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4-18 11:06:10 来源：中华书局三全本 作者：

要说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组合，“唐宋八大家”，绝对要排在前三。

“八大家”都有谁？相信很多朋友能够一口气报出来——

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八位文学家的创作，自有格调；他们的名、字、号，也各有意趣。我们一个一个来聊聊——

苏轼与苏辙：老父亲的良苦用心

苏轼苏辙兄弟俩的名，都是车字旁。他俩的父亲苏洵，在《名二子说》一文中，讲述了取名由来。其对儿子心灵世界的观察入微，让人不得不叹一声“知子莫若父”：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轼，是古代车子上扶手用的横木。不像车轮、车辐条、车顶盖、车厢四周横木作用那么明显，但是没有扶手横木的车，也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

哥哥苏轼才情洋溢、热烈洒脱，是福，却也未必全是福，所以，不可缺少而相对低调的组件“轼”，寄托着父亲对苏轼的希望：要学会适时地隐藏自己的光芒。字“子瞻”，应是源自《左传》中的“登轼而望之”，“瞻”，就是远望。名和字组合起来，与苏轼踌躇满志、豪爽不羁的性格完全一致。

老父亲的担心并没有错：后来，“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苏轼，果然屡屡因言获罪，以诗获罪，一贬再贬。

辙，是车子碾过道路时留下的印迹。车都顺着辙迹走，但谈到车的功劳，车辙又不参与其中；虽说如此，车毁马亡，也没有谁会责怪到车辙上。

弟弟苏辙同样很有才华，但是沉静内敛、稳重老成。我们仿佛都能看到父亲在起这个名字时，那长出的一口气：辙儿，我知道你是能够让我放心的。

苏辙字子由。车经过必有辙，日久而形成车道；前车之辙，后车由之，以“由”应“辙”。

苏辙后来的人生轨迹，再次证实了老父亲的眼光：苏辙入仕之后，虽也经历仕途起伏，但一度做到了尚书右丞这样的高官；他用一以贯之的浩然之气支撑着自己，和哥哥苏轼始终守望相助。


兄弟俩的父亲苏洵，字明允。名字由来，无从细究，但他的号——“老泉”，却借着《三字经》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而家喻户晓。

其实，“老泉”，极有可能是“子冠父戴”。

第一，苏轼诗中曾出现“老泉”：“却有老泉来唤人。”这里的“老泉”是指僧人法泉。如果苏洵果真以“老泉”为号，苏轼是不会这么直呼的。

第二，同时代的欧阳修、曾巩等人为苏洵所作墓志、挽词中，仅称其“老苏”“文安先生”，没有一个使用“老泉”。

那么，“老泉”究竟是谁的号？

种种证据表明，以“老泉”为号的，恰是苏轼，而非苏洵。

首先，苏轼自己在用。他在自己的书画作品中钤有“老泉山人”“老泉居士”印，在鉴赏别人的作品时，使用过“东坡居士 老泉山人”印。

这是北宋书法家蔡襄的一件墨宝真迹中，苏轼的题跋，称蔡襄的字“书以君谟为第一”，并留下一方“东坡居士 老泉山人”的鉴藏印（左下）

其次，别人也这么称呼。金人高衎在苏轼书法作品《李白仙诗卷》中，称其书法为“老泉飘逸绝伦之字”，说明在南宋初年，金国士人已称苏轼为“老泉”。

再次，苏轼确有所寄托。“老泉”，本为苏氏家族墓地“老翁泉”的简称。苏辙在《再祭亡兄端明文》中说，“老泉之山，归骨其旁”，佐证这一符号的家族象征意义。苏轼晚年思归故里而不得，就以祖茔地名自号，寄托对先人的追念。

至于这个错误的源头，大约就是从《三字经》开始，后世以讹传讹。

所以，以后我们用号来称呼苏轼，除了“东坡居士”之外，还可以加一个：“老泉山人”。


韩愈不仅是苏轼的偶像，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名“愈”和字“退之”，合起来看很有意思：

愈，是超过、胜过，有进攻进取之意；退之，则是退后、退让，含谦让退省之心。这是典型的互为反义的名与字。

韩愈早年丧父，由兄嫂抚养长大，从小就非常聪明，博览群书。他的两个哥哥，一名韩介，一名韩会，都是人字头，韩愈的“愈”，一是符合家族命名规则，二是代表了一种“超越古人”的少年气性。

但，才高如韩愈，照样逃不脱磋磨波折。据传，经历四次科考落榜之后，韩愈银钱花尽，移居洛阳，经友人介绍，与河南府法曹参军千金卢氏小姐订了婚。卢小姐一方面敬慕韩愈的才华，一方面又对韩愈自傲的性情有所担忧，便赠他八个字：“欲成大器，必先退之。”这个劝诫，韩愈听进去了，就选用赠言中的“退之”，作为自己的字。

