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的源头到底在那里?在现实中,“江河源”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不论对考古、地理还是人类学而言,这都是一个难以回答,甚至难以想象的问题。它终究是一个模糊的地理和方位概念。切实无疑的地理方位坐标,千年以来,更多地存在于人们的臆想之中,苍茫无定、神秘难测,以至于我们不能对其进行一个或随意或硬性的理解。
中国的远古文明与河流的起源密不可分。久远的史书中多有记载:
对“源”的探寻,就是对民族文化的寻根。
在中国历史上,虽历经王朝变换,人们对河源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时代。《尚书·禹贡》中就有大禹“导河积石”之说,指明大禹治水从积石山开始,“积石”就是阿尼玛卿山,亦称大积石山。而《山海经》则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过泑泽(罗布泊),一度伏地千里,又从积石山冒了出来。昆仑为神之所居之圣地,“河出昆仑”的说法迎合着民族文化心理的需要。《尔雅·释水》的“河出昆仑虚”,与《淮南子·地形训》的“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继承了传统的“河出昆仑说”。黄河上源一带的地理状况,汉以前为戎羌诸族所占据,中原人当时知之不多。所谓的“河出昆仑”,更多是出于对传闻的迷信或臆度。
汉武帝困惑的目光,也曾投向这片荒寒神秘的群山,他曾经派人寻找河源。张骞出使西域,据说身负的使命里也包括寻访黄河的源头。张骞当年的探寻颇费周折。他见塔里木河的水注入罗布泊后,潜入地下流动,水量丰沛,于是认定塔里木河是黄河的上源。而塔河水来自葱岭,帕米尔高原就成了黄河源。班固《汉书·西域传》在继承张骞说法的基础上,又融合其弟班超长期在西域活动的经验,提出了黄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水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即今罗布泊)。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当然根据现代勘测资料来看,罗布泊较青藏高原海拔低2000多米,黄河水由地势较低的罗布泊流向地势较高的青藏高原,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汉书》
随着对河源的追寻,汉朝西部边界突破了秦朝的界限,在黄河的“源头”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包括今新疆和中亚部分地区。三江源东部的河湟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来此戍边、屯垦的中原士卒不计其数。
魏晋时期,随着中原与吐谷浑之间交往的频繁,人们逐渐认识到黄河的源头似乎并不在新疆,而是在青海境内,西晋博物学家张华指出了黄河相当具体的发源地:“河源出星宿,初出甚清,带赤色,后以诸羌水注之而浊。”
到隋代,随着东西交流的不断加强,世人已经开始认识到,黄河河源不在新疆地区而在青藏高原。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刘权)从征吐谷浑,权率众出伊吾道,与贼相遇,击走之。逐北至青海,虏获千余口,乘胜至伏俟城。帝复令权过曼头、赤水,置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留镇西境”(《隋书·刘权传》)。河源郡辖区在今青海果洛自治州和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地区,虽然还未包括真正的河源区,但河源郡的设立说明,隋代对黄河源的认识已经跳出了黄河重源说的局限。置河源郡、积石郡的行为,也表明了对“河源”的重视。
到了唐代,“河源”就处于唐与吐蕃疆域的交界地带,成了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观河源”“望河源”之类的冲动与愿望,常常出现在诗文之中。如“箫声去日远,万里望河源”(徐坚《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番应制》)、“乡关万里无因见,西戎河源早晚休”(张仲素《塞下曲》)、“河源怒触风如刀,剪断朔云天更高”(温飞卿《塞寒行》)等等,都表现了当时诗人对河源的情感与态度。但这些诗人们没有亲自到过河源地区,实际上无法清晰知晓河源所在,只是凭借前人的记述和相关神话传说加以想象,与自然的“河源”存在明显的差异。
《旧唐书》中关于征伐战争、会盟、和亲的记载,也多次提到黄河河源区。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等奉命击吐谷浑,“靖等进至赤海,遇其天柱王部落,击大破之,遂历于河源……侯君集与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汉哭山,饮马乌海,获其名王梁屈忽,经涂二千余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多积雪,其地乏水草,将士啖冰,马皆食雪。又达于柏梁,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旧唐书·吐谷浑传》)。
