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1951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参加《殷墟文字缀合》的编纂工作,1954年转入社科院历史所,1991—1998年任历史所所长,其间出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2003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在领导清华简的整理和出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古文字学初阶》、《走出疑古时代》、《中国青铜器概说》、《重写学术史》、《三代文明研究》等,其中《东周与秦代文明》的英文本由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翻译、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
有没有可能把中国古代跟外国古代做一个比较性的研究 戴燕 今天一个是想请您谈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您对中国早期文明或说文化的重新构建的想法,还有一个就是您一直关心的“国际汉学”问题,我们知道您是很早着手国际汉学研究的。 李学勤 好,从哪谈起? 戴燕 那就从您对中国早期的夏、商、周文明的研究开始吧。 李学勤 是。我接触这个问题,开始是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切入。前些年我曾在全国政协提了一个提案,建议成立口述历史的研究中心,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兴起,特别在美国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我提的建议和一般说的“口述历史”不一样,我的意思,是去找各方面上了年纪的学者谈,不是让他回忆他的成果,而是谈他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建议真受到重视了,不但政协重视,还转到几个部,包括科学院和社科院。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建议呢?因为我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有些事情肯定是做不了了,这是我内心的想法。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学俄文,读了不少苏联出版的书。我是学古代的,苏联考古学方面的书不多,而他们的古代东方史、古典世界史方面的书很多,而且有些很有水平。他们有些很有名的学者,像斯图鲁威、阿普基耶夫、久明涅夫等,我非常喜欢看这些书。它们给我一个印象:世界的古代文明,就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时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但我也发现,当时苏联学者研究古代历史,一般不是通过第一手的材料,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第一手资料,不能到埃及、到伊拉克等地去发掘,在当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多是用西方的一些材料加入他们的观点。至于中国上古的材料,他们接触得更少。所以我就想,那么,有没有可能把中国古代直接和外国古代做一个比较性的研究? 戴燕 那时您是在哪里呢? 李学勤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我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时考古所在米市大街三十八号,大约相当于现在三联书店的地方,新华印刷厂北面,后来不见了,很好的四合院。随后搬到王府井大街。后来历史研究所成立,它是一九五三年筹备的,现在说是一九五四年成立,因为正式挂牌是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三年的时候决定要成立历史所第一所、第二所,筹备之初在干面胡同,就是我后来住过的地方,顾颉刚等先生也住在这个地方。正式工作后,迁到了东四头条一号——九爷府西边,它现在还是属于中科院的,现在是宿舍。那地方我们待了好几年,天天坐班,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才搬到建内大街。 戴燕 坐班,是不是也有一个好处,使人每天都处在一个工作的环境里? 李学勤 对,而且因为在研究室,当时叫研究组,一个人一个桌子,一个书架,没事儿就在那儿坐着,任务做完了就可以在那儿看书了,当时读书的环境还是蛮好的。 戴燕 那李先生从清华出来后,怎么去了考古所的? 李学勤 是这样,最初我进清华哲学系,是想学现代逻辑之类的,想学这个但没学成,那时我自个儿学甲骨文,对殷墟发掘的甲骨做了一些缀合,当时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少。 戴燕 您一下从哲学转到甲骨文,这个变化太神奇了。 李学勤 这也是大家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昨天我给清华文科班学生上课,他们也问到了。其实这是出于我自己的特殊兴趣,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不懂的符号。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有一回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书,是英国人印的,一看就特别可爱,样子像一个皮夹,用非常好的羊皮把整本书都包起来了,有一个摁扣,打开一看,三面开金,非常漂亮,可是一看就看不懂了,完全都是符号。实际上还是英文,是一本小说,只是把二十六个字母用键盘上的符号代换了,比如#号、*号代替了字母。它是一个英国俱乐部印的,目的是练脑子,我就爱得不得了,常搁在书包里头,放了一年多。像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想学现代逻辑,就是因为看不懂,很好玩。小孩儿嘛,那个时候我十五六岁呀。学甲骨文也是这样,甲骨文难学,我就自己专门学甲骨文。 戴燕 所以对李先生来讲,逻辑和甲骨文是有共同点的,兴趣是您做学问的动力。 李学勤 就是小孩子的思路嘛。刚才说到整理甲骨,大家知道殷墟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经过十五次发掘,只有第十、十一、十二次这三次没有出土甲骨,其余都有。抗战爆发,就内迁了。这些甲骨文真正印出来,已经到了一九四八年了。《殷墟文字甲编》流传得还多一点,等到《殷墟文字乙编》上、中两辑印出来,史语所迁台了,下辑还没有出版,留在了上海,一九五〇年就在中科院内部发行,作价五十万旧人民币。 戴燕 五十万在那个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概念? 李学勤 那时候五十万也是相当大一笔数目,相当于现在两三千块钱。当时我也买不起,得家里支持,才托人买了这部书。那时关于甲骨文分期的讨论正在展开,在这本书中,我专门找有关讨论的东西,做了一些缀合工作。当时,上海博物馆郭若愚先生也在拼合,编成专书,他把书稿送交给郭沫若先生,当时郭沫若先生是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是甲骨文大家,可是当时太忙,就把它交给了考古所。当时考古所搞甲骨文研究的就是陈梦家先生,陈先生原来和闻一多先生一样,是清华中文系的,我旁听过一次他的课。他知道我在搞甲骨文,因为那时候全国搞甲骨文的很少,谁做这个事都知道。当时考古所所长郑振铎拿到郭若愚的书稿后给陈梦家先生看,陈先生看了后说,这个工作还值得继续做,把这个书再补充一下,还有两个专门做缀合整理的人,一个老的,一个小的。老的呢,是当时北京图书馆金石部的负责人曾毅公先生,他在齐鲁大学国学所做过外国甲骨文学者明义士(James Menzes)的助手,是专门拼缀甲骨文的,出有专书。还有个小的,就是我。郑振铎先生说:好,把他们找来。 戴燕 李先生当时好年轻啊,二十岁出头? 李学勤 当时我十九岁,那时候正在进行院系调整,考古所问我想不想去,于是我就到了考古所,参加这个工作。这个工作进行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对书稿进行修改,再补充一部分,就这样《殷墟文字缀合》在一九五五年出版了。书前面有郑振铎先生的序,实际上这个序是陈梦家先生起草的。 戴燕 像闻一多先生、陈梦家先生他们这些清华中文系的人研究甲骨文,这个传统和王国维先生有没有关系?还是受了那个时代风气的影响? 李学勤 肯定有些关系,王国维先生是一位大家,倡导了这方面的研究,闻先生他们也闻风而起。不过闻一多先生研究甲骨文,我的体会是,和王先生是很不一样的,他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着手,神话呀,传说呀,陈梦家先生早期的路径也很相似。 ■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通过戴燕教授对何兆武、李学勤、章培恒、王水照、裘锡圭等十一位从抗战到当下的老一辈中外学人的访谈,使我们了解了那个即将过去的时代中发生过的历史,以及那一代历史中的学人的思考与抉择——他们的政治关怀和学术理想是什么?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他们又是如何思考历史与未来,如何承上启下的? ■ 一个个学者,体现了一代的学术、思想的风气。这些学者,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精神的脊梁,是学术文化的灵魂。鉴往知来,当今学人只有充分了解上一辈学人的学术及思想,才能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前辈学者的学人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