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27 15:12:18 来源： 文史知识 作者：虞云国

我的读书经历，以进入大学历史专业为界，可以分为两截。前期属于泛览式读书，后期属于专业性阅读。《文史知识》命我谈谈读书所得，便想到以这组譬喻为题。题目出自古老的俗语，至少关汉卿《鲁斋郎》杂剧已见引用：“着意栽花花不发，等闲插柳柳成荫。”我仅截取两句的前四字，因为在我看来，“着意栽花”只要得法，岂有不发之理。而“等闲插柳”在流传中，普遍衍为“无心插柳”，但在凸显不求功利的平常心上，“等闲”似比“无心”更熨帖，也更符合我所向往的读书境界。

我的父母都是工人，识字不多，绝无家学可言。但他们与传统中国人一样，希望儿子有文化，让我早早发蒙。凭借认过的方块字，我四五岁开始读有图的少儿书。父亲爱听收音机里的平话与弹词，我也带劲地旁听。上小学后，偶有小钱，就到小人书摊看连环画过瘾。因听过《水浒》，就先挑着看完了全套二十一本的《水浒传》，结末那本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小学最后的暑假，才读了七十回本《水浒传》，看过小人书，读原版不太吃力。

小学高年级时，发现家里有哥哥用过的一套高中《文学》，第一册从《诗经》选起，第四册收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与曹禺等名篇，构成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精品选。于是，一有空就翻着乱读，《诗经》《楚辞》不太懂，就看题解，宋元以后的小说戏曲都读得津津有味。

中学就读于一所区重点。初一语文读到古典诗词，立马喜欢上了，想拓展阅读面，买了《唐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读得入迷。还看了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初步搞懂了格律，比照学着写，当然很稚拙，对古典文学却有了初步的了解和终生的兴趣。

高一结束，“文革”开始。经历了各种荒诞，发觉自己最大的损失是渴望读书的年龄，连书也捞不到读了。校图书馆被封，但鲁迅不算“封资修”，便向图书馆老师“强借”了《鲁迅全集》。读了其中的小说、散文与杂文集，算是第一次较全面阅读鲁迅。后来代课中学语文，课馀用新版单行本辑录过鲁迅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论述，把《鲁迅全集》再过了一遍。

当时，中外名著都判为“毒草”，公开途径压根儿无书可读；但私下里仍偷偷传阅，只能随机读流经手边的书，过手一两天就得啃完，再传下家。我的中外文学名著，十之七八都这样读完的。特别喜欢的，例如查良铮（穆旦）译的《欧根 ·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选》与但丁的《神曲 ·地狱篇》等等，还整本手抄下来。

过了好几年，古籍书禁稍开，限于经济，选购了廉价的老中华《四部备要》缩印本与老商务《丛书集成初编》零本，入手的文集以宋人为主，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等，还有陆游的《放翁集》与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也买了《春秋左氏传》与《古文辞类纂》等文史要籍。没人指点，随兴所至地翻览讽诵。

在时代的迷茫中也想寻索解答，阅读转向历史为主的人文书籍。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周一良与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余冠英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张世英等《欧洲哲学史简编》，构成我中外历史文化的基础知识。在“读点马列”的号召下，较认真读过的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批儒评法”运动起来，沪上出了一份有背景的杂志，刊名《学习与批判》。几乎一期不落地买来看，直到其停刊。代课中学时，赶上全民评《水浒》，未能置身事外：先是买了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再是奉命给全校初中生介绍《水浒》梗概，他们连《水浒》都没读过，怎么评《水浒》呢？

这就是我进入专业前的阅读经历。若打比喻的话，完全缺乏及早“着意栽花”的自觉，只是一味地“等闲插柳”而已。这种泛览无归，当然有不足与教训。一是在特殊的时代，阅读上也喝过狼奶；二是在最佳学习年龄，既缺乏师长有效的指津，自己也未能订立规划系统攻读。进入专业前过长时期的“等闲插柳”显然限制了“着意栽花”后的格局与成就。

