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部经典图书是如何产生的?离不开作者的写作初心、创新创意和呕心沥血之功,同时,“为人作嫁衣”的出版人同样不可或缺。出版人——策划人、图书编辑、设计师、校对员、印刷人、发行人、书店人,在一本书出版和流传的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在一本书诞生的背后,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从今天起,新华出版社联合《出版人》杂志,推出“出版人手记”专栏,为读者讲述每本书背后的出版故事。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每个选题的来之不易,看到每个段落的字斟句酌,看到每个封面和书名背后的用心良苦,也能看到一群可爱的出版人,他们是这么认真、这么努力,他们的故事或许并不惊心动魄,但一定鲜活生动。就让我们从另一重角度去审视手中的书,去感受每一本书诞生的别样精彩吧。
作为一个来自中华书局的编辑,徐卫东与读者对这个老牌出版机构中从业者的普遍印象有一致的一面,即埋首纸堆,喜欢与文字较劲。同时他又与“老前辈们”有所不同:置身这个时代,他已经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从市场这个角度来看,他觉得自己可能“一只脚已经迈出去了,是一位站在中间的编辑”。无论徐卫东如何定义自己,贯穿其编辑生涯的始终是他与书的纠缠——习惯将最大的力气下在图书内容的打磨上,以平均每年五六个品种的慢速度编书;他是豆瓣的深度用户,也曾在微博发言荐书,但除此之外,他至今也没学会使用任何视频新媒体来推广自己做的书。
入行至今,徐卫东在中华书局已经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头三年,徐卫东干过期刊、发行、图书宣传、教材编写等,先后转过五个部门。2004年,他正式转入当时刚成立的大众读物工作室,成为一个以古籍出版为传统的出版社里的大众图书编辑,开启了与文字、与市场,也是与自己的漫长较量。
在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徐卫东做过一百多种书,但却一直和一本书“缠斗不止”。回想起自己名字第一次被印上《万历十五年》的那一年,这位当时的新人编辑感受到更多的是欣喜。徐卫东不会料到,这本已经问世24年的经典作品将在往后十多年中和他的编辑生涯紧密勾连在一起。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万历十五年》
2001年,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徐卫东差点成了中学老师。至于最终并没有去教书的原因,他笑着说道:“因为我口音比较重,可能讲课不那么合适。”
操着安徽桐城口音的徐卫东因此选择了另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进入中华书局做一个编辑。此后便开始了他和《万历十五年》的漫长缘分。
学历史的徐卫东很早就读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来书局工作后,徐卫东才第一次知道《万历十五年》的简体中文版最早是在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书局版本的《万历十五年》的销量大约只有三联书店版本的三分之一,连徐卫东当年读的也是三联的版本。考虑到书局版本在市场上的落后局面,做一个新版本的想法就此在徐卫东脑海中萌生。2004年转入大众读物工作室后,他才有机会向社里提出做《万历十五年》新版。
自2000年黄仁宇在美国逝世,中华书局和作者方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书局版《万历十五年》的版权合同也将于2004年底到期。在书局内部打听一番无果,徐卫东便在网上疯狂搜索,竟让他找到了黄仁宇之子黄培乐的邮箱。给对方发去邮件说明出版新版的计划后,等了8个多月才收到对方的回复,原来是将信发到黄培乐的旧邮箱去了。经过二十多封往来邮件的沟通,2006年2月初,新版的出版合同正式签订。自那时起,《万历十五年》每一个新版本的面世,对徐卫东而言都是一场“战事”。
徐卫东手头缀满便签的《黄河青山》
徐卫东手上有着《万历十五年》自1982年初印以来许多不同封面的中文版本,其中就包括他成为这本书的编辑后新做的四个版本。为了理解黄仁宇的作品,做好新版《万历十五年》,徐卫东将黄仁宇的长篇回忆录《黄河青山》来来回回翻过很多遍,书页间缀满了便签,到处是荧光笔的标记,记录了他对作者的了解和思考。在这位黄仁宇的“超级粉丝”看来,世上没有完美的《万历十五年》。
徐卫东手头多个版本的《万历十五年》
