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7-17 15:15:19 来源： 文史知识 作者：农正宇

发生在十四与十五世纪之交的靖难之役，改变了明帝国的命运。永乐皇帝用了不过四年的工夫，以幽燕一隅、数万之兵而入主江山，即使放眼世界军事史也是辉煌的业绩。这样的结果自然引起后世史家的议论，不少人认为建文帝的失败，源于他的软弱，如《明史·成祖本纪》便言：“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在明清两代的其他史籍中，也不乏关于建文软弱的记载。据传，建文帝曾下诏“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约束前线军士不得伤害朱棣，这为朱棣逆转战局提供了机会。然而，这个传说自出现起便充满疑点—从逻辑上讲，建文帝早已囚禁、流放多位叔父，不可能对造反的燕王朱棣宽仁，在混乱的战场上，此诏亦难以得到有效执行；从文献上看，此说出现时间甚晚，且私乘稗史对此虽记述不辍，却又莫衷一是。这个传说到底从何而来？仍需仔细考证，以窥全貌。
就目前所见文献而言，最早出现“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诏的是靖难百年之后，嘉靖初年成书的《姜氏秘史》（以下简称《秘史》）：

乙卯，靖难兵攻东昌，都督盛庸帅师拒战，杀指挥张玉，大破之。

先是，上（建文帝）诏诸将，戒约军士：“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

文庙（永乐帝）知之，故每战挺身独出，短兵相接，莫敢有加。文庙骑射尤精，进者每为所杀。至是兵大败奔，文庙犹以一骑殿后，追者数百人不敢近。丙辰，追兵大至，围之数里。文庙策马大呼，击杀数十人，溃围出，遂奔北平。（《中国野史集成》第 23卷，巴蜀书社， 1993，85页）

据此书所言，在两军对垒的紧张时刻，建文皇帝仍下诏怜惜叔父性命；而亲临战阵的燕王朱棣，则借此诏突出重围。嘉靖年间的其他史籍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节，如《皇明通纪》（以下简称《通纪》）言：

靖难兵攻东昌，盛庸、铁铉督师与战，大败之，斩其大将张玉……先是，帝诏诸将戒约军士“无使朕他日有杀叔父之名”。燕王知之，故每战挺身独出，虽短兵接战，莫敢加刃。上骑射尤精，追者每为所杀。至是，兵败北，王犹以一骑殿后，追者数百人，不敢近适……

辛巳，盛庸兵及靖难兵战于夹河……是战也，燕王轻身出入庸阵，将士守上戒谕，不敢加刃，以至于败。（《皇明通纪 ·皇明启运录》卷二，中华书局，2008，350—354页）

值得注意的是，此说问世不久，便广为流传 ——记载这一传说的两本史籍在当时都颇具影响力，尤其是《通纪》，一时备受关注，以至于在隆庆年间遭到封禁。这足以表明，在嘉靖年间，建文的仁慈已被广泛认为是朱棣多次脱险的关键因素。问题在于，这样一条事关重大的诏书，为何在百馀年后才出现文字记载？事实又是否真如这些野史所言呢？

在与“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相关的事件中，或许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线索。此说虽晚至嘉靖年间才出现，但作为其背景的东昌之战和夹河之战，早在永乐年间就已被官修史书《奉天靖难记》详尽记录。若将其与《通纪》对比，可以发现两书相似之处颇多。如东昌之战中，朱棣对战局的分析，《奉天靖难记》作：“庸粮乏而出，今东昌素无蓄积，彼必决死一战，须以计破之。”《通纪》作：“此易与耳。彼既乏粮而出，东昌素无蓄积，其何所恃乎？”《通纪》叙述夹河之战的部分亦然，除了对一些细节有所变更，大多直接摘抄于《奉天靖难记》。

基本内容的相似，不代表两书立意一致。《奉天靖难记》称赞夹河之战中的朱棣“出入阵间，决机应变，一见军受敌，即驰赴之”；《通纪》却写道：“帝诏诸将戒约军士‘无使朕他日有杀叔父之名。’”“将士守上戒谕，不敢加刃，以至于败。”将朱棣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解释为建文帝的“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所致。

这样看来，嘉靖野史中出现的“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就更显突兀，欲探其源，须究此说首现史籍《秘史》的史源。从作者姜清的叙述中，我们难以找到此说来源，却发现了更多疑点：其一，该诏在《秘史》中并无建文下诏原事对应，仅作为东昌之战的补充说明出现；其二，姜清在著录时有在段尾写明史源，或用小字在记载旁做标注的习惯，但“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作为涉及建文言行的重要史料，作者却未载其史源。

姜清不载建文下诏原事，这是很反常的。《秘史》虽不比详细记载帝王诏令的实录，但记载建文诏令亦甚多，其中无具文者有数十条，多为地方官吏升降、下诏赈灾等琐事，在此不一一列举。有具文者如长百馀字的建文发兵讨燕王诏：

诏曰：“朕奉先皇帝遗诏，纂承大统……布告天下，咸使闻之。”

