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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知识丨冯保善:“玩”出来的文化与“玩”的文化——李渔的另类文化建构
发布时间:2024-05-11 14:41:44
来源:文史知识
作者: 冯保善
清初杰出的文学家、美学家李渔,是一位被社会视作另类的人物。他鄙弃了举业,却不肯安分地隐居;他既不追求显达,却要过达官显贵们那样享乐的生活;他否定了“君子固穷”这被先儒们倡导了千百年的生活模式,不仅主张“诗意”地栖居,还要进行总结,并形诸文字,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组织了戏班,集编、导于一身,不独自己快乐,更巡游各地,游荡江湖,出入权贵之门,行其秋风之实。正如孙楷第先生所说:“非工非商,不宦不农,家无恒产而需要和士大夫一样的享受。一身而外,所有费用皆取之于人。”(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亚东图书馆重印十二楼序》,《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他就是这么一个“怪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渔的具体生活。
首先说他的园林之好。顺治二年(1645),明朝降将方安国、阮大铖引清兵攻金华,破城,许檄彩出逃。李渔在无处寄身的情况下,回到家乡兰溪。靠着朋友的帮助,他建成自己的第一处私家园林——伊山别业。山不高,园不大,李渔因地制宜,创建了一批很有些诗情画意的景观:燕又堂、停舸、宛转桥、宛在亭、踏响廊、打果轩、迂径、蟾影口、来泉灶等等。他在这里种花养草、饮酒赋诗,过着与山水自然为邻的田园生活,写下了大批诗词作品。在《闲情偶寄》中回忆起这段生活,他依然表现出强烈的眷恋,所谓“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
顺治末年,李渔移家南京。康熙八年(1669)夏天,他的芥子园营建也大体告竣,请龚鼎孳题写了匾额。在《芥子园杂联》里,李渔还具体介绍了芥子园的情况,包括芥子园的特色、取名缘起、所在位置、周边的人文环境等。杂联有“署门”“书室”“栖云谷”“月榭”“歌台”五题,由此可觇知芥子园的基本布局构架。
晚年的李渔动了乡关之思,康熙十五年,在“浙中当道协力维持”下,他“获遂买山之愿。乃自夏至冬,不及一载,卜居之后,继以土木”(《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一家言全集》卷3),于杭州吴山之麓又修造了层园,次年七月,举家也由金陵迁回了杭州。层园占尽景观之美,所谓“或俯或仰,倏忽烟云吐纳于其际。小而视之,特市城中一抔土耳。凡江涛之汹涌,巑峰之崱屴,西湖之襟带,与夫奇禽嘉树之所颉颃,寒暑惨舒,星辰摇荡,风霆雨瀑之所磅礴,举骇于目而动于心者,靡不环拱而收之几案之间”(丁澎《一家言序》,《一家言全集》卷5)。
其次,说他组建的家庭戏班。康熙五年(1666),李渔往游京师,旋应陕西巡抚贾汉复、甘肃巡抚刘斗、提督张勇的邀约,远游陕甘。西行途中,在山西平阳,知府程质夫购一十三妙龄少女相赠,此即后来的乔姬。之后到甘肃兰州,谒见巡抚刘斗,得地方官员赠一女,即王姬,亦十三龄少女。其《乔王二姬合传》中述乔姬对王姬言:“请以若为生,而我充旦,其馀角色,则有诸姊妹在。此后主人撰曲,勿使诸优浪传,密之门内可见。”以乔、王为中心,李渔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戏班。方文《嵞山集续集》卷2《三月三日邀孙鲁山侍郎饮李笠翁园即事作歌》云:“城南李生富词藻,其家小园有幽趣,磊石为山种香草。两三秦女善吴音,又善吹箫与弄琴。曼声细曲肠堪断,急管繁弦亦赏心。”余怀《满江红》(同邵村省斋集笠鸿浮白轩听曲)、杜漺《李笠翁浮白轩》均记于芥子园观剧听曲事。吴冠五评李渔《后断肠诗十首》中更具体说道:“忆壬子春,偕周栎园宪副、方楼岗学士、方绍村侍御、何省斋太史集芥子园观剧。”李渔自道:“岁时伏腊、月夕花辰,与予夫妇及儿女诞日……亦必奏乐于前。宾之嘉者,友之韵者,亲戚乡邻之不甚迂者,亦未尝秘不使观。”显然,芥子园中的演剧活动是十分频繁的。
