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5-13 08:56:14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

导语

故宫文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火中经受了什么？“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三省。如果日军继续南下，华北成为战场，文物势必遭殃。故宫文物是迁移他处，还是就地保存，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政府组织各方开启了文物南迁之路，文物最后辗转存于南京。“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南迁文物又开启了长达10年的漂泊之旅。躲过了炮火和意外，“国宝有灵”，“这批文物在后方整整过了十年的分散保管时期，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艰辛，文物没有较大的损伤，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人类保存文化遗产的奇迹”。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情势日趋危急。刚刚转迁到南京库房的文物，根据行政院命令，分三路向后方疏散。这些国宝不得不再次奔波，开始长达10年的漂泊。 
南路。1937年8月14日，80箱文物在南京浦口码头装船起运，运送到汉口，然后转陆路运到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新建的图书馆内，准备在岳麓山下的爱晚亭附近开凿山洞存贮。计划还没有实施，长沙已经有了空袭警报。1938年1月12日，这批国宝再次起运，经桂林、柳州迁往贵阳。由于战局的变化，侵华日军的魔掌不断伸向中国腹地，贵阳也有被日军轰炸之虞，已经不安全，马衡他们认为需要移到偏僻野外的安全地点存放： 
同年（1938年）十一月，由我亲往视察，觉得终欠安全。最安全的莫如山洞。但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凡是山洞，无有不潮湿的，若是因受潮而霉烂，是爱之过以害之了。贵州境内，大小山洞，到处都有，费了七八天的工夫，看了几十处山洞。才知道洞口轩敞的，潮湿程度比较好些。结果在安顺朝南门外五里找到一个华严洞。洞外还有庙，可以住人，是当地的名胜，附近都是汉人、苗人的村落，有公路直达洞口，尚属合乎理想的地方，于是请了工程师设计，在洞口搭盖两所板房，上盖瓦顶以泻滴水，下铺地板以隔潮气，于二十八年一月，由贵阳移存其中。每到夏天，内外气温相差太甚，洞口即有雾状的水气。幸板房内湿度尚不甚高，而且此种特制之箱，缝口相当严密，文物尚未受到影响。
1939年1月，文物转移到贵阳以西95公里的安顺县，贮存在南门外的华严洞内。华严洞是天然岩洞，距县城约1公里。2月4日，日军飞机轰炸贵阳，万幸文物已经迁出。1944年12月5日，这批文物第四次迁移，用15辆卡车于12月18日运抵四川巴县境飞仙岩临时仓库。 

中路。1937年11月19日，中路文物由水路起运，开始运往汉口。又从汉口渐渐上移，运到了宜昌，然后又用小船转运到重庆。由于文物数量大，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运抵重庆。马衡随这路同行，每批文物的存放地他都要亲自考察。运往重庆的文物尚未完全到达，行政院就根据日机频繁空袭重庆的情况，命令限期把文物迁出重庆，另觅储藏地点。马衡即与押运来渝的同仁到重庆以西各县寻找贮藏地点。他们溯长江而上，最后在距乐山城区20里的安谷乡，择定一寺（古佛寺）六祠（宋氏祠堂、朱潘刘三氏祠堂、赵氏祠堂、易氏祠堂、陈氏祠堂、梁氏祠堂）为存储仓库。从重庆到乐山，路途遥远，所有文物的转运工作无法在行政院规定的5月23日前全部完成，就利用重庆40公里以外的宜宾作为中转站，先把所有文物全部运往宜宾暂存，直到1939年9月全部运抵乐山安谷。这一路的押运人员中，朱学侃在途中殉职牺牲。 
北路。1937年12月3日，北路文物沿津浦路北上，由徐州转陇海路到达陕西宝鸡，存放在西安行营的一个军火库内。北路的文物数量虽然没有中路多，但所运的大多是比较大的、重的，其中从国子监南迁来的石鼓，一个就重一吨以上。这批国宝多次遭遇危险，专列在徐州、郑州火车站停靠加水加煤，都遭遇敌机空袭，但似有神佑，最后都化险为夷。不久潼关告急，北路文物在宝鸡停留不足3个月，再次迁往汉中南郑。从宝鸡到南郑，要经过起伏绵延600公里险峻的秦岭山路，靠卡车翻山越岭，一辆卡车只能装20余箱文物，7286箱文物需要300多车才能装完。文物运输得到西安行营的大力帮助，将之列入军运之内，还派了两位副官协助。当时正值冬天，时常下雪，路陡山滑，有些危险，而且这条公路当时正在翻修，随处堆有石子，行车不便。在这样的路段运输文物，又遇到恶劣的天气，困难可想而知。从1938年2月22日到4月10日，历时48天，分28次才将这批国宝转运完成。文物运到汉中南郑仅过了月余，敌机便轰炸了汉中机场，行政院要求立刻转运成都。1938年5月26日，国宝又一次装上汽车驶上川陕公路。 
汉中到成都，是565公里，途中有5个渡口，没有桥梁，是用木船载汽车渡河，汽车上船之后，用人力把木船向上流拉一段路程之后，然后放了绳索，使木船顺流而下，借水势拢到对岸，危险费时。……我计算行程，由汉中开成都，须时两天。这是我的如意算盘。
如果遇到刮风下雨，路上泥泞不堪，有时要走上十天半个月。一路上非常颠簸，翻车时有发生，不过都是回程空车；装运文物的车辆曾经翻过一次车，那志良对此有详细记载：
装运古物的车，也曾翻过一次，新绥公司的一辆车，装着文物，经过绵阳附近的一个桥，这是一个简单的便桥，司机不慎，车翻了下去。押运员打电报报告，那时，恰好我在成都，便赶到现场去看，才知道有三件事是不幸中之大幸：
一、便桥搭得不高，车只是翻下来，震动不大，箱子未坏。
二、冬季河水甚少，翻车的地方没有水。
三、满车装的是文献馆的档案，及图书馆的书籍，不怕震动。
有人说，文物是有灵的，炸弹炸不到它，每次都在文物运走之后，那个地方被炸；现在翻了车，也毁不到它。