又如长达五百馀字的建文即位诏：

十八日，诏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诏曰：“天祐下民，作之君。我高祖皇帝受天之命……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秘史》记载如此多的建文诏令，并且将重要者全文录入，可见姜清将此视为头等大事，只要资料充分，就断无不予记载之理。像“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这样一条十分重要的诏令，不该只以寥寥数语略过。如前所述，囿于史料，我们已无法得知姜清所言“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的准确来源，但从《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的评价中能够看出一些端倪：“自靖难之后，建文一朝事迹大抵遗失。是书于故案文集搜辑遗闻，编年纪载。”其中“搜辑遗闻”一语，可知姜清采用了野语传闻作为《秘史》的史源。结合姜清对此诏记载的简略，一个合理的解释为：《秘史》所载建文此诏，源自于野语传闻，而非记载精确时间的档案。作者虽认可传闻所言，却无法还原这一传说的具体经过，故以补充叙事的方式记录此说。

须知明廷早对靖难之役盖棺定论，且此说本身存在诸多疑点，该说却仍被广泛采信，成为建文兵败、江山易主的新解释。而与野史说法的日受追捧相反，官史中朱棣英勇无畏的说法反而难以深入人心。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传说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在嘉靖年间，虽然“大礼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朱棣的地位，使“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的传播环境有所改善，但此时建文朝史的撰写仍未摆脱政治忌讳，建文逊臣，乃至建文朝历史地位的恢复，在嘉靖朝仍面临政治上的困境。相应地，“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在嘉靖年间的版本变化不多，且皆未提及该诏下达的具体时间、诏令原文。至于隆庆年间，郑晓的《建文逊国记》首次记载了建文下诏的时间为建文二年（1400）十月，但该书关于战争的基本内容仍沿袭此前史籍的说法，亦未讲清此诏的来龙去脉。

真正影响“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发展脉络的史籍，出现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这一年，浙江人朱鹭为恢复建文年号造势所撰的《建文书法儗》中，讲述了建文下诏的原始故事：

建文元年八月，祭告天地祖庙（告出征也）。谕诫北征将士（诫曰：“昔萧绎举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仁之极。’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无使朕负杀叔父名。”云云）（《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 19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127页）

据作者自述：“每遇风和日霁，杖履逍遥往来邓尉、虎阜间，时携一编自随。”“网罗遗佚，作《建文书法》，欲进之朝，不果。”可知朱鹭与姜清一样，也采用野语传闻作为其史源。且不论这段记载是否引自此前文献，朱鹭对“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进行的精修润色已经使这个故事变得完整。细品这则故事，亦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情节，如建文在出征之前下诏，颇有“先礼后兵”之意；祭告祖庙、引经据典，也符合其恭孝仁惠的形象。

尽管认同“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确乎存在的声音占据主流，此说在广泛传播的同时，并非没有遭到质疑。如王世懋便在其书《窥天外乘》中对此说加以批驳：

此言外若愚建文君，内实颂其仁，而甚成祖之忍，愚以为不然。建文君虽不失道，其待诸叔实严。即位未几，齐、周、谷三王皆被囚絷，岂有称兵如燕邸，而谆谆乃以杀叔为戒……至叙平安忠勇，矛刃几及成祖，则其言又自相矛盾矣。

王世懋以明初诸王的遭遇和成祖在战场上多次遇险为例，反证此说之谬，并认为这一传说旨在塑造建文仁厚和成祖负义的形象。其见解亦影响到明末的朱国桢、清初的潘柽章等史家，作为“勿杀叔父诏”评论的一条支流存在。

无论如何，朱鹭所载之“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逐渐成为了晚明文人们最属意的版本，并被各类史籍广泛引用。至于明末清初，这一传说便寄寓在明朝遗民撰写的《国榷》《罪惟录》等明朝通史中。在此期间，该传说的故事版本或许会出现些微差异，却并未影响其主体样貌。既然有诸多史家认同此说，其被明史馆臣录入书中，似乎再自然不过。康熙年间定稿的万斯同版《明史稿》，便将朱鹭所载之故事录入书中。到了乾隆四年（1739），清政府第三次组织人手，以重臣张廷玉为修书总裁修改明史稿，这才形成定稿的《明史》。编者们虽未必读过《姜氏秘史》，但他们一定知道，所谓的“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曾经历过长时间的流变、讨论，却既不像王世懋那样不信，似乎也未像万斯同那样笃信，只是在夹河之战的附注中提及“诸将以天子有诏，毋使负杀叔父名，仓卒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明史·成祖本纪》）。此后，史家对于该传说的记述、讨论也戛然而止。”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在古代中国的流传演变，自此也告一段落。

有关朱棣在战场上身先士卒的记载，在永乐年间便已存在，却在嘉靖年间，演变出假借“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而逃出生天的情节。在这个传说的渲染下，曾经囚禁、流放甚至逼死不少叔父的建文帝，形象也逐渐改善。一种记载演化出两种叙事，展现出两个对立群体全然不同的立场。随之产生的不同历史认知，往往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进行的理性判断，而是根据主观意愿做出的感性选择。与其将这一传说看作是晚明文人试图讲清建文朝史的记述，不如视之为他们对朱棣和建文帝这对叔侄冤家的别样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