《旧唐书》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大理寺卿刘元鼎以唐蕃会盟使出使吐蕃,“渡黄河上流,在洪济桥西南二千余里,其水极为浅狭,春可揭涉,秋夏则以船渡。其南三百余里有三山,山形如,河源在其间,水甚清泠,流经诸水,色遂赤,续为诸水所注,渐既黄浊。又其源西去蕃之列馆约四驿,每驿约二百余里。东北去莫贺延碛尾,阔五十里,向南渐狭小,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浑国,至此转微,故号碛尾。计其地理,当剑南之直西”(《旧唐书·吐蕃下》)
文成公主入藏时,松赞干布就是在河源区迎接公主的。
隋唐时期人们认识到,黄河的真正源头不是塔里木河、蒲昌海,而是青藏高原地区的星宿海。这时,“河源”才可以作为一个真正的实体景观。星宿海位于黄河上游的源头地区,与扎陵湖相通,为黄河散流地面而成浅湖分布的沙丘、沮洳地带,是一个开阔的积水盆地。黄河上源有河流注入于星宿海。星宿海的由来,是由于这里是一片广阔的草滩和沼泽,滩上密布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水泊,这些水泊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灿若群星,因而得名。黄河流过,将大部分水泊连接起来,星光连缀,水泊四周生长着茂密的植物,景色迷人。
与此同时,中国的疆域在继承秦汉时期的基础上,开始向新的河源推进。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吐谷浑西平郡王慕容顺光被部下所杀,唐太宗封顺光子为河源郡王,使统其众。至此,汉民族所能认识到的最远的河源地区已经并入大唐版图。
唐代对江源的认识也随之推进。唐初攻打吐谷浑及文成公主入藏,由于入藏通道必经今通天河流域,这使得当时的人们对长江的认识意外地上溯到了金沙江上源。当然对于长江的整体概念依然模糊。李白在《过彭蠡湖》诗中也写道:“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同样仅止步于浪漫的想象。
[唐]阎立本《步辇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自唐至宋,虽历经政权更迭,但人们对江河源的探索并没有停止。
宋朝的《华夷图》,已把河源绘在积石山以西很远的地方,大致相当于星宿海地区。《宋史·河渠志》曰:“黄河自昔为中国患,《河渠书》述之详矣。探厥本源,则博望之说,犹为未也。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学士蒲察笃实西穷河源,始得其详。今西蕃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间,有泉近百泓,汇而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
《宋史》
元代是一个转折点。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整个青藏高原亦并入中国版图。元朝政府不仅扶持了萨迦政权设立“十三万户”,还派出相对比较专业的测绘人员走向青藏大地的深处。
元世祖忽必烈甚至想要在黄河的源头修建一座城市。《河源志》清晰记载了忽必烈探查河源的动机:“(河源之地)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
于是“至元十七年,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他们从河州(今临夏)出发,沿河西上,“四阅月,始抵河源”,对整个河源地区的地貌、气候、动植物资源等,都作了调查和记录。
都实返回后,忽必烈命其详尽制图,这是中国首次派人实地考察黄河河源的官方记录。
孛儿只斤·忽必烈
这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以国家力量为后盾探寻河源的活动,其探查结果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根据《河源志》的记载,此次考察达到了阿剌脑儿和火敦脑儿。阿剌脑儿就是现今的扎陵湖和鄂陵湖,火敦脑儿就是星宿海。都实的考察可以说进一步否定了“黄河重源说”。《河源志》载:“史称河有两源,一出于阗,一出葱岭。于阗水北行,合葱岭河,注蒲类海,不流,洑至临洮水自南来,非蒲类明矣。”
蒲类海即是指罗布泊。通过实地查考,都实亲自到达星宿海,将塔里木河水系与黄河水系分割开来,厘清了罗布泊作为黄河河源区的迷误。在《河源志》图中,他标识河源在“朵甘思西鄙”,认定星宿海为黄河源头。《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引《河源志》说,河源“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合。”
《元史》
根据《河源志》的记载,当时都实一行人走到了星宿海,但并没有再往前走,严格地说,他也没有真正地到达黄河的源头。河源间的星宿海是黄河流经两山夹峙间的开阔川地,是人迹罕至的草滩上的水泡子,大小不一、星罗棋布,一到晚上月光泻地,星光闪烁之下,草滩上的水泡子也恍若群星,星宿海由此得名。这段史料也明确记录了星宿海下面有扎陵湖、鄂陵湖这两个湖。
