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3-12 14:28:56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吴艳红

这是一个令人唏嘘的真实历史事件，发生在1831年。一个不知名姓的32岁中国男青年（何鲁只是根据他在《柳叶刀》上的粤语拼音“Hoo Loo”推测的中文名，充其量只是一个符号）生殖器上长了一个重达56磅的巨瘤，求治于来华西医郭雷枢。郭雷枢为了向中国人显示英国医学的昌明，请求东印度公司资助何鲁去英国伦敦的盖伊医院，由他的老师库珀通过外科手术医治。何鲁是带着憧憬去往异国他乡的，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荣归故里。

外科医生碰上这样的病例，是非常兴奋的，他们很少有机会处理如此巨大的肿瘤。何鲁之前，还没有一个病态的中国人出现在英国公众面前。何鲁的畸形身材满足了英国人的好奇心和对东方人的想象。1831年4月9日，观看何鲁手术的数百名伦敦市民挤满了大解剖阶梯教室，何鲁被绑在手术台上，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四分钟的手术，最后死在手术台上。

时间过去近200年，复旦大学高晞教授以“何鲁之死”为关切点，搜集海内外一手史料，将何鲁之死的真相、细节及影响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著成《何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

“如果早十年，即使我掌握再多史料，也写不出来这本《何鲁之死》。冥冥中好像有种缘分，牵引我偶遇一些极难得、极有价值的史料，随之而来思考变得更加全面、通透，可以说此刻出版正当其时。”高晞教授说。做出高质量的学问，除了穷尽史料，特别是极细微的史料细节，更需要通透的眼光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作者高晞“认识”何鲁快四十年了，但他一直是一个模糊的身影，既不知他长什么样，得的什么病，也不知他是怎样去英国的，更不知他为何会死在医学昌明的伦敦，种种疑问，萦绕在心，挥之不去。我与何鲁的相遇，则是在2020年责编的《西医来华十记》中。苏精教授在书里用短短两千字叙述了何鲁的故事：何鲁生了肿瘤，去英国做手术，被众人围观，无麻醉，死在手术台上。他的全身像和肿瘤解剖图公布在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至于谁送他去的英国，他死后有何影响，等等，并无细谈。
高晞教授正是在苏精教授的帮助下，获得了东印度公司的一手英文史料，特别是1831年何鲁在《柳叶刀》上的画像，对何鲁故事有了研究的契机。在查阅海量史料的过程中，高教授陆续发现了另外两张画像，这个故事就基本成型了。
历史研究不能剥离掉附着在历史规律背后的丰富的历史细节。何鲁性格如何，是怎么去英国的，坐的什么船，航行了多久，死后葬在什么地方，这些细节似乎无关宏旨，但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清楚了这些，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具象化的何鲁，设身处地感受他的苦难和疼痛，理解他的希望与恐惧，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才更有温度。


高教授原来提供的主书名为“何鲁三像”，本书结构也是聚焦有关何鲁的三幅画像——1831年《柳叶刀》上刊载的何鲁及其肿瘤画像、1831年约翰·道尔绘《何鲁朱，别名约翰牛和医生们》的政治漫画、1982年艾伦绘何鲁像，从慈善医疗、国家形象、医学传教三个角度立论，非常贴切。但这不能让读者当下理解，唯有翻阅全书才会恍然大悟，似乎缺少直击人心的震撼力。我在编辑过程中，感受到唯有“何鲁之死”这四个重若千钧的汉字才能表达心中的震撼。

高教授在一次一次校稿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进入这则历史事件，深切地感受到何鲁之死的震撼力，他的死是悲壮的。她说：“这个‘死’字，道尽了这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展现了近代外科学技术进步的艰难历程。这场震撼全球的‘手术台上死亡事件’，后来人在重复或反思这个故事时，为历史叙事和事件建构创造了充足的想象空间。它充分反映了历史的偶然性，有时掀起一阵社会大波澜并不一定是什么大人物和大的历史事件，一个小人物之死足以反映出社会文化甚至观念的变迁。”从排斥“死”字到觉得恰如其分、非此不可，何鲁之死深深地印在了作者的心里。


