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6-17 11:10:51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25年06月11日 10 版） 作者：何孝荣

　　■何孝荣

　　樊树志教授是知名的明清史学家，江南社会经济史学科的代表性学者之一。自1962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系工作，樊树志教授教书育人四十五载，著书立说超过一甲子。他的教学和研究范围涉及封建土地关系史、江南经济史、明史、晚明史以及中国古代史，先后出版《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万历传》《崇祯传》《晚明史》《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等专著，以及《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明史讲稿》等教材，一些著作曾多次印行。近期，迈入米寿之年的樊树志教授撰著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得到学界和读者的广泛赞誉。我拜读之后，深感《重写晚明史》是关于晚明史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一、全球史的视角

　　全球史 (global history) 也称“新世界史”( new world 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80年代走向成熟，并传入中国。全球史是一种以全球为视角来研究具体历史的方法，认为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跨国家、跨民族的联系、交流与互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文明由孤立、分散走向相互遭遇和交流(包括竞争与合作)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参阅刘新成：《论题：什么是全球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

　　自秦汉至宋元,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政治交往、军事战争等，中国一直与亚洲、欧洲各国保持着联系与交流。明初，藉由东亚宗藩朝贡体制，以及郑和下西洋，中国与亚洲、非洲各国形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中国参与了全球贸易雏形的构建”。15世纪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开始对亚洲、非洲、美洲进行血腥的殖民扩张，客观上进一步打破了世界各地的隔绝状态，同时资本主义在西欧蓬勃发展，西欧由此从中世纪逐渐迈向近代社会，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这一时期的中国处于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兴盛，大量白银流入，实现了白银货币化，“凭借自身变革的驱动力主动走向并参与塑造了一个‘新型’整体的世界”（万明《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307页）。晚明时期，耶稣会士东来，在传教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近代科技、文化。可见，明朝尤其是晚明时期，中国成为日益紧密联系的地球村的一部分。

　　樊树志教授指出，15至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局”，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全球化”初露端倪，“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史、明史、晚明史，樊树志教授敏锐地提出，晚明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领域也发生了巨变，出现了新现象、新因素、新突破，“一言以蔽之，近代化已初露端倪”，可称为“晚明大变局”。他认为，“晚明大变局”与当时的世界历史“大变局”密切相关。因此，他在《重写晚明史》第一卷《晚明大变局》中，运用全球史的宏观视角和框架叙事，详细叙写“‘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江南市镇：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等“晚明大变局”的六个方面表现，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各领域，把晚明置于全球史之中，给晚明中国一个世界定位，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格局宏大，视野开阔，境界高远。“晚明大变局”论点的提出，是樊树志教授对明史、晚明史研究的一个创新性贡献。

　　二、详细而精审的历史叙事

　　根据樊树志教授的划分，从万历到崇祯的七十余年为晚明时期。一段晚明史，是明朝从改革富强迅速滑向衰败覆亡的历史。这段历史中，有被誉为“大明第一首辅”的张居正厉行改革，有被大臣骂为“酒色财气”四病的明神宗长期怠政，有标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党人讲学论政，有如狼似虎的矿监税使到各地征敛和市民奋起抗争，有稍稍令人称道的“万历三大征”平定国内叛乱、打败侵略朝鲜的日本军队，有明朝最短命皇帝明光宗一月而亡，有扑朔迷离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宫廷“三案”争斗反复，有懦弱无能的明熹宗不理朝政而喜做木工活，有号称“九千岁”的文盲太监魏忠贤结阉党专权擅政，有急于求治而又刚愎自用的明思宗无力回天而自缢煤山，有打着“均田免粮”旗号的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推翻明朝统治，有依靠八旗兵消灭明朝辽东及京畿等地精兵宿将的清兵在吴三桂引领下进入北京、建立在中原的统治等等。可以说，晚明历史波澜壮阔，曲折复杂，既让人振奋，更让人叹息，有太多的研究课题，有无限魅力。

　　有感于一直以来学界“晚明史的专著付诸阙如”，樊树志教授经过苦心研究，于2003年出版两卷本103万字的《晚明史》，以翔实的史料、细致的笔触，再现晚明王朝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走向灭亡的全过程。《晚明史》是第一部晚明通史，被范金民先生赞为“将明史研究的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范金民《“一代才华著典型”——读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中国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6期）。该书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获得了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尽管如此，樊树志教授并不满足。他认为《南明史》篇幅仍然不足，书中对南明史事的叙写仍不充分、详细，一些论述还有“不成熟的地方”。于是，他又广泛涉猎史料，重新构思，用近二十年时间潜心研究，先后出版《重写晚明史》各册。至2024年，《重写晚明史》五卷本出版。

