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3-12 15:24:35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狮子山下

2025.3.12

题记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人们所熟知的植树节，这植树节的来历，与一个伟人有着极大的关系。

今天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百年前，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与世长辞。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一生坚持理想、追求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缔造了共和，还规划了国家建设的蓝图，提出了“博爱”、“天下为公”的理念。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时代价值。他去世三年后的1928年，国民政府为了纪念他，将3月12日定为植树节。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12日定为中国植树节。2020年7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明确每年3月12日为植树节。

他一生坚持革命理想

“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1926年3月12日，鲁迅在北京《国民新报》上以这般热烈的文字，描绘出了孙中山“永远的革命者”形象。从28岁创立兴中会，到59岁病逝前仍疾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正如鲁迅所言，他“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即便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仍以护法运动、国共合作等实践，执着追寻“近于完全的革命”。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列强凌辱宰割，清王朝腐朽统治，中国处在瓜分豆剖的危险境地，广大劳苦大众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痛苦挣扎。然而旧时的农民战争和自上而下的改良，不能改变中国的悲惨遭遇，“四万万人齐下泪，天下何处是神州”。在此情形下，孙中山率先举起了民主革命的大旗。

青年时期的孙中山，是一名优秀的西医医生，以治病救人为职志，他曾经也是一名改良派。但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寄希望于改良弊政以救危亡的尝试失败后，孙中山意识到“必须用根本的改造来代替局部的改良”，只有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才能“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为此，他先后组织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发动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并同改良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经过十多年的坚持与努力，终于革了清王朝的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了共和政体。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但社会上的封建思想没有消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根本改变，孙中山苦苦追求的民族独立、富强国家始终没有实现。之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混战相继出现，中国社会处在军阀统治和列强压迫之下，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下去。为了维护共和国体和《临时约法》，孙中山先后发起“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两次护法运动，并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建立黄埔军校，进一步推动国民革命，对内反对军阀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对外反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谋求国家的真正独立。直到他临终前夕，仍念念不忘昭告国人：要不争地位，不计权力，携手同心，共图救国。

孙中山将革命作为救国救民的崇高事业为之奋斗一生，正如他在《国事遗嘱》中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他始终相信，“非革命无以救重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他经常激励党人：“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勉励青年“发奋为雄，立志救国”。他自己则率先垂范：“文爱国若命”；“我为革命始终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文者，一息尚存，不忘救国”。

他一生无惧困难挫折

孙中山回顾自己革命经历时曾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甚所不能扰；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是孙中山的自勉，也是这位伟大革命先驱英雄气概和奋斗精神的精辟总结。自1894年成立兴中会，到1925年辞别人世，孙中山经历了三十四年的革命生涯。在此过程中，他起起落落，几度沉浮，失败多于成功，挫折多过胜利，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一直负重前行。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发动二十多次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均告失败，本人被迫流亡海外，遭到通缉，清政府更将他视为狂徒、乱臣贼子。孙中山不为所动，坚持革命理想和自我追求，在海外建立革命政党、宣传革命思想，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二次革命”遭到袁世凯的镇压后，革命党人星散四方，孙中山再度流亡海外。革命党内部充斥着悲观失败的情绪，同志思想极度混乱，组织几乎陷于瘫痪。但孙中山没有放弃救国救民的志向，他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聚集革命力量，不断发动讨袁护国斗争。

护法战争的失败，对孙中山更是沉重打击。尤其是相从十余年的陈炯明竟然叛变，直接导致二次护法斗争失败。孙中山感到这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惨痛的挫败，“失败之惨酷，未有胜于此役者”。然而处于极度苦闷中的孙中山并未因此消沉，更未放弃革命的初衷，仍努力找寻革命的出路和救国的途径，最终与共产党合作，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


纵观历史，伟大的人物往往与挫折和失败相伴，但是如孙中山那样奋斗三十余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者实属罕见。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在各种压迫、困难、失败面前不屈服不动摇，不改革命初心，是因为他始终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这是天下大势。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革命的道路上，虽然布满荆棘，也有暂时的挫折，只要不因失败而灰心，亦不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他一生热爱读书

孙中山所坚持的“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绝不是不顾一切的盲动，而是要于挫折中总结，善于思考，在失败中辨明方向。这就离不开从书籍中汲取养分，用先进的知识铸剑，以革命的理论铸魂。

孙中山十分重视读书，他曾经说，“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读书”。他为革命而读书，以读书求知推动革命，二者相互促进，伴其终生。尤其是在革命低潮，他更是广泛涉猎各种图书，用知识武装自己。

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脱险后，客居英国七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读书上，几乎每天都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他阅读的范围很广，不仅有政治、外交、法律、陆海军等，还有矿山及开采、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孙中山坚持不断学习、深入思考，将学到的知识化为己用，例如他对英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深入考察，就为日后他提出三民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他抵达神户时，随身带了六只皮箱，日本警探向上司报告说他带了大量金钱。后来等到孙中山打开皮箱晾晒东西时，他们才发现里面装的全都是书。孙中山在日本期间，负责监视他的日方警探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孙中山终日阅读书籍，无其他异常情况。”

