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艺术》
作者:杨牧之
中华书局
《翠微却顾集》
作者:徐俊
中华书局
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是很有意义的。《编辑艺术》和《翠微却顾集》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两部与中华书局的出版历史密切相关的著作。结合阅读这两部书的体会,我谈一谈怎样在新时代践行“守正出新”的局训。
一、《编辑艺术》《翠微却顾集》与“守正出新”
“守正出新”是2003年袁行霈先生在中华书局组织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来的。从之后的实践看,我个人理解,“守正”大约指坚持书局的品牌核心——古籍学术出版,而“出新”则更多地指向《正说清朝十二帝》《于丹论语心得》“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等面向大众的普及出版。我认为《编辑艺术》和《翠微却顾集》的主要内容,恰恰代表了中华书局“守正”和“出新”的两个方面。
杨牧之先生的《编辑艺术》,主要是对创办和编辑《文史知识》杂志的工作回顾。《文史知识》是一份普及文史知识的刊物,形成了“大家写小文章”的办刊特色,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性的文化影响。《文史知识》的创办,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华书局来说,应该算是一次创新之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书局“出新”的传统。
徐俊先生的《翠微却顾集》,主要是围绕新中国成立后书局在高精尖的古籍学术出版方面的书人书事,所涉众多重磅图书的出版故事,有关于点校本“二十四史”工作的回顾,也有在出版界传为佳话的周振甫先生帮钱锺书先生审读《管锥编》的审读记录,这又主要代表着书局“守正”的传统。
当然,“守正”和“出新”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共生的。徐俊先生在《要有机会去打一口深井》中说,1980年代是中华书局品牌和品格形成的第二个阶段,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华书局,在恢复古籍整理出版、学术出版上的努力,为后五十年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学文史哲学科用到的最基础书、丛书套书,都是八十年代开始的,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新编诸子集成》。”这当然是不错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文史知识》也是在1980年代创办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在这个意义上说,1980年代的中华书局,在“守正”“出新”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这样来描述和总结1980年代这段局史传统,也许是更为全面的。
“守正”与“出新”也是相辅相成的。例如,《文史知识》之所以能够形成“大家写小文章”的办刊特色,当然离不开中华书局古籍学术出版这一品牌核心所积累的作者资源,而《文史知识》向专家学者约稿,也进一步密切了中华书局与他们之间的联系。而面向普通读者的《文史知识》的广泛传播,也让更多普通读者了解了中华书局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守正”“出新”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二、新时代我们怎样“守正”?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守正”?《翠微却顾集》又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其一,“守正”要坚持书局精编细校的编辑加工传统。我读《翠微却顾集》,最先读的就是周振甫先生关于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的审读报告和审读意见,这一方面是好奇这个出版界佳话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也想知道高水平的编辑审读意见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编辑加工努力的标杆又是什么?我也认真阅读了其中《〈全唐诗补编〉编辑工作回顾》《要有机会去打一口深井》,试图从细节角度去了解中华书局的编辑工作传统。读过之余,其中编辑功夫的精深细密是令人感动的。
要做到这样的编辑加工,对编辑本身的学术素养要求很高。但学术素养的提高并非一日之功,我的感触是,对于年轻编辑而言,关键要在认真细致的书稿编辑加工中学习和提高。我曾经有一种困惑或者说误解,以为之前中华书局的老编辑都是专家,他们负责责编某一本书,是因为他们在某些领域学有专长。但徐俊先生在编辑《全唐诗补编》之初,对于唐诗辑佚工作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从调查了解唐诗辑佚的学术研究现状开始,再在编辑加工过程中,逐条核查书稿的内容及有关考辨意见,慢慢摸索学习,最后成为唐诗辑佚专家,成书《敦煌诗集残卷辑考》这样的专著。这就说明,只要真正愿意在编辑加工中下功夫,勤查勤学,编辑工作是能促进成长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编辑能不能在工作中学习提高,这更多与编辑本身的工作态度相关。只有认真负责的编辑,才肯下功夫去帮助作者审读加工,也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能力。如果总是把责任推给作者,自己当然就无法提高。
其二,“守正”要坚持集中力量在古籍的基本书、核心品种上下功夫。徐俊先生曾讲,书局文史哲基本典籍的丛书套书生命力很强,很多都成为今天的常销书。而现在,我们似乎花费了不少精力,做了很多不那么基本的品种,这些书往往印量很小,几乎没有重印,而一些古籍的基本品种却仍然存在缺位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复盘研究以前的出版计划,做一次比较系统的选题梳理,列出需要补充的基本品种,统筹安排,有计划地去推进。总之,“守正”就是要做到两个“精”,加工要精细,选题要精品。
三、新时代我们怎样“出新”?
《文史知识》的创办和辉煌,是书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出新”之举。《文史知识》之所以能办得好,与执行主编杨牧之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编辑艺术》就记录了他的心得体会。那么《编辑艺术》又有怎样的“出新”启示呢?
其一,“出新”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呼应时代的需求,呼应社会热点。《文史知识》有一个口号,“与历史对话,与时代同行”,对于今天的“出新”工作仍有指导意义。《编辑艺术》第一篇《什么样的刊物受欢迎》就讲了刊物的时代感问题,讲到当时社会上大讲《岳飞传》《杨家将》,《文史知识》就组织了《历史上的岳飞和小说中的岳飞》《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等文章;当时青年学生关注学术方法,《文史知识》就开辟“治学之道”专栏,邀请学者介绍治学方法经验,还组织了“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的座谈会,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呼应社会热点,既包括图书选题工作,也包括营销宣传工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古代医学著作《温疫论》和王昌龄的诗一度很火,我们迅速推出了三全本《温疫论》和“中华经典指掌文库”本《王昌龄诗集》;2021年,央视大年初一推出的《典籍里的中国》大火,我们立即推出了三全本《天工开物》《道德经》、全本插图版《本草纲目》等图书,都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营销宣传方面,我们也注重呼应社会热点,例如2021年初《大秦赋》热播,我们新媒体平台推出了《〈吕氏春秋〉:吕不韦主编的数字化奇书》,向读者介绍《吕氏春秋》一书;高考临近,我们推出《考神苏东坡的高考故事》,高考语文考试当天,我们又推出高考作文题的相关微文;央视热播《典籍里的中国》时,做到每期都有微文追踪,这些工作都取得了不错的营销效果。可见,关注社会热点话题,对于图书选题和营销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二,“出新”要注重雅俗共赏,要关注读者需要,市场需要。《编辑艺术》中的《雅与俗》一文提到,当时广受读者欢迎的“文史信箱”栏目的选题原则,就是要选那些“大家都知道一些,但又说不详细,说不具体,说不清楚”的问题。杨牧之先生进一步分析,“‘大家都知道一些’,说明这个问题的普及性和通俗性;‘但又说不清楚’,说明它有一定的深度和难度;‘大家都知道一些’,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他才会想这个问题是个问题,刊登它有必要;‘但又说不清楚’,才能吸引他读下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弄弄清楚。”
杨牧之先生对于读者心理的分析非常有道理,对于今天的营销工作也颇有指导意义。在公众号、视频号等内容选择方面,应该更加着意于“大家都知道一些”但又“说不清楚”的话题,说白了就是调动读者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