其三,说他的出游。李渔在《复柯岸初掌科》中曾提到他“游秦、游楚、游闽、游豫、游江之东西、游山之左右,游西秦而抵绝塞,游岭南而至天表”(《一家言全集》卷3)。他出行,多带了他的戏班,直接的目的是干谒达官显贵、豪绅富门,打其秋风,如他在《次韵和娄镜湖使君顾曲》中所云:“莫作人间韵事夸,立锥无地始浮家。制成八曲惭巴里,折得微红异舜华。檀板接来随按谱,艳妆洗去即沤麻。当筵枉拜缠头赐,难使飞蓬缀六珈。”(《一家言全集》卷6)同时,少不了游览山川胜迹,如他的康熙十一年初春游楚,第一站是九江,得到九江知府江念鞠的接待。稍作盘桓,直奔汉阳,受到熊元献的款待。三月抵达荆州,谒见知府李雨商、同治张秀升。夏日再回到汉阳。李渔说到这趟西行,有云:“客楚江半载,得金甚少,得句颇多。”看来并没有打到多少秋风,经济上的收益不大,而一路登临游览,写下为数不少的诗篇,成了这次出行最大的收获。
入清以后,李渔即放弃了举业,不复走读书——科举——做官这千百年来被视为读书人正道的“仕途学问”,却选择了在世人皆视作“不务正业”的“丧志玩物”中,进行着他的另类文化建构。其筑伊山别业、芥子园、层园,是在“玩”中进行着自己的艺术实践;他的小说、戏曲创作,“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风筝误》尾声),自娱娱人,是在“玩”中进行着文化建树;他的《闲情偶寄》,则诚如林语堂的《中国人·人生的艺术·人生的乐趣》里所评:“在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部分专门研究生活的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宅与庭园、屋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的梳妆、美容、施粉黛、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导引,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最后是从感觉上把药物分成三类:‘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和‘一生钟爱之药’,这一章包含了比医科大学的药学课程更多的用药知识。这个享乐主义的戏剧家和伟大的喜剧诗人,写出了自己心中之言。”(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0)如此,这竟是一部“玩”的文化大全,是一部“生活美学”的艺术专著。
这里,我们就重点谈一下这作为“玩的文化”的经典著作:《闲情偶寄》。该书八卷,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其中的“词曲”、“演习”二卷,向来多获奖誉。然而,我们要说,李渔的谈戏曲,并不是旗帜鲜明地建构自己的什么理论体系,他只是将戏剧作为艺术生活、生活情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其美学建构,也只是其全书“生活美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属于娱乐文化的范畴。其所谓的体系,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客观显示。李渔著《闲情偶寄》,正是从诗意人生,或者说是从“诗意地栖居”这个角度,来建构他的理论体系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他有关戏剧的论述,也只是他教授世人观剧赏曲的门径,使人能够更充分地享受娱乐而已。
在观剧赏曲之外,生活还有很多方面,所以李渔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又逐次展开,进一步论说了“诗意生活”所需要的其他方方面面。