按大部分读者的想法,黄仁宇是明史研究大家,《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又经文史专家沈玉成润色,并由黄仁宇本人亲自审定稿件,理应是尽善尽美的。徐卫东却知道“实情并非如此”,比如将明清史学者“韦庆远”误为“卫庆远”,将海瑞临终所留银子数目由“十余两”误为“二十两”,类似内容上的错漏在1982年版《万历十五年》中并不少见,徐卫东通过核查中文史料(必要时参考英文版)将之一一修正。此外,还将旧版中刊印错误的地方也改了过来。
经过两代编辑之手,2006年上市的《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应再无缺憾,但徐卫东仍不敢这样想。“校书如落叶扫而愈有”,这版上市后,他还在不断发现书中没有改净的错漏。这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古籍数据库的完善,徐卫东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对书中文字包括史料来源深入查考核实,于是“核对引文,进一步提高编校质量”成为他在新版修订过程中努力追求的目标,这一点也得到了黄仁宇之子黄培乐的支持。
《万历十五年》虽然只有七章内容,字数也不到二十万,却引用了极其丰富的中文史料,每章所附注释少则数十,多至上百。最新修订的四十周年纪念版中,徐卫东对照书里所涉及的史料原文做了极为细致的复核,一圈下来,他自认“收获”不少。如第二章说“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英文版误作the five instructors),而据《穆宗实录》卷66,万历少时有六个讲读官。第六章说总督胡宗宪落水,但据采九德《倭变事略》,当时胡只是巡按(英文版误作Supreme Commander),时任总督的是张经。
这次修订《万历十五年》,徐卫东几乎是将它当作一本全新书稿来做,在某种程度上他把这看作是与昨日之我的较量。“我是摩羯座,摩羯座也许容易较真,跟自己较真。如果发现编的书中出现错误,我自己心里就很难受。”徐卫东解释道。
较真也给这位摩羯座编辑带来了麻烦。2017年11月,微博上有人将徐卫东写于2011年的《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编辑手记翻出来,指责他将“海瑞买猪肉”改成“海瑞买肉”是一种“篡改”。徐卫东怎么也没想到,这处根据书中黄仁宇所注三处中文史料来源(《明史·海瑞传》、《海瑞集》所附《海瑞年谱》以及《国朝献征录》所收《海瑞传》)所做的修订竟然使他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编辑《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时,徐卫东注意到网上有读者反馈海瑞是回族,1982年版中海瑞“竟然还买了两斤猪肉”可能有误。徐卫东于是翻出《明史·海瑞传》等核查,发现这些原始史料中关于海瑞为母贺寿这段的表述是“市肉两斤”或“买肉二斤”,“‘肉’本来就是一个大的概念,指供食用的动物肉,的确不能说海瑞买的一定就是猪肉”,据此,他在增订纪念本中将“两斤猪肉”修订为“两斤肉”。
攻击他的人认为作为修订理由之一的“海瑞是回族”立不住脚,“他们把我列的后面这个修订理由,即《明史·海瑞传》等史料中的原文‘市肉二斤’故意抹去,让很多人都以为我是根据海瑞的族属来修改的,但那根本不是我的编辑手记的原意!”
徐卫东委托同事将他关于此事的解释文章发在微博上,却只是招来如潮水般的质疑和辱骂。回想起那段日子,他仍心有余悸,“平生第一回遭遇这种阵势,压力很大,真的是茶饭不香、睡眠不稳,就是那种感觉。也许我的自我调适能力还算可以,不然可能早就抑郁了”。
尽管遭受了巨大的压力,最新修订的《万历十五年》中,徐卫东还是坚持海瑞为母贺寿买的是“两斤肉”。“改必有据”是徐卫东做编辑二十多年来奉行始终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另一面是“改错不改异”。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许多与今日不同的表达习惯,可能会被读者疑为错词,比如“身分”,徐卫东认为应该保留当时的语言习惯,未将其改作“身份”。有了十多年的经验积累,今日徐卫东在编辑上的技法与初入这行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乍看与史料原文不符的地方,通过查核后发现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徐卫东更不会做轻易改动,比如黄仁宇对海瑞田产的描述,似乎与只是记载海瑞田赋的史料原文不一致,但实际上作者是根据明代赋税制度换算出海瑞田产亩数的,就没必要改动。
世上依然没有完美的《万历十五年》,徐卫东却为这本书能不断朝着完美更近一步而“乐此不疲”。“当一本好书在自己手上诞生或完善时,那种快乐我相信是很多编辑能体会到的。”徐卫东说。
(谭睆予)
(本文来源于《出版人》2022年第6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