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5 14:27:59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陶然

市民文化，其精神风貌、文化结构和各种表现形态莫不围绕着市民这一消费主体。市民文化是随着商业的繁盛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而兴起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南宋杭州的市民文化是颇具特色的。
杭州，向有“东南第一州”的美誉，南渡后改称临安府，因系行都，又称行在所，遂一跃而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宋柳永《望海潮》词中说杭州“参差十万人家”，但至北宋末年杭州户数已达20万。靖康之难后，大批北方流民、士大夫南迁寓居杭州，人口陡增，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外来居民已超过土著。到咸淳年间（1265—1274），杭州户数近40万，人口超过124万，其中城区及近郊人口即达43万余人，占全府人口的三分之一，可谓户口浩繁，人烟稠密。除常住人口外，尚有大量流动人口居于杭州，其间不少是往来商旅。
而人口繁庶正是商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南渡流入杭州的人员中有着为数众多的店铺主和各种手工作匠、摊贩，以来自于汴京者为最多，他们大多在杭州恢复营业。著名的如鱼羹宋五嫂，她是东京汴梁人，南迁后居杭州苏堤，以卖鱼羹为业，曾为宋高宗制羹，由此得名。此外如羊肉李七八、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杂菜羹李婆婆、南瓦子张家团子等，都是迁自汴京。

当时杭州居民中从事工商业的市民约占城区居民的三分之一，成为人口结构中的重要成分，由此而造成“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吴自牧《梦粱录》）的局面。另外，杭州作为政治中心，聚集了约占城区人口四分之一的各级官吏，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杭州都市商业经济的繁荣。
南宋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以宽省都城的民力。自高宗以来，便多次减免杭州上交的田税及贡物，遇节庆大礼或雨雪旱灾，往往给赐钱米以补贴市民，“恩赏则有黄榜钱，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周密《武林旧事》）。
此外杭城的社会公益事业也很发达，“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同上书）。这都使杭人的生活水准普遍高于外地各州，生活富裕，消费必然也大为增加，随之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对待商业也采取鼓励提倡的态度，经常由朝廷降旨捐免杭州的商税，以后更渐成惯例，每五月一次，由朝廷拨款填补州府税收中的这个缺口。

商业的极度繁荣造就了市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并使此生活方式逐渐扩散到社会各阶层，即使是朝廷官员，在私居生活中，与普通市民亦无甚大异。当时杭人的生活可说是一种围绕商业活动的享乐消费型的生活方式，这反映在饮食、游赏、娱乐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文化就存在于生活方式之中，生活方式决定了文化的特性，因此南宋杭州的市民文化即是一种以享乐消费为特色的文化形态。同时，它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它上承北宋汴京的都市文化，并一直延续元明清三代而不绝，始终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指出一个文化至少包括物质、动态、心理三个文化层面，对南宋杭州的市民文化也可由此三个层面来加以观照。
所谓物质文化，即指一文化内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状况。南宋杭州商业的发达使产品市场也十分发达，为适应市民的消费需求，市场的专业分工也更趋细密，“大抵杭州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梦粱录》卷十三）。当时市场或称行，或称市、团、作，从熟食小点到穿着衣物或家内杂物用具，都有专门制作销售的市场，每种市场皆有数十甚至上百家店铺。耐得翁《都城纪胜》也说杭州有414行，可见当时百市之繁盛。工商行业分工极细，是当时杭州工商业发展的重要特色。
如此细密的分工为市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而且这些店铺不仅白天营业，晚间亦开夜市，清晨亦开早市，无论晴雨霜雪，“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归，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梦粱录》）。南宋杭州的都市经济已大大超过了北宋的汴京。当时的杭州，纯粹是一买方市场，物价不高，供给不乏，生活消费中的各个方面均可通过商业活动来加以满足，这正是商业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也是当时市民文化物质上的基础。
而当时的生活消费更具有一种精巧细致、繁复热闹的特色，这也是市民文化的主导精神在物质层面上的体现。以食品为例，当时即有市食、果子、菜蔬、粥、羹、图片鲊、凉水、糕、蒸作从食9类上千种食谱，其名称之精巧复杂，使千年之后的今人尚能感受到其时市民生活的优裕富足。又如元宵花灯，有无骨灯、琉璃灯、魫灯、珠子灯、羊皮灯、罗帛灯等各种名目，更有鳌山灯海，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动人，怪怪奇奇，无所不有。当时的这些手工艺品、装饰用品甚至观赏用的花木等，莫不具有这种精雕细作、穷极繁丽的特点。


物质文化的发达与动态文化的兴盛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所谓动态文化，即指一文化内人们的外在行为状况，这往往是一个文化主导特色的集中体现，因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最具代表性。南宋杭州市民文化内，这种外显行为的最富特色的内容反映在游赏、歌舞和杂耍等活动中。“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武林旧事》卷三）。杭州风景秀丽，游览佳处甚多，当时仅南山路自丰乐楼南，至暗门、钱湖门外，入赤山烟霞石屋止，著名的风景点即有169处。这使得南宋杭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一年之中，每逢元正、立春、元宵观灯、探春赏花、清明祭扫、浴佛节、端午、六月六日避暑之游、七月七日乞巧、中秋赏月、观潮、重九、冬至、岁除，无不倾城出游，万人空巷，都民士女，罗绮如云，无夕不然，以此为常。这种游赏活动又极大地刺激了消费，当时西湖即有“销金锅儿”之称。