1918年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寓居上海，闭门著书，撰写《建国方略》。为此，他广泛搜集资料，阅读大量参考书。《孙文学说》中提到的中外学说、书籍达数十种；为了撰写《实业计划》，他参考的英文书籍，仅经济方面就有数百种。他深度思考，将阅读兴趣与革命志向相结合，提出了“知难行易”认识论，以及建设中国的宏伟蓝图。


第二次护法失败后，正当孙中山苦闷彷徨的时候，他读到了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他进一步认识到“适乎世界之潮流，应乎人群之需要”，实现革命理想，又找到了新的方向。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孙中山一生始终坚持阅读学习，兼收各种优秀文化和进步思想之长，加以创新，并将之与革命相结合。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一切学术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知识和能力的，我都用来作为研究的原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孙中山不断探索，与时俱进，一次次修正自己的主张，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成为时代风潮的引领者。

“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今日重读孙中山，不仅为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铭记他为中华民族毕生奋斗的功勋，更应传承他追求真理、无惧挫折、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近代中国的风雨历程，仍能听得见历史的回响——那便是先驱者以生命叩击时代的强音，更是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的不灭炬火。

附

本书共收孙中山论著八千余篇，五百多万字，是目前较为完备的孙中山著作集，其中有大量为首次刊印的重要著述，系统地记录了孙中山的革命生平和著作。



本书收集三十年来国内外出版的有关文献、档案、电文等，约190万字，以补《孙中山全集》之阙。

本书以孙中山为枢纽，全面爬梳档案、报刊、日记、函电、书籍等各类资料，经过勘验比较，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孙中山的言行思想，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人、事的所有史实，大幅度扩充相关史事的层面，还原历史的复杂本相。

本书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兴亡的历史长卷。作者除了全面搜集和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有关地方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有关历史资料，以及国内收藏的大量民国书籍报刊，还广泛参考了台湾地区和国外出版的相关资料、著作、文章，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原民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孙中山的左右手朱执信的全部著述，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这位民主革命思想家与宣传家的历史功绩。



本书是黄兴全部著作的汇集，为研究黄兴的生平思想，及研究辛亥革命以至整个中国近代史，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并期有利于完整保存近代伟人黄兴的珍贵历史文献。



本书以黄兴著作、演讲、谈话、函电及公牍、杂著等为依据，记述谱主生平事迹，是目前资料较丰富、内容较完备的黄兴年谱著作。

本书由陈旭麓主编，收录宋教仁的文章、函电、评论、公文、诗作、专著和日记等五十余万字，较为全面地收录宋教仁著述。



本书是宋教仁日记《我之历史》的整理单行本，请湖南社科院刘泱泱先生校订。与其他版本不同的是，此次全面复核了底本，改正了以往版本的错讹，并首次刊布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九篇序跋，增添了史料价值。



杨庶堪字沧白，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辛亥革命元勋、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辛亥革命爆发后，领导了重庆起义，此后参加了护国、护法斗争。先后任四川省省长、国民党本部财政部长、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广东省省长等职。参与了国民党的改组、国民党一大的筹备等重要活动。本书收集杨庶堪著述中关于早期民主革命的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记载，颇具参考价值。



孙洪伊是清末民初重要人物，曾与孙中山被时人合称为“大小孙”，参与晚清国会请愿、民初国会政治、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本文集收集三十余种民国报刊、数十种近代以来出版物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包括函电、谈话、文章等，无论是对孙氏个人的研究，还是对清末民初若干重大事件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本书以作者十年来的相关研究为基础，围绕孙中山对于现代中国的理想、实践和影响，就学术界研究较为薄弱的专题进行考察，力图客观评述孙中山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努力、贡献及其现实意义。



军阀话语有趣、有用，富于学术研究价值。百余年来，中外相关研究不绝如缕。著者于20世纪末借助新兴电子检索技术与域外访学，研习多方史料与先行研究，发现在古今用例语链之中，汉籍军阀原属军功语境，在近代日本“倒军阀”民主运动中转换出批判性贬义，再舶返中土，为社会各界并革命党人的以文制武，整合军政、军党关系服务。军阀一词的跨域传输及其转义功用，是近代中国、东亚和世界历史文化之共通课题。



本书旨在透过人物观察近代中国的变革，同时在大的历史变动中观察人物。第一章，通过曾国藩等人，展示传统士大夫的求变和他们内心的挣扎。第二章，展示从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士大夫和官员体制内的求变。第三章，展示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及革命党人的追求和理念。附录部分是关于作者导师的记录，虽与前三章略有不同，但仍是展示当代复杂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