“声容部”论选姿、修容、治服、习技,是选美文化的范畴。所谓“选姿”,讲究肌肤、眉眼、手足、媚态,说的是先天自然具足之美;而修容、治服、习技,所说的美容化妆、服饰打扮、艺术修养等,则是外在后天之美。其中“修容第二”,“盥栉”谈洗脸及梳制发型;“熏陶”谈香浴、香茶净口;“点染”谈涂脂抹粉,均属美容文化的范围。“治服第三”谈首饰、衣衫、鞋袜,均为服饰文化的内涵。当然,这里纯粹是男性的角度,是男人要求女人的眼光,反映出男子的话语霸权意识。然而,在李渔生活的时代,这也恰恰是最合乎“时代要求”的,最为男人——尤其是成功男人所歆动的事情,是他们为了提高生活格调与生活品位,而要求于女性所必修必备的内容,是最“时尚”的文化。
“居室部”论说了房舍、窗栏、墙壁、联匾、山石,是关于房屋建筑、园林文化的内容。如其中所云:“人不能无屋,犹体之不能无衣。”但仅此,也只属于“求暖”的层次,“以构造园亭之盛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而要住得惬意,住出新意,则须“因地制宜,不拘成见,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其论颇饶别致。在这一部分中,李渔还谈到了“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最忌奢靡”、“当崇简朴”的原则,并有一段非常生动精彩的阐释:“凡人只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譬如人有新衣二件,试令两人服之,一则雅素而新奇,一则辉煌而平易,观者之目,注在平易乎?在新奇乎?锦绣绮罗,谁不知贵,亦谁不见之?缟衣素裳,其制略新,则为众目所射,以其未尝睹也。”充分强调了出“新”的重要。
“器玩部”谈及室内摆设种种,如几案、椅杌、床帐、橱柜、箱笼箧笥、骨董、炉瓶、屏轴、茶具、酒具、碗碟、灯烛、笺筒等等,所谓“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皿皆所必需……然而粗用之物,制度果精,入于王侯之家,亦可同乎玩好;宝玉之器,磨砺不善,传于子孙之手,货之不值一钱。知精粗一理,即知富贵贫贱同一致也”。室内用品的合理摆设,可以见出匠心,可以体现出艺术经营,而最直接的效用,就是可以为人营造出一个具体而美观怡悦的生活环境。
“饮馔部”谈饮食,分“蔬食”、“谷食”、“肉食”,并分别就蔬菜、荤菜、饭食的烹制艺术做了阐述,这是所谓的饮食美学的内容范畴。李渔认为:“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踏破,是犹作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吾撰《饮馔》一卷,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至重宰割而惜生命,又其念兹在兹,而不忍或忘者矣。”表现了对自然的崇尚。
“种植部”谈养花莳草,分“木本”、“藤本”、“草本”、“众卉”、“竹木”,讲各种花木的习性、栽种,更讲其种养位置及文化蕴含,是为园艺美学的内容。如其中《牡丹》条有云:
牡丹得王于群花,予初不服是论,谓其色其香,去芍药有几?择其绝胜者与角雌雄,正未知鹿死谁手。及睹《事物纪原》,谓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洛阳,因大悟曰:强项如此,得贬固宜然;不加九五之尊,奚洗八千之辱乎(韩诗“夕贬潮阳路八千”)?物生有候,葭动以时,苟非其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后系人主,可强鸡而使昼鸣乎?如其有识,当尽贬诸卉而独崇牡丹。花王之封,允宜肇于此日,惜其所见不逮,而且倒行逆施,诚哉其为武后也。
在这一条里,首先是从牡丹被称为花王的来历谈起,便与一般的养殖谱有了根本的区别,而上升到一种文化的高度。再如《梅》条有云:
