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或“理学”作为先秦儒学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实现其体系化建构的一种新形态，至南宋乾道、淳熙之间基本完成，其典范性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分别开出体系化的“理学”“心学”“历史哲学”。淳熙二年（ 1175）的“鹅湖之会”，三家皆在现场，吕祖谦是组织者，其本意是希望朱、陆加强交流，消除思想隔阂，归于“圣学”之统一。但出乎意料的是，朱、陆几乎自见面之始即陷于争论，终究不欢而散。这一争论，其实是由于朱、陆对“道学”得以建立的逻辑基础有不同理解，因而发生的一场激烈的思想论辩。虽然“朱陆之辩”完全没有达成一致性结论，但作为一个思想史事件，却在根本上敞开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儒学的体系化重构是全然可能建立于不同的逻辑基点的。朱熹坚定主张基于先天立论，因为只有在先天领域，人的存在之德性，才可能与道的存在的绝对性及其“纯亦不已”的纯粹性之间，保持着同样为绝对而纯粹的两相同一，所以必说“性即理”。“性即理”即是关于人的本原性存在之先天实况的肯定。而在陆九渊看来，“先天”只有当它真实地转换为“后天”并且在经验中得以真实体现之时，它才可能是真正有意义的，而“先天”在“后天”的真实体现者与实际承担者，只能是“心”，唯“本心”的实在，是即后天即先天的，是先天而采取了后天的形态的，是本质上统摄了先天与后天的，因此“本心”的贯彻落实便是在经验生活中实现先天之本原性实在的必由之路，所以必须是“心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