　　除前述第一卷《晚明大变局》外，第二卷《新政与盛世》从嘉靖时期的内阁争斗写起，详细叙述了万历初年大学士张居正进行的雷厉风行的改革，和取得的成效，以及后张居正时代首辅张四维、申时行等人畏缩逢迎的执政风格，乃至所谓的“盛世武功”——“万历三大征”；第三卷《朝廷与党争》围绕万历中期“争国本”事件，揭示明神宗与廷臣的斗争，导致的怠政，及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征敛，激起民变，东林人士讲学与持正斗争，党争日渐激烈，乃至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擅政，阉党搅乱朝局等史事；第四卷《内忧与外患》铺陈明思宗清除魏忠贤及阉党集团，而又面对廷臣不断党争，西北农民起义势盛，辽东清（后金）军强势进攻，内忧外患，顾此失彼，无力振救明朝灭亡的无解困境；第五卷《王朝的末路》进一步详细叙述明朝走向灭亡的过程，剖析了明思宗自认为并非亡国之君而亡国的心态和真相，最后以展示弘光时期一些官员士人、秦淮佳丽等图谋复明失败及其悲惨命运结束。这是一幅明朝沉沦覆亡的历史长卷，也是一首明朝末世难救的时代悲歌。

　　《重写晚明史》对此前的《晚明史》各章都进行了增补、修改，全书共计234万字，字数足足是《晚明史》的两倍多。它精准地抓住了从万历到崇祯时期的晚明各个阶段特点、主要事件和人物，将纷繁杂乱的晚明历史理出清晰的脉络，条分缕析，抽丝剥茧，从各个侧面分析和展示了明朝如何由盛世逐步滑向末路的过程，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三、注重人物刻画和细节描写

　　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认为史家需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缺一不可，其中史才即写史的能力。的确，从古至今，优秀史家撰著的史学名著，除了对史实记载叙述全面准确以外，往往还注重对细节的描写，对人物的刻画，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如司马迁所著《史记》，即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樊树志教授《重写晚明史》也注重人物刻画和细节描写，笔法细腻生动，文词优美精彩。如第二卷《新政与盛世》对明穆宗去世、明神宗即位初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争斗的描写就很典型。高拱想藉机联合其他阁臣，上《陈五事疏》，攻倒专权太监冯保，以便钳制与冯保相结的张居正。高拱先以大义动员大学士高仪，但是高仪对于高拱“近乎赌博的政治较量”感到没把握，“不置可否”，他“采取明哲保身的超然态度”。高拱“自视甚高，对事情的复杂性估计过低”。他以为高仪肯定会附和、支持他，遂又派心腹把此事通报给张居正，希望得到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当面一口答应下来，还佯笑道：‘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但传话人走后，张居正“立即派人通报冯保，早做准备，二人合力对付高拱”（《新政与盛世》，第80-82页）。于是，冯、张联手，由冯保在李太后面前谮陷高拱专权、蔑视小皇帝明神宗，最终导致高拱被罢黜，张居正成为首辅。把当时阁臣之间相互争斗，高拱缺乏城府，高仪圆滑怕事，张居正阳奉阴违，生动细腻地刻画出来，三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再如，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归葬之行，“排场非同一般。在浩浩荡荡的随从与护卫人员的簇拥下，气势不凡，衣锦荣归。一路上摆出‘我非相，乃摄也’的显赫架势，不仅有尚宝司少卿郑钦和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护送，还有戚继光派来的，装备火铳和弓箭的士兵保镖。真定知府钱普非常善于拍马溜须，特地为他赶制了一顶特大的轿子。当时人形容为‘如同斋阁’——就像活动的房子。它的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旁边是走廊，童子在左右侍候，为之挥扇焚香。‘八抬大轿’与它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如此豪华至极的庞然大物，要三十个人才能扛得起来，名副其实的三十二抬大轿”。（《新政与盛世》，第356-357）把张居正讲排场、好享受、穷奢极欲、喜溜须拍马、不在意逾越礼制的性格缺点揭示了出来。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