有“愈”有“退”，以“退”求“愈”，折射出更为圆融通透的处世智慧。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而并称“韩柳”，名中的“元”，有首要、初始之义，字子厚，则寓意敦厚、稳重，与“元”形成互补。

柳宗元所属的河东柳氏，与裴氏、薛氏并称河东三大世家，人才辈出。因其籍贯出身，柳宗元被后世称为“柳河东”；后来被贬柳州，故也称其为“柳柳州”。

柳宗元的名与字，体现家族对其品行的期许，也符合“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的传统；而他对友人的厚谊，无愧于他的名字——他和好友刘禹锡同时被贬，柳宗元贬往柳州，刘禹锡贬往播州。播州，即今贵州遵义，比柳州更加偏远，刘禹锡还要带着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一起上路。柳宗元便上书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后来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今广东清远），柳宗元才动身前向柳州。“千万孤独”、一直很“静”的柳宗元，在如此逆境之下，表现出常人难及的侠行；在柳州，他也没有一味沉溺于低落忧郁之中，而是积极有为，改革弊政、兴办教育，直至卒于任上。

不忘本心，厚德载物，这就是柳宗元。


欧阳修，本应是“欧阳脩”。

现存欧阳修手迹，署名均为“欧阳脩”；苏轼书《醉翁亭记》，用的也是“脩”。


有一位知县曾用篆文书写《醉翁亭记》，打算刻石立碑；篆文石样写成后，寄送欧阳修审定，篇末的“庐陵欧阳脩也”，写成了“庐陵欧阳修也”，欧阳修特意回信，要求更正：

“脩”字，望从“月”，虽通用，恐后人疑惑也。

那么，音同形近的“修”和“脩”，到底区别在哪呢？

《说文解字》里说：“修，饰也。从乡，攸声。”“脩，脯也。从肉，攸声。”“修”，本义是“修饰”；“脩”，本义是干肉，“束脩”出自《论语》，是入学送给老师的礼物，后来引申出“长”的意思。

欧阳修的字是“永叔”，“永”是“长”的意思，名与字意义相关。如此看来，欧阳修，就应该是“欧阳脩”。

但在当时，大家就很喜欢把这两个字混用，甚至后来神宗皇帝的御札，也把他的名字写成了“欧阳修”，欧阳修也就默默无奈接受了这件事。

不过，后世自有人替欧阳修严格把关：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新五代史》，就严格地参考欧阳修存世手迹和《新五代史》古本所署，定为“欧阳脩”。



有人说，不论是在生前还是身后，王安石都是一个争议巨大的人物。但不论是他的政敌还是友人，都无一例外承认这是一个天赋极高、极为聪明、极有才干、不容忽视的人物。

王安石的名和字，同样不同凡响。

安石，安，是辈分用字，石，是一个普通到朴实的字。但是组合在一起，我们不能不马上联想到一个人：

《世说新语》中出场达111次之多，留下大量成语美谈，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


谢安，字安石。

谢安在危难关头，担任“淝水之战”总操盘手，一举拯救东晋；王安石则秉政八年，二度拜相，顶着来自各方的阻力，推行变革。尽管结果不同，但二人的精神内核，何其相似。

更耐人寻味的是，王安石晚年曾到谢安故宅游览，写下了两首诗：


安石之名，谢安之字，真是“偶相同”吗？未必，第一首尚有戏谑之意，第二首则纯是敬仰追思之情，此刻，王安石已与这位力挽狂澜的名相，达成了由名及心的共鸣。

字介甫。甫，是古代男子的美称，无需多说，关键在这个“介”。

根据名字相生的原则，“石”和“介”，一定存在关联。一种解法是，《周易·豫卦》说：“介于石，不终日。”攻石治玉，不到一天就做成。另一种说法更有意思，那就是介，通“玠”，是一种大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管哪种，关键内涵都是：坚如磐石、不惧磋磨。

王安石为人，也是如其名，如其字。


与其他七位相比，曾巩的名“巩”，字“子固”，“巩”“固”含义一样，朴实到讲不出更多故事。

在八大家里，一直以来，曾巩确实也是相对默默无闻的那一位。他的行文以及做人风格，一如其名，低调、扎实。

别看如今粉丝不多，他在宋代是非常受尊敬的：欧阳修想把他培养为自己的文学接班人，苏轼、王安石写诗称赞；到了南宋，朱熹更把曾巩视为自孟子以来的作文高手，因其文风古雅平和，符合他作为理学家的审美趣味。

曾巩的号，“南丰先生”，同样朴实、低调、可靠，一望即知来自他的籍贯：建昌军南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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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的名、字、号，各有寓意，但结合其生平为人来看，几乎都带着命运的预示。

看看我们自己的名字，再看看长辈、孩子的名字，是否也能发现文字之下的深意？是否也“人如其名”？

《唐宋八大家文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