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6-17 10:57:15 来源：中华书局三全本 作者：

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发掘，堪称20世纪考古界的重大盛事。墓中出土的大量帛书，涵盖哲学、医学、天文等诸多领域，为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然而在这批珍贵帛书之中，有一部分与战国历史紧密相关的文字，这部分文字为我们解锁了战国时代纵横家们的风云往事。

自1974年起，在政府的统筹协调下，来自各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对这批帛书展开系统整理。他们借助专业工具和先进技术，逐字辨识、修复残片，并深入研究文献内容。这部分与《战国策》内容相近的文字原本并无书名，为了称引方便，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将其正式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其中十一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另外十六章则是从未见于传世文献的佚文。全书以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活动为线索，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各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
书中详细记载了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游说活动和政治主张。苏秦主张“合纵”，即联合六国共同对抗秦国，他通过一系列精彩的游说，成功说服了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君主，结成了合纵联盟，使得秦国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不敢东出函谷关。
除了苏秦，书中还记载了其他纵横家的事迹，如陈轸、楼缓等。这些纵横家们凭借着自己的智谋和口才，在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左右着战国时期的政治局势。他们的言论和活动，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现实，也展现了纵横家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和价值观。


想知道帛书的抄写时代，可以看看书中的避讳字。所有“邦”字均被改写为“国”，这是严格避讳汉高祖刘邦的表现；而“盈”字却未作改动，说明当时尚无需避汉惠帝刘盈的名讳。这一细节锁定了帛书的抄写年代——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至前195年之间的西汉初年。


与《史记》《战国策》等传世文献相比，《战国纵横家书》在内容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每一处不同都如同拼图的碎片，帮助我们拼凑出更接近真实的战国图景。


人物事迹：颠覆认知的历史真相

在人物事迹的记载上，两者存在着根本性出入，最典型的当属苏秦与张仪的故事。《史记》中，苏秦与张仪被描绘为同一时代的同窗，苏秦率先以“合纵”之策游说六国，功成名就后，张仪才在其激励下踏上“连横”之路。
然而，《战国纵横家书》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画面：苏秦的主要活动时间比张仪晚了约三十年。书中记载，苏秦在齐湣王时期才崭露头角，他为燕国利益奔走，策划了一系列旨在削弱齐国的行动（如著名的“五国伐齐”），而非像《史记》所述那样，一开始就致力于联合六国抗秦。关于其功绩，帛书提供了更具体的描述：他成功说服了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君主结成合纵联盟，使得秦国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不敢东出函谷关。
另一个例子是陈轸。在《战国策》中，陈轸常以机智善辩的谋士形象出现，通过巧妙的言语化解危机。但《战国纵横家书》里，陈轸的事迹更加丰富立体。例如，书中详细记录了陈轸在秦、楚两国之间斡旋时，不仅依靠口才，还运用复杂的利益交换和情报策略，展现出更具谋略性的政治家形象，与传世文献中单一的“辩士”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历史事件：鲜为人知的细节补充

在历史事件的记载上，《战国纵横家书》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
以齐湣王灭宋这一事件为例，《史记》和《战国策》大多仅提及齐湣王在公元前286年攻灭宋国，强调齐国因扩张而引发其他诸侯国的忌惮。《战国纵横家书》中最直接的出处是第六章《苏秦自梁献书于燕王章》。该章记载了齐国使者宋竅等人与苏秦的对话，明确提到 “寡人与子谋功宋，寡人恃燕勺也”，揭示了齐国攻宋时试图联合燕、赵的策略，以及燕国暗中布局的细节。此外，该章还提到燕国与赵、魏等国的外交互动，如“今燕王与群臣谋破齐于宋而功（攻）齐甚急”，印证了燕国通过纵横家渗透反齐联盟的史实。
另一个典型例子出自第十一章《苏秦自赵献书于齐王章》。该章记载了苏秦在赵国与齐王的通信，其中提到楚国的中立策略：“奉阳君谓臣：楚无秦事，不敢与齐遇。齐、楚果遇，是王收秦已。”这里揭示了楚国表面中立、实则观望的态度——若齐楚结盟，楚国便默认齐国对秦国的压制；若齐楚冲突，楚国则可借机在宋楚边境扩张。这种“以静制动”凸显了《战国纵横家书》对国际关系复杂性的深度刻画。

语言风格：还原时代的真实印记

在语言风格和叙事方式上，《战国纵横家书》与传世文献也有着显著差异。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历代文人的润色加工，语言往往更为华丽、规整，带有较强的文学性。例如《战国策》中，谋士们的言辞常常排比工整、气势磅礴，极具感染力。以苏秦游说六国的段落为例，“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 语句对仗精美，文学色彩浓厚。
而《战国纵横家书》的语言则更加简洁质朴，贴近战国时期的口语表达。以《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自赵献书燕王章》为例。其中 “始臣甚恶事，恐赵足…… 臣之所恶也，国外冒赵而欲说丹与得，事非……臣也”，苏秦在给燕王的书信中，直接表明自己起初对某些事情的厌恶，以及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语言简洁直接，没有过多的修饰和华丽辞藻，贴近日常的口语表达，让燕王能够迅速理解他的意思。
再如“王毋夏事，务自乐也”，意思是大王不要为事情担忧，要务必让自己快乐。这种表达简单直白，就像平常人之间的对话，用质朴的语言传达出安慰和劝告，体现了贴近战国时期口语的特点。


这些差异不仅让我们看到《战国纵横家书》独特的史料价值，更促使我们以更审慎的态度重新审视传世文献，在相互印证与对比中，不断接近战国历史的真相。
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儒、墨、道、法等学派的经典著作，而纵横家的思想常被边缘化。但帛书中展现出的纵横家对人性、利益、权力的深刻洞察，以及他们灵活多变的处世哲学，与同时期其他学派的思想形成了奇妙的对话。学者们发现，纵横家 “顺势而为” 的理念与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存在微妙呼应，而其对利益博弈的重视又与法家的功利主义不谋而合，这种思想层面的碰撞与融合，为重构先秦思想史的全貌提供了关键拼图。


《战国纵横家书》的价值远超文字本身。它是一声来自历史的提醒：那些我们以为早已固化的历史认知，可能只是等待被重新书写的草稿。在地下深处，在那些尚未开启的墓室里，或许还有更多的竹简与帛书静卧千年，等待着再次改写历史的机会。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过去，而是沉睡在时间深处的对话者，只待我们以敬畏之心，轻轻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