但平心而论，这段泛览无归的阅读也绝非一无是处。首先，所谓“等闲插柳”就是凭兴趣读书，兴趣从来是最好的老师，我之爱好文史，尤其痴迷古代文史，都出于“等闲插柳”阅读兴趣的驱使。其次，“等闲插柳”的阅读取向尽管不像“着意栽花”那样有目的与有系统，但泛览与杂食让我阅读面不算太窄，像我这代以“高考 1977”进入专业的老三届大学生，在知识结构上有较宽的基础与此不无关系。最后，进入专业后，“等闲插柳”式的阅读储存，在适宜的条件下有的也会复活为“着意栽花”的知识资源。即便阅读鲁迅，尽管这辈子从未撰文论过鲁迅，但其思想之深邃，文风之悍锐，爱憎之分明，对我的学术与文章肯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考入大学，已届而立，我决心以史学为志业，追随程应镠先生治宋史，阅读也从此折入“着意栽花”的阶段。

既然“着意栽花”，就应提升自己栽花的素养。我听说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握有地理、职官、年代、目录四把钥匙，便自觉搜求这方面的基本书，目录学用力最多。入学前虽翻读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但嫌太简略，就置备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传统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读书时凡有不熟悉的古籍，就取读该书，往往获知良多；也知道其书应与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和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配套使用。四把钥匙还远远不够，仍有许多学问亟待补课。在文字训诂、校勘辨伪等专门之学上，首先读了文字学、训诂学与校勘学的入门著作，其次选读了从清代到当代的传世之作，例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与杨树达的《汉文文言修辞学》等，数张舜徽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便于初学，助益最大。尤其读书法一章，结合他的心得，为初学者指点全史阅读与史料整理的路径与方法，最切实用。

入学不久，我开始有计划地通读《宋史》。一面对每册《宋史》都作提要性笔记，尤其志的部分，一面摘录专题性卡片。做笔记培养归纳提炼能力，做卡片有助于在归类时找出问题，还能通过同一叙事在“志”与“传”中的不同记载发现抵牾或失校之处。读完四十册《宋史》，直觉两宋之交兵变频繁，对内外时局影响很大，便在大三暑假写成长篇论文《从海上之盟到绍兴和议期间的兵变》的初稿，开学后呈送程应镠先生。经其笔削与推荐，这篇论文收入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论文集，成为我正式刊出的首篇宋史论文。我的“着意栽花”，在先生的扶植下开出了第一朵花。

毕业留校任教，继续宋史研究。不久，程先生主张应该提高学历，以适应高校的要求，招我为研究生。其时，我对宋代典籍已有大体的涉略，确定硕士论文选题时，认为既然有志于专治宋史，就应选择个通贯断代的重要制度，既有助于总揽整个断代的全局，也有利于史料占有上的全覆盖。台谏官僚圈在宋朝中枢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关键作用及其盛衰成败，引发了我的关注，其历史实相值得探讨，便将其定为课题。我查阅了全部现存的宋代史料，完成了硕士论文《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后经增订出版，成为我宋史研究的代表作。而这一研究过程也是我对宋代史料全面占有的过程。

我着力拓展与深化史料阅读，这是“着意栽花”的前提与基础。同时也认识到“着意栽花”不仅应该注重培壅与浇灌，这好比通过史籍的阅读获致史料的扩张；还必须讲究莳花的技艺与诀窍，这必须掌握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不仅是史料学，也是一门解释学，治史者对此应有理论的自觉。出色的史学研究者不能满足于对专业史料与相关史实的深入把握，在史识史见上也应该不断充实自身的素养。这种素养包括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恰是我必须补齐的短板。好在当时国门乍启，社科新知沛然涌入，我便以“拿来主义”的眼光选读西方史学理论与社科新潮的中文译著。我认真阅读且颇受影响的有卡尔的《什么是历史》、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托马斯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马克斯 ·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希尔斯的《论传统》等等。尽管理论非我所长，却多少受到点熏染；其中以克罗齐的理论对我的震动最大，我的台谏研究也显然融入了以当代关怀究诘以往历史的克罗齐式的命题。

总之，倘若将有志治史譬为“着意栽花”，在“栽花”的全过程中，及时补上治史必备的专门之学，全面谙熟专业领域的典籍史料，主动提升史家见识的理论素养，在阅读上都是必须统筹兼顾而“着意”用功的。而随着研究领域不断地开拓或转换，相应的专门之学、典籍史料与理论素养的阅读范围也必然随之有一个不断扩大或调整的过程。这种阅读的经历与体会，对治史者来说是不难心领神会的。


