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7-09 16:23:56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张彩梅

提起朱元璋，我们往往会谈到他的“重典治吏”，严刑酷法。一些影视剧中官员被“廷杖”的画面，屈辱与压迫感扑面而来，让人不寒而栗。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在朱元璋指导下修订的《大明律》，后世学者称其在法典史上承唐启清，影响深远。这部法典是怎么出台的？为何被后世倍加推崇呢？

常有人质疑，朱元璋并非科班出身，没有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他指导下制定的律法能体现专业性、系统性和严谨性吗？不能说这种质疑没有道理。不过世上之事就怕“认真”二字。朱元璋出身于社会底层，目睹贪官污吏横行造成民不聊生的局面，在揭竿而起建立大明王朝之后，惩治吏治贪腐，营造清明盛世就成为稳定政权的迫切需要，因此朱元璋对于制定《大明律》有坚定的决心。与此同时，朱元璋也明确表示，《大明律》的修订不为当世，而是要将其修成一代大法，永垂后世，从中也不难看出他的雄心。
不过《大明律》的修订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几易其稿，《明史》中曾用一段短短的文字对修订过程总结如下：
草创于吴元年（1367），更定于洪武六年（1373），整齐于二十二年（1389），至三十年（1397）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
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洪武年间的修律过程漫长而曲折，至少存在元年律、七年律、九年律、二十二年律与三十五年律五次修律，且其中又存在法典体例选择上的反复。吴元年（1367），朱元璋称吴王，同年冬十月，即命令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议定律令。在洪武元年律法颁布仅仅半年之后，朱元璋就感到“律令尚有轻重失宜”处，于是让人将唐律每日写二十条大字条幅悬挂于宫中，召集儒臣和刑部官员讲解唐律，“止择其可者从之，其或轻重失宜，则亲为损益，务求至当”（《明太祖实录》卷三四），希望通过对唐律的学习和参考，完善明律。

从吴元年下令修律，到洪武三十年（1397）《大明律》最终颁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大明律》颁布之后一字未改，作为根本大法沿用了有明一代。

《大明律》修订之初，朱元璋曾强调要参照和学习唐律，不仅学习唐律的立法技术，更希望通过对唐律的继承，标榜明朝以祖述唐宋、继承和发扬汉族文化为己任，为明初政权寻找合法性理由。总体来说，在维护君权和等级制与家族制方面，《大明律》与唐律的立法思想是一致的。如，在《名例律》中的“十恶”条，列举了十种罪行，其中“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条，直接威胁国家社稷以及君主统治政权存亡；“恶逆”“不道”“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则威胁到等级制和家族制。对“十恶”的严厉惩治，集中体现了《大明律》对君权和等级制与家族制的维护。
不过，明律源于唐律，但不同于唐律。在结构和内容上，它有很多创新之处。它改唐律十二篇为七篇，除了开篇的《名律例》承袭传统律典编纂模式外，其余六篇分别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是为了适应明洪武十三年（1380）废宰相权分六部的政治体制态势。在每部律中，依据同类内容进行更细致地分门别类。《大明律》的四百六十条律文，在各篇中的数目详见下图：

为了对官吏赃罪严加惩罚，专门设立了“受赃”一门，量刑明显重于唐律。此外，为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大明律》较大地增加了经济立法的比重，设立了“钞法”“盐法”和“私茶”等条目。由于明代盐的收入用于支付军费等重大开支，国家对其管理极其严格，只要参与贩私盐就构成犯罪，“盐法”十二条，详细规定了贩卖私盐的各种犯罪。

在《大明律》制定之初，朱元璋就对参加法典编纂的群臣说：“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 如果说唐律在遣词造句上显得典雅瑰丽，那么明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条文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对某种行为该得某罪，该杖几十，所加者何罪，所减者几何，一目了然。
除了追求律文的通俗易懂外，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细节中看到立法者为使法典“简当”“易晓”而做出的努力。我们在看《大明律》时，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在律文中会有大小字混杂的现象。在《大明律》中，大字是律文，小字专业说法称之为“小注”，它是中国传统律典中一种比较常见的律中注释方式。《大明律》中共有81条“小注”，这些“小注”可不是随随便便加上去的，它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针对律文，或对法律术语进行释义，或阐明立法缘由，或说明律文执行程序，或指出具体刑罚的计算方法等。与私家注律不同，这些“小注”可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它们与律文一起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其目的是使律文的适用更加准确。如“十恶”条中，“小注”对“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等进行释义，这样就清晰界定了相关的法律术语，便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律文。


除了律文中加“小注”的方式外，《大明律》中所附图表，也是一个“贴心”设计。如“本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图”，标示的是同一个宗族所有的九族亲属之间的五等服制关系总图。明律中涉及亲属关系的法律条文，常用五等服制术语表达亲属的范围。利用图表，从己身往上下、往左右，可以形成对九族的直观印象。司法人员引用法律时，通过检索表格，可以准确找到某个层次范围内的亲属，适用法律就变得便捷多了。

在《御制〈大明律〉序》中，朱元璋提出“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指导思想。“明刑辅教”的重点在于“明刑”，为重典治世提供依据。不过，“重典治吏”“重典治贪”不是目的，只是一种通过采用雷霆之力惩治贪污腐败的手段，其目的是营造一个政治清明的吏治和政治生态。从正面申明礼教，礼律结合，使官吏、民众畏律法知趋避，方是明代法制的指导思想。
鉴于此，朱元璋不仅重视立法，而且重视普及宣传法律。因为担心百姓理解不了律令，他命令大理卿周桢等对律令中凡涉及民间事宜者汇编成册，训释其义，编成《律令直解》一书宣传推广。《大明律》中“讲读律令”条文规定，国家机构的官吏务必要熟读律令，能讲清楚律意，并能用之来处断日常事务。每年年终，会有上级相关部门来考核官员讲读律令的业务水平，考核不合格的，初犯罚一个月俸禄钱，再犯笞四十并把过错记录在册，第三次犯，在本衙门降职任用。普通百姓如果能够熟读、讲解和通晓律意，在发生过失犯罪或者被他人连累犯罪的，不管罪行轻重都可以免罪一次。
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下令在全国设置申明亭，定期张贴朝廷文告，将本地犯罪错人员的姓名及罪错内容公布，以示惩戒。而在旌善亭，则定期公布本地的孝子贤孙、贞女节妇的事迹，以为表彰劝善之用。不能不说为了惩恶劝善，朱元璋也是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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