而游赏与乐舞、杂耍又是紧密相联的，市民游赏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欣赏乐舞杂剧、观看杂耍百戏等娱乐活动。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杭州在乾道、淳熙年间的教坊乐部有专业伎艺人员469人，有姓名可考的民间各种著名的艺人计529人，在当时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这些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便是瓦舍勾栏、歌馆茶坊。南宋时杭州的瓦舍，城内城外不下23处，远比北宋汴京为多，如清泠桥西熙春楼下的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楼前的中瓦子、北瓦、钱塘门瓦、艮山门瓦、北郭瓦等。瓦舍内尚有很多个演出用的场子，称勾栏，少则一、二个，多则十余个，如北瓦内勾栏13座最盛，勾栏内有各流名角出演，昼夜不闲。而歌馆茶坊大多为歌妓待客之处。当时歌妓分官妓、营妓、家妓、私妓若干种，这些妓女便是音乐歌舞的主要表演者与传播者。南宋杭州瓦舍演出的歌舞十分丰富多彩，有舞旋、舞蕃乐、花鼓、舞剑、舞砍刀、舞判、舞蛮牌、扑旗子等等。除在瓦舍表演者外，民间还有着庞大的业余舞蹈队伍，以歌舞与伎艺同演。若遇节庆之日，其风更盛，大的舞队往往“连豆十余里，锦绣填委，箫鼓振作，耳目不暇给”（《武林旧事》）。这是大型表演，此外小型演唱尤多，如唱赚、小唱、嘌唱赚色、鼓板、弹唱因缘、唱京词、诸宫调、唱耍令、唱拨不断等。


而杂剧是当时极为重要的市民文化娱乐活动。杂剧在北宋尚未兴盛，至南宋时却发展为教坊散乐13部中最突出的正色，并有戏班称“安康班”，民间亦有坐唱班。杂剧的剧目，《武林旧事》载有官本杂剧多至280本，民间流传的应更多，但大都湮没无闻了。民间任意编唱的，叫乔杂剧。杂剧大致有铁马金戈、古史异闻、胭粉灵怪和佳话传奇四类题材，其曲调主要以唐宋大曲、普通词调和南方民间曲调为基础。这280本杂剧中，大多为南宋时所作。南宋杂剧发展已趋精细，仅角色即分为末泥、引戏、副净、次净、副末、装孤、鲍老、姐、酸、木大、卜儿、学老、邦老、都子、小徕、小靓等16种，尚有舞旋、歌板、参军等色部，所用乐器亦极繁复，有杖鼓、拍板、大鼓、筚篥、萧、笛、琵琶、筝、笙、方响、罄、铙等十数种之多。
杂耍百戏同样也是一种典型的市民娱乐方式，当时称诸色伎艺，前述唱赚等也包括在内，此外尚有书会、演史（均为说评书一类）、说经（说佛经故事）、小说、影戏（皮影戏）、杂剧、杂扮、说浑话（说滑稽笑话如相声类）、商谜、覆射（均指猜谜语一类）、学乡谈（学说方言）、神鬼（扮鬼神故事？）、踢弄、傀儡（木偶戏）、顶橦踏索（杂技）、角觝、乔相扑（均为相扑摔跤一类）、使棒（武术）、打硬（硬气功？）、举重、打弹（弹弓）、蹴毬（踢球）、射弩儿（射箭）、吟叫（口技）、沙书（扶乩）、教走兽、教飞禽虫蚁（驯兽、驯鸟、昆虫）、放风筝、烟火（放焰火）、捕蛇等等，单从这些名目中即可领略到当时市民娱乐生活的丰富多采。

其时市井闲人极多，有的甚至能精通百艺。从事这些杂耍百戏的人往往结成同业团体，称为“社会”，杂剧有绯绿社、蹴毬有齐云社、唱赚有遏云社、耍词有同文社、相扑有角觝社、清乐有清音社、射弩有锦标社、花绣有锦体社、使棒有英略社、小说有雄辩社等等，不一而足。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员众多，并受到市民大众的欢迎和喜爱。
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都是文化的外显形式，在其背后便是深层的心理文化，它指的是一文化内所共享的知识、态度和价值，它实际上也就存在于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之中。南宋杭州的市民文化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民间俗文化，上述精巧细致、繁富热闹、追求尽兴发露的特点在本质上都是享乐消费型的民间俗文化的特色，这和市民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是密切关联的，市民的知识水准决定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态度、方式。作为市民，他们不能也不必要去追求仿效正统的士大夫生活，他们就生活在俗世中，他们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都是一种现世的、世俗的心态。
但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性的体现，就其自身特性而言，就不是封闭保守的，而是开放进化的，它要求传播，要求吸收别种文化以丰富发展自己，包括历史性的流传与横向的交流。南宋的市民文化也一样，它总是处于不断与上层正统文化的融合与交互影响之中。南宋皇宫中的宴会庆典上，表演者们往往便是街坊清乐或市井舞队，各种杂耍百戏也同样为达官贵人们所喜爱，因此市民文化也就绝不只是属于市民，而是扩大到了整个社会，这是文化史上非常有意义的现象。如宋代的词作为音乐的歌辞，大量产生于歌宴舞席之间，是市民文化的典型形式，但由于其传播性，词同样为士大夫所喜爱，并乐于作词，这便使词成为介于上层雅文化与市民俗文化之间的一种艺术形式，从而具有了更广泛的接受性，文化之间的交融往往类此。

南宋市民文化的意义还在于开创了许多新的市民俗文化样式，如戏曲、小说、弹词等。南宋灭亡后，这些文化样式仍然兴盛不衰，如元代的两个杂剧中心，一为北方的大都，另一个则是南方的杭州。这些在后代十分兴盛的文化样式，在南宋市民文化中都可找到其根源与发展的脉胳，这不能不说是南宋市民文化对中国文化史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