明朝洪武初年,著名僧人宗泐奉使西域,返归途中经过江河源头地区,畅想千古探河源事,目睹眼前山川气势,感叹不已。他在《望河源》诗的序言中说:”河源出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犁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犁牛河,东北之水为河源。”他还十分详细地指明了黄河的真正源头乃巴颜喀拉山东北之卡日曲,首次提及当地人与汉使的“河源”认知差异,表达了对西汉以来流传的“河出昆仑”说的否定态度。
明代探寻领悟江源的最大亮点,出自徐霞客。
他质疑:“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计其吐纳,江既倍于河,其大固宜也。”(徐弘祖《溯江源记》)单向性的思考,感觉仍有太多的间隔没有打通,也还有不少文化与心理的纽带需要延长,所以“河源屡经寻讨,故始知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从江源到宜宾,包括了金沙江和通天河,总长3496公里。徐霞客明确提出:“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
徐霞客到了云南丽江的石鼓,未能再溯江西上,离真正的江源还很远。徐霞客认为江源“必当以金沙为首”,只是指出了江源的方向,而这个方向是对的,并且有别于“岷山导江”说。徐霞客指出“在叙州者,只知其水出于马湖、乌蒙,而不知上流之由云南丽江;在云南丽江者,知其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为江源”;这就是徐霞客了不起的地方。而且在无意识间,他也为长江源头众多族群在国家地理意义上的文化整合打下了基础。
三江源地区自古经济落后,自不待言,清朝时,此地区不能缴纳赋税,一直都要国家救济,戍边、战事所需物质“十之九皆取于内郡”,而国家不惜花费重金来维护此地,是因为:“盖宁郡远通强虏,近逼羌戎,为河西之障,河西为河东之障,河东又为关中之障也。宁郡无重兵,则河西孤;河西孤则河东虚;河东虚则关中势弱。所谓唇齿相依,何其要哉!”([清]杨应琚纂修《西宁府新志》卷十六)由此可以看出,三江源地区得天独厚的军事位置,也是无与伦比的。贯穿整个清代,青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都至为密切,对于此处的自然科学诸如地理、生物、气候之类的认识也在加深。清康熙年间,亦有官方人士前往青海考察江河源头,对星宿海一带山水地貌及黄河源流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甚至把星宿海以北的河源也勘查和绘制出来。
明清时期也有写到河源、星宿海的诗歌,河源、星宿海等意象在诗歌中成为了塞外奇异景观的特有名词。
黄河在中国版图的形成过程中,一方面具有心理暗示作用,促使人们找寻它的源泉,从而把它的源泉也纳入版图。土地和水源本就是族群生存的相关基础和根本所在,在一次次的寻源历程中,黄河不知不觉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之一,而河源成为了民族之根的象征;原本散落河源及四方的地方性知识,也都上升为族群观念和宏大叙事,相辅相成地完成了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与凝聚力。
(本文摘自《江河之上——三江源的历史与地理》,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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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三江源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腹地,也是孕育中华民族、中南半岛悠久文明历史的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它对影响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河西走廊、青藏高原、蒙古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本书从历史、地理、人文的角度,进行钩沉梳理、深入探寻。作者对三江源牧区、河流、自然环境进行了深入观察,引领读者奔走于悬崖荒野,捡拾失落的文明;同时微观呈现了汉藏民族的历史记忆、生活史、风物志,与三江源辽阔的知识场域和文化地理空间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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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款预售】《江河之上——三江源的历史与地理》(作者刘东黎先生题写上款+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