我在报选题时，存了些许小心思，“医疗事故”比“医疗事件”更易产生猎奇心，而何鲁手术很难定性，似乎称为“医疗事故”也不为过。但在最后定名时，还是抖落了并不纯粹的“巧思”，回到事件的本来面目。作者高晞的观点非常客观，甚至克制，不会捏造耸人听闻的“卖点”博人眼球，何鲁手术只是一例失败的手术而已。
手术团队对何鲁是和善而负责的，而麻醉术、消毒术尚未发明是当时外科技术的短板，医生们并不存在误操作。手术团队起初想尽量保住何鲁的生殖器，经过长时间手术操作，出现不良预后，何鲁的神经遭到破坏，多次昏厥，医生们最终不得已舍弃了生殖器。发表在《柳叶刀》上的尸检报告证明，何鲁的巨瘤是良性的，并未危及生命，如果保守治疗是不会死的。人们事后对应不应该手术提出探讨，就外科医生在技术冒险与医学道德间的权衡进行反思。这些事后探讨并不成其为界定“医疗事故”的理由。何鲁手术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外科学史上绕不开的经典案例，以沉痛的生命代价推动了外科学的进步。


作为非虚构历史叙事，我们想在封面上呈现真实的历史细节。于是挑选了何鲁做手术的盖伊医院局部图，和何鲁的第三幅画像——1982年盖伊医院请画师艾伦依据《柳叶刀》上的形象绘制的——放在封面上。何鲁像特意缩得非常小，因为何鲁并不愿意频频向医生展示他的病体，“每次医生让他暴露肿瘤，他都很不情愿，也显得无奈，暗示此举徒劳”。

封底上是一艘帆船——“阿索尔公爵夫人”号，何鲁正是在这艘帆船上漂泊了三个月才来到伦敦。如果没有这个历史细节，我们可能会想当然地以为何鲁乘坐的是大轮船。联系到1830年代的科学技术成就，虽然轮船已发明，大概离商用普及还是有一段时间距离的。正是在“医学地理学”思想影响下，1831年《柳叶刀》提出长达三个月的海上旅行对何鲁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旅途中的空气变化导致他的肿瘤实质性增大。

何鲁的画像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模样，他的目光坚定和善，是温柔敦厚的中国人形象，巨大的肿瘤衬出一种淡淡的悲哀。他置身于大自然中，变得鲜活真实。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的痛苦与希冀，似乎跟着他坐船颠簸，来到了预示新生的盖伊医院。
封面上显示的是充满希望的前半段故事，可惜后面的情节急转直下，令人哀痛。


本书配有48幅珍稀历史图片。以英国的医学报告、媒体报道、政治漫画、何鲁画像和博物馆展览为基本史料，将何鲁置于19世纪欧洲外科学生态环境考察东西方医学的真实差异，为读者展现了何鲁事件的鲜活场域和广泛影响。
何鲁的第一幅画像，肿瘤切除后的皮瓣已缝合，生殖器也重新缝合回去，何鲁双手握紧的拳头，呈现了他临终前的痛苦状态。 
还有许多值得一说的隐含丰富历史信息的图片。图注经过精心打磨，像画外音提示着细节。比如，本书配的第一幅图就是郭雷枢与东印度公司往来信件，图注写道：“何鲁故事肇始于这两封信件。1830 年11 月1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收到所辖助理医生郭雷枢请求送中国人何鲁去英国治疗肿瘤的信件。考虑到何鲁病例可能会扭转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态度，东印度公司复信表示愿意承担何鲁的航行旅费。这两封信淹没在东印度公司浩瀚的文档中，封存了近两个世纪。”郭雷枢是何鲁手术事件的穿针引线者，又是西方医学慈善的代表性人物。这两封信作为“引子”，道出了故事的缘起。

