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6-30 14:37:33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

随着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收官，“一骑红尘妃子笑”背后帝国驿传系统的复杂运作引发热议。今天我们不妨将目光放得更宽些——除了“占尽风流”的荔枝，同样金贵的樱桃也曾在唐代宫廷宴席上扮演主角。更值得细读的是支撑起这份“奢侈”的骨骼脉络：那遍布帝国的驿站、疾驰的马匹与穿行的舟船。历史的五味，常常沉淀在这些日常的纹理之中。

到盛唐以后，有名的水果有樱桃和荔枝。这两种水果在北方很名贵，皇帝常将它们赐给臣下。荔枝因杨贵妃喜爱而占尽风流，樱桃则以樱桃宴最为出名。据《唐摭言》卷三记载，有位前宰相的儿子刘覃办樱桃宴，客人们每人能分上几升拌有糖、酪的樱桃，十分香甜可口。除此之外，樱桃毕罗也非常有名，毕罗是一种带馅的面点，晚唐时属于“衣冠家名食”的韩约所做的“樱桃毕罗”，在馅里放樱桃，做好后馅里的樱桃“其色不变”（《酉阳杂俎·前集》卷七），成为一绝。

荔枝的传奇不仅在于其味，更因其运输牵动国家驿政。


马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出行工具。到唐代，骑马出行变得普遍起来，上自皇帝、朝臣百官，下至进士、侠客、商贾、无赖，无不骑马。唐代统治者对马政非常重视，在许多地方设有监牧以养马，如有陇右监牧、银川监牧、原州监牧等。

唐代是不允许私人藏有大量马匹的，因此皇帝赐给大臣马一般只是一二匹。由于马匹短少，马就成了较高级的出行工具。在唐代，家里没有马但出行又需要马者只好借马或贷马，皇帝有时也拿出飞龙马来借给大臣以示恩宠，这时大臣就要写《谢借马状》表示感谢。


舟船，是出行工具中很重要的一种。南方和北方都使用舟船，而南方使用较多，有些地方简直就是唯一的出行工具。

隋唐五代的船，也有官船和私船之分。中央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船都是官船，其他个人特别是商人所有的船是私船。官船包括驿船在内，就是官家使用的船，官府的长官就是官船的当然使用者。

由于官船往往不够使用，就需要采用和雇、差雇等方式向私人借船。这种借船，名义上是给钱的，但“州县虽云和雇，商人焉敢请钱”（《全唐文》卷八九）？实际上就是掠夺。如果此处官府想要雇彼处的官船，还需要下帖才行。由于当时除富商外一般拥有船的人不多，所以隋唐五代时私人间佣借船只非常普遍，史籍称为雇船、赁船、佣船、僦船等。


馆驿，简单地说就是官方开办的供出行使者、官员们住宿并供应他们饭食和出行工具的场所。到唐代，对驿的制度记录比较详细。据《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记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这些驿中，有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其他是水陆相兼的驿。不过这是唐玄宗时的数字，后来又增设或改设了一些驿。各驿之间的距离，也未必都是三十里，在都城附近大约十至二十里一驿，在西北如沙州等地有的驿相隔达上百里。

每陆驿都要配备马匹，这些马匹称为驿马。驿马的标记，是在左肘上印有“驿”字，在脖子上印有州的名字。每驿给马的数目因“闲要”而不同，陆驿分六等，最高等有马七十五匹，最低等有马八匹；水驿分三等，最高等有船四只，最低等有船二只。等级的划分标准是驿的繁忙与否，凡在交通要道、来往者多的地方设置的驿，其等级就高，这种驿又叫“大路驿”，次等的相应就叫“次路驿”。

唐代的驿规模都很大，有驿楼、驿厩、驿厅、驿库等。驿厅一般有好几个，驿库也有许多，如有酒库、茶库、咸菜库等。大一点的驿如褒城驿中，还有池沼、舟船、竹林，可同时容纳数百人住宿，难怪千年以后的顾亭林，也感叹唐驿舍的宏敞了。


驿的最主要的功用，是传递公文书，包括诏书、赦文及各类奏、状、表等。由于驿行甚快，所以也有皇帝利用驿来贡物。著名的杨贵妃吃鲜荔枝的故事，就是利用驿来贡物的一个例子。从行生活的角度看，驿的功用主要是接待担负有上述使命的使臣或使者，以及担负地方监察任务的各级御史，为他们提供食宿，以及鞍马、草料、人夫等。由于各级地方官吏对这使臣都畏惧三分，驿吏就更不敢招惹他们，以至这些使臣常常在驿内外作威作福。

到唐后期，由于过往使人的贪求无厌，不应住驿而住驿者的索要供给，以及藩镇将吏的横暴等，馆驿制度逐渐遭到破坏，驿的规模也就渐渐缩小了。


隋唐之初，乘传发驿非常严格，只有使者才能乘驿，而且要得到敕命的允许。后来规定稍有放松，除使者外，许多高级官员也能乘驿赴任等，与之相适应，给驿的凭证，也由传符变为符券。乘驿者拿到符券后，到了目的地要上交，等事情办完后再领回来，回京后交给门下省。如果不按期交回，要依律论罪。

唐中后期，藩镇势力增大，乘驿者更为增多，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给券形式，叫“转牒”，实际就是各地节度使批的条子，凭此条子可在驿中受到招待和供给。有些节度使还批出叫作“食牒”或“馆帖”的条子，凭此可以在馆驿吃饭，但不能住宿。这种条子对馆驿也是极大的骚扰。从上述符券的发展已可看出利用馆驿者不断增多，对馆驿的骚扰也就日益严重，成为馆驿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这是馆驿加速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

乘驿时除了发驿要按规定领取符券外，还必须遵照符券上写定的行程，即走哪些驿，要走多少天等，如果耽误了，要受到惩罚。

至于一日走多少路，则因时因事而不同。《唐六典》卷三“户部度支郎中”条规定：“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这是最一般的规定，不仅指驿，因此还规定有“步行”的程限。从史籍记载看，日行两驿和日行六七驿的都有。

唐代法律对乘驿的规定还有许多，如不许出使途中绕道回家或探亲访友，不许私自多带行李货物，不许在馆驿停留三天以上等等，规定得严格而细致。


盛唐的荔枝，是奢华的符号，更是权力的镜像。当岭南的鲜果穿越五千里驿道送入宫闱，它承载的已不仅是贵妃的嫣然一笑，而是整个帝国精密运转的交通网络、严苛的驿政制度，以及无数驿卒马蹄下的血汗。

唐代发达的驿传系统本为维系国家命脉而生——三十里一驿的缜密布局、符券转牒的严苛规章、水陆并行的运输网络，无不彰显着帝国治理的雄心。然而当这套精密机器沦为特权阶层的享乐工具，当驿马不再传递军情急报而是鲜果贡品，制度的异化便如蛀虫般啃噬着盛唐的根基。

（正文摘自黄正建著《万国衣冠拜冕旒：唐代日常生活概览》，标题为编辑所拟）

《万国衣冠拜冕旒：唐代日常生活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