特约研究员的职责在于“有特殊调查或研究事项时临时委托到所或在外工作”，所以此后朱氏几乎与史语所再无任何工作上的关系。

据近人吴梅在《日记》中披露：“往访林公铎，同往刘三处长谈……席间所谈，皆北大近日事，方知朱逖先之南来，受傅斯年之绐；许守白之解约，出胡适之之意。”不论吴梅所论是否掺杂偏见，亦不论傅、朱二人孰对孰错，两人因“改聘专任研究员”事件而导致关系紧张，则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傅斯年、朱希祖两人不同的教育理念，应该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朱希祖在任北大史学系主任期间，对史学系的课程进行了改革，其改革的着眼点主要是追求课程开设齐全，使得学生能够获得完备的“史学应有之常识”。职是之故，史学系开设了社会学、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人种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等课程。繁多的课目，致使教师的讲授成为一种知识的灌输，直接忽视了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后来朱希祖也意识到“过去史学系之课程，弊在全恃教员的灌注，而无自动的研究；且课程太繁，亦无研究余晷”。随着朱希祖辞职离校，他“在北大史学系历时近十年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从傅斯年随后主持史学系的工作来看，他对于朱希祖在大学中从事史学常识的教育甚为不满。他认为，大学教育应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为主，而非常识教育，于是他将史语所恪守的重视史料搜集、整理、研究等治学理念援引到大学教育中来，并明确反对史学系原来所开设的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种学等“史学应有之基本常识”科目，认为这些科目起不到培养史学人才之目的，属于“泛滥漫汗的知识”、“不能充实的知识”以及与史学研究“不相干的知识”，强调学生到史学系来学习“应是借教员的指导取得一种应付史料的严整方法，不应是借教员的贩卖聚集一些不相干的杂货”。在教学实践上，傅斯年强调对学生进行“断代史”与“专门史”的教育，在他主持北大史学系期间，迅速培养出一批专事历史考证的青年学者，如胡厚宣、张政烺、邓广铭、全汉昇、何兹全、王毓铨、高去寻、杨志玖、王崇武、傅乐焕等，以后均成长为史学研究领域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

由此透露出，在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上，傅斯年并不满意朱希祖的改革，所以他在主持史学系后才会改弦更张，实施大刀阔斧的再改革。傅斯年这种不同于朱希祖的教育理念，自入北大起便处于潜伏状态，直待朱希祖离开北大后，才得以施行。这种不同的教育观念，无疑会或隐或显地加剧两人之间的冲突。

朱、傅之交际矛盾集中爆发在1931年，而1932年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记疑》中的“询朱逖先先生此书何如，朱先生谓其皆是零抄他处者，仍应以原书为准，遂还一价，而余赴京。两月归来，此书已为原主取回，今日思之，殊觉可惜”之类的话，无疑会触动朱氏的敏感点，于是在这场学术论战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一些义气之争。


（摘自张峰《本土与域外的变奏：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史学（1928—1948）》，中华书局2025年4月版。注释从略，标题为编者所拟）



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有密切关联。本书以1928—1948年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了史语所新典范的生成、运作机制、求新趋向、话语建构、治学特色、学术贡献、域外影响及研究局限等，较完整地呈现出史语所推进中国现代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历史图景。注重从“本土”与“域外”的双重视角，从中外史学交流的维度观照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关系，考察西方的学术观念何以与中国传统史学相互交织、熔铸，进而推进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同时较为系统地使用相关档案资料，增加了研究成果的原创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