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7-02 14:45:13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25年06月25日 09 版） 作者：王素

　　■王素

　　2022年12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领导的团队推出《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本报曾以大篇幅予以报道。日前，《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出版，这是张涌泉团队又一项历时多年完成的、在敦煌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下面，王素、黄德宽、刘波三位专家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该书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工作的全面铺开，敦煌研究展现出强大的后劲，除了卷帙浩繁的《敦煌文献全集》正在有条不紊地编辑出版外，与之配套的大型工具书——张涌泉等先生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22年）、郝春文先生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24年），也先后出版了。而现在，张涌泉等先生撰著的《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上下二册（中华书局，2025年），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种隆重推出，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

　　出土文献五大门类——甲骨、金文、简帛、石刻、敦煌吐鲁番文献，除金文外，都因载体易于断裂，存在碎片化问题，缀合复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1917年，王国维将戬寿堂残骨与《殷虚书契后编》残骨缀合，复原出一条比较完整的殷商先公先王世系卜辞，订正了《史记》个别世系记载之误，证实了《殷本纪》所记世系基本可信，震惊了国内外。1933年，董作宾将善斋残骨与王国维复原残骨再次缀合；1937年，郭沫若将善斋残骨与燕京大学残骨缀合，使我们对殷商先公先王世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也说明，残断的出土文献材料，一经缀合，研究价值就倍增。现在，甲骨缀合已经成为一项传统研究工作。黄天树先生领导的甲骨团队整理的《甲骨拼合集》已出版六集（学苑出版社，2010年至2025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从2023年开始打造的“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息库，上线三个月，访问量就超过27万人次。

　　简帛与石刻的缀合与甲骨相比落后很多。2011年，我曾指出：长沙吴简是中国一次性出土最多的简牍，有字简就达到8万个编号，因为种种原因，次序全被打乱，像一部8万页的图书，没有页码，亟需缀合复原。但吴简系统缀合复原工作直到现在也尚未开展。简牍系统缀合复原工作目前仅张荣强在组织专家进行攻关。但他主编的《汉简缀合丛刊》仅出版第一辑，即姚磊《肩水金关汉简缀合》（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帛书原本不多，整理出版的都是包含缀合的成果。譬如李零先生《子弹库帛书》（文物出版社，2017年）和裘锡圭先生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还有一本介绍帛书缀合经验的著作，即郑健飞《马王堆帛书缀合研究》（中西书局，2024年）。石刻缀合主要有汉魏石经，马衡先生遗著《汉石经集存》（科学出版社，1957年）和赵振华先生《魏石经集存》（三秦出版社，2025年）都含有缀合成果。

　　敦煌藏经洞1900年开启，比甲骨文1899年发现仅晚一年。但敦煌学者意识到碎片缀合十分重要，却比甲骨学者要晚半个多世纪。1985年，姜亮夫先生发表《敦煌学规划私议》始指出：敦煌卷子“很多是原由一卷分裂成数卷的，离之则两伤，合之则两利，所以非合不可”。1992年，姜亮夫先生又发表《敦煌碎金导言》进一步指出：“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处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伦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设法将其收集一处，方可使卷子复原。而此事至难，欲成不易。”就是因为“此事至难，欲成不易”，老一辈敦煌学者限于当时条件，很少有人从事这项工作。张涌泉先生作为姜亮夫先生的门生，浙派敦煌学的正宗传人，在21世纪，各项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秉承先志，启动敦煌残卷缀合工作，并很快取得超过甲骨缀合的成绩，我感觉有三点经验值得宣传和借鉴。

　　一、以普查为基础

　　张涌泉先生及其领导的团队，从事敦煌写卷整理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穷尽材料。1996年至1997年，他们启动《敦煌文献合集》分类汇辑汇校工作，首先整理其中《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就穷尽了敦煌经部所有文献材料。《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后来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即与此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整理《敦煌文献合集》，对敦煌文献进行了全面普查和系统分类，从而发现不少残卷相互关系密切，很多可以缀合复原。2006年，他们正式启动《敦煌残卷缀合总集》工作。由于准备充分，2007年，张涌泉先生就发表了第一篇缀合复原论文《俄敦18974号等字书碎片缀合研究》，认为这些字书碎片经过缀合可证不是敦煌字书，而是西夏黑水城文献《大方广佛华严经音》。该文的方法和结论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敦煌残卷缀合工作自此走上正轨。

　　二、以理论为先导

　　关于藏经洞文献的性质，说法很多，一直是敦煌研究十分困扰的问题。张涌泉先生通过穷尽材料和精细研究，认为：莫高窟所在三界寺收藏佛经的场所主要有二：一为“经藏”，是正式的藏经处；一为“故经处”，是从各家寺院收罗而来的“古坏经文”，作为修复材料的存放处。正式的藏经处相当于今天何处有待考证。修复材料的存放处就是所谓的藏经洞。也就是说，藏经洞存放的原本就是佛经残卷，是为大规模修复配补佛经准备的“修补头尾”材料。这与藏经洞文献确以佛经残卷为主，比例高达90%以上，其中至少四分之一以上可以缀合，是完全吻合的。这样就为残卷缀合构建了一套理论。过去传言敦煌文献“一卷分裂成数卷”，存在为了牟利“故意撕裂”问题，现知多数都是“虫蛀鼠咬、脆裂老化、搬运颠簸等多重因素”所导致。敦煌残卷缀合工作从此进入全面实践阶段。

　　三、以国家为平台

　　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当年《敦煌文献合集》的启动，就得到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大力支持，时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先生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傅璇琮先生都曾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为本书的运行提供了专项经费资助。2022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第一批）》，出土文献五大门类仅55个项目，其中就有张涌泉先生负责的两个项目：第一个是《敦煌文献合集》（第291号），第二个就是《敦煌残卷缀合总集》（第292号）。《合集》是《总集》的研究基础，《总集》是《合集》的衍生成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残卷缀合总集》是出土文献55个项目中唯一一个缀合复原项目。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相比甲骨、简帛和石刻的缀合，敦煌残卷缀合工作有后来居上之势。

　　现在，张涌泉等先生撰著的《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上下二册，作为《敦煌残卷缀合总集》纲领性成果率先出版，我感到还有示范的意义。因为，正如郑玄《〈诗谱〉序》所说：“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我们可以根据《研究》，尤其其中北敦5274、斯10844、浙敦136、伯3996、津图126、俄敦3408等三十一号残片缀合而成的令人震惊的《摩诃僧祇律》将近四米长彩色插页，了解《总集》后续成果的基本面貌和巨大价值。因此，我们在祝贺《研究》率先出版的同时，也急切盼望《总集》后续成果尽快问世！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