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者之见，“阳明学研究”至少可分为六种类型：一是王阳明本人的阳明学，或称“本来的阳明学”；二是阳明以后所理解的阳明学，或称“后人的阳明学”；三是批评者和反对者所理解的阳明学，或称“反对派的阳明学”；四是当代人所理解或希望的阳明学，或称“意义的阳明学”；五是传播于东亚区域并形成域外阳明学派的阳明学，或称“东亚的阳明学”；六是被西方人解释、研究的阳明学，或称“西方的阳明学”。后两者尤其是阳明学的东亚传播研究被视为最为有效的“他者参照系的介入”，由此入手，可更加深刻、准确地观照和反思中国本土的阳明学。比如“日本阳明学”“朝鲜阳明学”，其实就是“日本人的阳明学”“朝鲜人的阳明学”，这与阳明学在中国内部的展开有本质区别。对于阳明学在中国的展开，我们只能说江右王门、南中王门，而不能说江西人的阳明学、江苏人的阳明学。江右、南中等王门与阳明学发生地的关系，是辐射与被辐射、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靠师徒传授、讲学教化等方式实现；而日本、朝鲜等国的阳明学则主要是通过文本解读、自我消化的方式实现的。除了僧侣了庵桂悟（1425—1514），日本人连阳明的弟子都没见过，中国式的体悟、感化过程，在他们身上很难重现，阳明及其弟子的著作几乎是他们跨入阳明学门槛的唯一通道。朝鲜阳明学者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他们尽管与中国阳明学者有过接触，但并无直接的师徒传授关系。在这点上，阳明学与朱子学等传统儒学有很大不同，后者除了典籍输入，还有人员交流甚至直接面授，如朝鲜燕行使中就有一批为科举考试而赴华学习从而与中国朱子学者直接接触甚至拜师入门的儒者。因此，阳明学在东亚诸国的传播过程，自主性更强，主体意识更鲜明，其正面意义或负面意义也更加突出。
中、日、朝三国国民从外表看没有什么区别，文化上也没有太大不同，但三国在民族性格上却存有明显差异。反映在阳明学在三国的传播与发展上，也同样表现出思想性格上的差异性。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类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辩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引进和接受的，走的是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这是因为，朝鲜比日本拥有更加漫长的儒家文化史，而且就中国的儒家文化输入日本而言，朝鲜一直起着中日两国间的桥梁作用。由于朝鲜的居间角色，决定了朝鲜儒学与日本相比要更忠实于中国传统儒学的文化性格。就理学来说，朝鲜的理学虽来自中国，但它却比中国的理学更为周密、更为正统。在中国，反对朱子学的学术流派从未允许朱熹的思想体系像它在朝鲜那样拥有强大的话语上的垄断权。这也是造成朝鲜阳明学难以充分展开的重要原因。
总之，中国的阳明学者是用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念来看待阳明精神及其理想，日本的阳明学者是用工具主义的实用态度来利用和改造阳明学说，而朝鲜的阳明学者则是基于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来批判地汲取和重铸阳明学说。这就是为什么从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末，日本的阳明学者能够作为社会思想变革的主导者而活跃于历史舞台；中国的阳明学者则分化为两级，一级走向脱离现实的空疏主义，一级走向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主义；而朝鲜的阳明学者则基本上成了社会变革的旁观者和辅助力量，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改换角色，成为朝鲜启蒙开化的呐喊者和生力军。一个是主导者，一个是参与者，而另一个则是旁观者，这就是东亚三国阳明学在十八世纪以前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质。进入近代以后，情形发生变化，三国的阳明学者都继承和发扬了阳明学中的“自由”之精神和“平等”之意识以及高濑武次郎所说的“事业”之元素，而摒弃了阳明学中的“枯禅”之元素，只不过这种情形在近代日、朝两国的阳明学者那里要表现得更为明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