另举一例，郭雷枢与夫人卡罗琳的结婚像。图注里讲了一个小故事。郭雷枢与美国少女罗哈蕊相识已久，罗哈蕊在日记里说：“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每个人都喜欢他，所有人都对他赞不绝口，可惜他还是一个单身汉。”郭雷枢因给罗哈蕊的闺蜜卡罗琳看病结识卡罗琳，而后与卡罗琳相恋、结婚。罗哈蕊的日记从侧面证明了郭雷枢本人有着乐于助人的和善性格，与1838年郭雷枢离开澳门回国时华人挤满了河滩相送的情景遥相呼应。

另有《柳叶刀》《泰晤士报》《讽刺作家》等当时刊物对何鲁手术进行报道的文章图片，如《柳叶刀》刊载了何鲁手术论文，《泰晤士报》刊载了《中国人何鲁在盖伊医院接受肿瘤手术》，《讽刺作家》刊载了《何鲁的葬礼》，等等。
这些历史图片像拼图一样，从各个角度丰富着何鲁之死的细节。


除了叙述、分析何鲁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历史真相和回响，我们特意设置了附录，一为何鲁事件大事记，一为图表说明，一为史料。
何鲁事件大事记，除了记录何鲁事件的整个过程及当时影响，还记录了当代回响及外科发展大事件，尤其是麻醉术、消毒术的发明。
1846年，乙醚麻醉术刚进入临床使用，凯医生就成为英国第一批使用麻醉术进行结石手术的外科医生。1847 年，匈牙利妇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主张用漂白粉溶液给接生人员的双手和接生器械消毒。1865 年，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为一位断腿病人实施手术，选用石炭酸溶液作为消毒剂，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包括：医生应穿白大褂、手术器具要高温处理、手术前医生和护士必须洗手、病人的伤口要在消毒后绑上绷带，等等。1900 年奥地利细菌学家兰德施坦纳发现人类的ABO血型系统。……
附录里提供的这些信息告诉我们，何鲁实施手术的1831年，麻醉术、消毒术都未发明，输血术也不完善。何鲁的死因后来被判定为“失血过多，超长时间手术导致病人疲劳及疼痛破坏了神经系统”，就是说他是活活疼死的，难怪时人极端地评价说：“现代外科学就是一个吸人血的吸血鬼。”
拉长时间段来看，外科学史的每一步前进都是以何鲁这样的病人的死亡为代价的。科学进步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和对生命的意义有目共睹。
史料则翻译了《柳叶刀》1831年4月16日刊载的何鲁手术论文及《泰晤士报》1831年4月11日报道的新闻《中国人何鲁在盖伊医院接受肿瘤手术》，帮助读者进入当年伦敦“满城皆谈何鲁”的历史语境里，洞悉何鲁之死在英国造成的震撼。


作者高晞在书稿即将完成之际，偶然浏览新西兰旧书拍卖网，“妙手偶得”一张图片——主刀医生凯在何鲁手术结束后，送给现场为何鲁献血的19岁医学生福特的《论血液、炎症和枪击伤》一书的扉页，上面有凯的致谢和签名。就如拍卖网上说的：“那天出门时，福特并不知道自己最终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高教授也不是一个旁观者，她用历史细节构画了何鲁之死的真相。
《何鲁之死》一书出版后，高教授于9月2日携书来到英国伦敦盖伊医院，再次寻访何鲁留下的印记。盖伊博物馆的管理员非常激动，动情地说：“何鲁是个名人，我们从没有忘记他。”是的，他们的教室里还贴着何鲁的第三幅画像，学生一上课，就能看到他的巨瘤——他以他的病体对外科学史做出了贡献。

历史充满偶然性，小人物也能掀动大历史，引发社会观念的变化。随着《何鲁之死》的面市，何鲁的故事终于在他的母国被“看见”。
作为中国人，我们将他遗忘得太久了。在科学技术昌明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记住他，记住他曾经为外科学发展付出的代价，记住医学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更是充满温度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转自文汇客户端2024年11月8日，原标题为《1831年，一个中国病人的跨国外科之旅——〈何鲁之死〉编辑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