观梅之具有二:山游者必带帐房。实三面而虚其前,制同汤网。其中多设炉炭,既可致温,复备暖酒之用。此一法也。园居者设纸屏数扇,覆以平顶,四面设窗,尽可开闭,随花所在,撑而就之。此屏不只观梅,是花皆然,可备终岁之用。立一小匾,名曰“就花居”。花间竖一旗帜,不论何花,概以总名曰“缩地花”。此一法也。若家居所植者,近在身畔,远亦不出眼前,是花能就人,无俟人为蜂蝶矣。
这里还对赏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分山游之赏、园中之赏、家居之赏,将天下赏梅的类别涵括无遗了。
“颐养部”分说“行乐”、“止忧”、“调饮啜”、“节色欲”、“却病”、“疗病”种种,总括为养生文化的范围。其“行乐第一”,认为养生之法“行乐先之”;而人分九等,人各有别,处境不同,时地亦异。故李渔又分别探讨了贵人行乐之法、富人行乐之法、贫贱行乐之法、家庭行乐之法、道途行乐之法、春季行乐之法、夏季行乐之法、秋季行乐之法、冬季行乐之法、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忧之未忘,其何能乐”?于是,李渔有“止忧第二”,分列“止眼前可备之忧”、“止身外不测之忧”,总结出止忧之法五点:“一曰谦以省过,二曰勤以砺身,三曰俭以储费,四曰恕以自争,五曰宽以弥谤。”行乐、止游,讲的是调适心态,心情愉悦。“调饮啜第三”,从饮食的角度讲养生的道理。在这里,李渔总结出“爱食者多食”,“怕食者少食”,虽与传统的膳食搭配理论有异,却也不无其道理在。而“太饥勿饱”、“太饱勿饥”、“怒时哀时勿食”、“倦时闷时勿食”,自然都是饮食规律的总结。“节色欲第四”认为:“阴阳之不可相无,犹天地之不可使半也。天苟去地,非只无地,亦并无天。江河湖海之不存,则日月奚自而藏?雨露凭何而泄?人但知藏日月者地也,不知生日月者亦地也。人但知泄雨露者地也,不知生雨露者亦地也。”但“溺之过度,因以伤身”,为此李渔提出了节快乐过情之欲、节忧患伤情之欲、节饥饱方殷之欲、节劳苦初停之欲、节新婚乍御之欲、节隆冬盛暑之欲等。董含《三冈识略》卷4曾不遗馀力攻击“李生渔者……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应该指的就是李渔书中及其与人讲说颐养的这些内容。“却病第五”提出病未至而防之、病将至而止之、病已至而退之,其中有云:
病之起也有因,病之伏也有在。绝其因而破其在,只在一字之和。俗云:家不和,被邻欺。病有病魔,魔非善物,犹之穿窬之盗,起讼构难之人也。我之家室有备,怨谤不生,则彼无所施其狡猾;一有可乘之隙,则环肆奸欺而祟我矣。然物必先朽而后虫生之,苟能固其根本,荣其枝叶,虫虽多,其奈树何?
养生需要防病,而防病以“心和”固本为法,确能言中款窍,是行家语。病至则需治之,李渔有“疗病第六”,专谈疾病的“治疗”。但他却认为:“药不执方,医无定格。同一病也,同一药也,尽有治彼不效,治此忽效者。”因此他具体开出了数法奇招:本性酷好之物可以当药;其人急需之物可以当药;一心钟爱之人可以当药;一生未见之物可以当药;平时契慕之人可以当药;素常乐为之事可以当药;生平痛恶之物与切齿之人,忽而去之,亦可当药。这也多是他所说的“常见有人病入膏肓,危在旦夕,药饵攻之不效,刀圭试之不灵,忽于无心中瞥遇一事,猛见一物,其物并非药饵,其事绝异刀圭,或为喜乐而病消,或为惊慌而疾退”之列。
于光远先生在他的《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曾提出: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掌握玩的技术,发展玩的艺术。三百多年前,李渔放弃了中国士人“铁肩担道义”的社会政治使命,追求一种“玩”的人生,在“玩”中构建着他那另类的“玩”的文化,不仅自己“诗意”地生活,还以他的理论指导世人去诗意地生活,这在当时或被人诟病,而在我们今天看来,却要服膺他的先知先觉了。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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