这一段运输，延迟的时间甚久，历时将近一年，到1939年3月才将存放汉中南郑的文物全部运抵成都。行政院又命令限在1939年5月底以前，将存成都文物全部运离，另觅妥当地点贮存。马衡立即布置，全部迁运峨眉。从成都到峨眉的崎岖山路有300多公里，还需要渡河四次，还是用汽车运输。由于期限太短，就选定距离成都约140公里的彭山作为中转站，先把箱件运到彭山，以符合5月底前将文物运离成都的要求。1939年6月，存放在成都的文物全部顺利运到彭山；7月11日，全部运抵峨眉，分别存放在峨眉县城东门外的大佛寺和西门外的武庙两处。1942年冬天将藏于大佛寺的文物转移到峨眉城南4公里的许氏宗祠和土主祠（均在符汶乡大楠村）。

1937年12月13日，日寇侵入南京，开始了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由于缺少装运的交通工具，故宫博物院南京库房的文物有2900余箱没能运出，陷落南京。 
抗战八年，西迁文物万里关山，多次险遭灭顶之灾，如由重庆运出的9000多箱文物，寄存宜宾，分批往乐山运的时候，上游乐山及下游泸县皆受到敌机狂轰滥炸，独有处于中间地带的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自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即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文物搬出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了；存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才12天，文庙在一天里就落了七个炸弹，又炸的是空房。“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文物搬迁途中发生多次翻车事件，所幸都是有惊无险，文物未有损失。也许真的是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 
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原有的机构、体制不复存在，一切改成战时临时体制。故宫博物院总办事处设在重庆，院长马衡驻重庆负总责。存放文物的安顺、乐山、峨眉三处分别设立办事处，由向后方疏散时指定的各路负责人任各处主任。三个办事处成立之初，职员如下：贵州安顺办事处，主任庄尚严，员工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四川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员工刘官谔、梁廷炜、欧阳南华、曾湛瑶、牛德明、张德恒、李鸿文；四川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员工吴玉璋、薛希伦。1944年12月，安顺办事处所管文物运到四川巴县境内储存，同时设立故宫博物院巴县办事处，撤销安顺办事处。
文物有了安身之所，故宫博物院的职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妥善保管这些文物。马衡更是时刻注意，以求万无一失。他在1944年向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报告当时的工作状况说：
本院战时业务首在保持文物之完整，举凡库防戒备、庋藏保管、翻检整理诸端，经逐年规划，时加改善，已臻周密，无虞疏失。对于工作之进度，尤无时不在讲求效绩。盖自七七事变以后，本院留用员额仅及战前之半，而事务之繁杂转重于昔，已非通力合作人尽其用，无以竟其事功。故一般从业人员担负工作已颇相当繁重，绝鲜冗散不力之病。近年又经设置专理人事机构考核课功，益加严密认真，同时厉行奖惩，鼓励自奋，竞求进步，效绩颇彰。
为了确保文物安全，西迁期间的存藏都有一定的工作程序，坚持遵循有关规则制度。为使工作有所遵循，故宫博物院于1939年岁暮公布各项章则，如本院附属办事处办事细则、库房管理暂行规则、开箱工作暂行办法、库房警卫暂行规则、接受委托保管及寄存公私文物暂行办法、库房招待参观暂行规则等，又于1940年4月制定南迁文物点收清册记载订误暂行办法。严格的制度，细致的管理，确保了文物管理未出差错。马衡在后来的讲演中专门予以说明：
要谈到后方的保存问题，这是一件最伤脑筋的事。我们为的是敌机的空袭，不得不疏散到比较偏远的地方，而且都在郊外，或是乡下，这就要顾虑到治安问题了。四川的房子，多半是竹木的建筑，一遇火警，往往延烧数万家，这就要顾虑到火警问题了。关于前一点，我们请求军队驻扎各库附近，一方面联络地方上的感情，所以都能相安无事。关于后一点，我们选择四面凌空、不和民居毗连的大庙或是祠堂作为仓库。里头绝对禁止烟火，购置消防工具及灭火器，并且按时演习。所以有一次峨眉大火，烧去半个城，我们不但不遭波及，并且调齐员工士兵，帮助他们救火。所以这两种困难，都还不难克服。比较严重的，是西南的气候问题。四川在一年里头，有几个月是雨季，几个月是雾季，空气含着水分，到处感到潮湿，晴朗有日光的时候，平均不过半年，我们把怕潮湿的东西，终年检查，或是晒晾。周而复始，从不间断。还有四川老鼠，是昼夜公开活动。并且四川的猫能力薄弱，有时还会受老鼠之窘，寿命也比较短，有人说老鼠有毒，猫吃了就会生病。恐怕也有道理。还有白蚂蚁，是到处都有，尤其是重庆特别多。其害甚于老鼠百倍。常有箱柜里面的东西被吃光，而外面看不出来的。所以更是防不胜防。
正由于有了如此严密的制度、严谨的作风以及严格地执行，才保证了以故宫为主的西迁文物的安全，也不断强化着故宫人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是如何演变为如今的博物院的？在演变过程中，是谁在为它谋划未来，想尽办法保存其中的文物珍品和历史遗存？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它和它的历任掌门人又经历和见证了哪些历史？这正是本书作者章宏伟要回答的问题。从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1925年10月10日成立故宫博物院，到1949年间，风雨飘摇中的故宫见证了李煜瀛、庄蕴宽、赵尔巽、江瀚、王士珍、易培基、马衡七位掌门人的智慧与勇气。在文化政治的大变局中，他们和千千万万有识之士为保护故宫和中华珍贵文化遗产，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本书配有一百多幅重要的珍稀历史图片，书末“图说”部分配有三十余幅彩图，呈现故宫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意蕴。