回顾了“等闲插柳”与“着意栽花”两个阶段的阅读经历，还想补充说明的是，两种阅读在阶段的划分上并不都是那么泾渭分明，在效应的辐射上也并不是那么互相排斥的。

即便进入“着意栽花”的自觉阶段，并不意味着不能再“等闲插柳”了。宋史学界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只学宋史，学不好宋史。”就对两种读书方法的兼容互动作了注脚。我读研究生时，程应镠先生就明确主张，他的研究生不论搞中国古代史哪个断代，第一年日课都应研读《通鉴》，以便打下研治中国史的坚实基础。他得知我读过《通鉴》，就命我从《史记》开始，把正史一史一史读下去。他代为宋史研究生规划的读史计划，大有“等闲插柳”的况味，用意在于让我们不要急切而功利地死守宋史一亩三分地，应有更厚实的学术根底。读研期间，我读完前四史，还有《左传》。这些典籍囊括了秦汉以前历史文化的概貌，也是传统文史的典故源头，细读一遍，确实受益匪浅，在研究宋史时也能有更通贯的眼光。

再说说我“着意栽花”后继续“等闲插柳”的经历。研治宋史的同时，我热衷阅读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名著。最早读的是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一气读完长序，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心悦诚服，在史料检讨与史实解释上也颇有启悟。其后近二十年，我以宋史为主业“着意栽花”，而“等闲插柳”的阅读大师虽时断时续，却从未中辍，有的选读代表作，有的通读全集，对吕思勉、陈寅恪、陈垣与顾颉刚用力最多，后来还把范围扩大到吴晗等大家。阅读兴奋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研究与体悟他们各具特色的治史方法，二是他们个体的学术命运及其史学在时势变局中的俯仰沉浮。尽管他们的研究与宋史或许关系不大，我仍读得兴味盎然；而阅读大师的典范研究，对我的宋史研究在史识与史法上也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支援意识”。另一方面，我以史学社会史的视野把这些大师名家的学术与命运在世局剧变下的俯仰沉浮，结合感悟，写为专论。经过积累，去年结集为《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也真应验了“等闲插柳柳成荫”。有意思的是，我当年一期不落阅读《学习与批判》的经历，在反思二十世纪史家与史学随世而变的思考中也重新唤醒，便再阅旧刊，写了《〈学习与批判〉里的海上学人》，收入《学随世转》，勾画了那个非常年代里非常学术生态下学人的众生相。这一个例表明，进入“着意栽花”前，即便喝狼奶式的“等闲插柳”，在日后也可能转化为一种学术资源。

再说回“着意栽花”前我的《水浒》阅读。我在“着意栽花”的很多年里，都没将自己的宋史研究与《水浒传》绾连起来。新世纪初，《万象》杂志建议我以《金瓶梅》为话题写点宋史随笔。我知道，《金瓶梅》只是借尸还魂，语言名物与社会背景都立足明代；倘若据此写随笔，很难处理落脚宋代还是明代。然而，我研读陈寅恪时对其诗文互证法颇为倾倒，也想效颦。便想起幼年着迷的《水浒传》，宋元话本是其文本的底色，用我熟知的宋元典籍对读、印证或补充，就能写出生动的随笔。获得认可，我开始撰写《水浒传》随笔系列。这时，我自少年起对古典文学的爱好与涉略，也有了用武之地。而广泛搜罗诗歌（宋元诗词、元代散曲等）、小说（宋元话本）与戏曲（元杂剧与宋元南戏）等文学性史料，对风俗名物的形象描述能拥有其他史料无法企及的长处。于是，我就从《水浒传》里的礼俗名物切入，为读者打造一条巡礼宋代社会风俗的长廊。在我的宋史研究中，《水浒传》随笔以别具特色而颇受欢迎，先后结集为《水浒乱弹》与《水浒寻宋》。遥想当年小人书摊上看连环画时，包括其后读七十回本《水浒传》时，都是“等闲插柳”的阅读心态，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这种“等闲插柳”在我进入宋史专业后竟然也绿柳成荫，与我的“着意栽花”相映成趣，构成“自己的园地”里一道风景。


当然，在毕生阅读中，如何拿捏好“着意栽花”与“等闲插柳”之间的进度与张力，恐怕没有一个人人适用的既定之规，还是应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