章宏伟，历史学博士，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故宫学、中国图书史与明清史。独著有《出版文化史论》《故宫问学》《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故宫学的视野》《作为学问的故宫学》等，合著有《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国编辑出版史》等。曾以总策划、制片人的身份负责故宫博物院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电视纪录片《故宫》。


1. 聚焦1925—1949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从驱逐溥仪出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故宫经历了怎样的风雨飘摇？七位掌门人又如何用智慧和勇气，守护着这座中华文明的瑰宝？在故宫博物院百年历程的当下回望早期历史，向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致敬！
2. 以“掌门人”为线索，串联起故宫的变迁史，展现大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抉择与担当。李煜瀛、庄蕴宽、赵尔巽、江瀚、王士珍、易培基、马衡……这些名字背后，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面对政治威压、经费匮乏甚至炮火威胁，他们又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责任？
3. 以严谨考据重构故宫院史的叙述框架，让普通读者透过故宫命运读懂何为“文化根脉的坚守”。本书作者章宏伟深耕故宫研究二十年，秉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治学精神，充分利用故宫档案、民国报刊、人物传记等一手史料和海内外研究成果，以严谨考据与叙事张力，多方位采撷历史亲历者、见证者的视角，力求还原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这段隐秘历史的真实样貌。
4. 百余幅珍稀影像，重返历史现场。内附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档案手迹及30余幅彩图，从溥仪出宫当日、故宫博物院开院的盛况，到文物装箱迁运的艰辛场景，视觉化还原历史细节，让读者重返“文明守护”的第一现场。
5. 装帧精美，匠心独具彰显故宫气度。本书精装加护封，内文黑白，图说四色，还原历史厚重感。护封上的书名“故宫掌门人”采取烫金工艺，取自颜真卿法书集字，与首任掌门人李煜瀛以颜体手书的“故宫博物院”匾额遥相呼应。高大的太和门拱卫着太和殿，象征七位掌门人守护着故宫。掌门人名字下面的“七个人的中华文明守护史”，呈现了以七位掌门人为代表的千千万万有识之士的使命与担当。里封是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绘制的北平市清故宫三殿总平面图，极具收藏价值。封面整体色调以红、黑、金为主，汲取故宫经典色彩，尽显中华文化底蕴！
6. 随书附有一张精美藏书票。藏书票9厘米见方，四周有锯齿，形似邮票，左下角印有中华书局上海聚珍的logo水印，恰如邮戳。上部是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时悬挂有“故宫博物院”匾额的神武门，下部是首任掌门人李煜瀛掷地有声的话语：“希望故宫将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的一个死的故宫，必为世界上几千万年一个活的故宫。”带读者回到百年前的故宫现场，感受穿越时空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