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宗达先生22岁起,跟随黄侃先生学习语言文字学,翻烂了好几部《说文解字》,从看似最拙笨的研习中探得了高深的专门学问。又在黄侃先生的指导下,精读了《毛诗》、《左传》、三《礼》和《周易》等书,回头再来体会,觉得《说文解字》一切都活了起来。
陆先生50多岁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说文解字通论”,使文字训诂之学一脱往日的深奥艰涩之貌而通俗可习,极大地推动了文字训诂学的普及和应用。
在中华书局《说文解字通论》第二版印行之际,让我们重温陆先生的《基础与专攻——从黄侃师学习〈说文解字〉的体会》一文,一起去感悟那段经历。
我早年认识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季刚)先生,深深钦佩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勇气与志向,仰慕他的才华与学识。从一九二六年起,我便决心跟随他学习“小学”(也就是文字训诂学)。
说实在的,拿着一部《说文》翻来翻去,整天面对那九千来条材料,写些重复的字,做这些烦琐的工作,开始时真感到枯燥无比。但是,渐渐地,我不但弄熟了《说文》的部首、编排,而且完全明白了自己所作工作的意义。我理解了文字的形音义都是有系统的,散见在《说文》中各处的材料都是统一的,只有把它们集中起来,才能在纷繁之中见其头绪,并从不同的角度解决文字训诂的问题。我不但懂得了《说文》的体例,而且了解了许慎体现在《说文》里的文字理论,更重要的是,我明确了传统语言学形音义统一的基本方法,谋求到治文字训诂学的主要途径,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以为自己在《说文》上下的功夫够多够大了,其实,季刚先生在《说文解字》上作的工作比他教我作的还要琐细。 我曾亲眼看见他把说解字中不见于正篆的字全挑了出来。开始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在《说文解字注》里发现段玉裁把不见正篆的说解字全都改掉,因为这个,造成了段注的不少失误。我才明白,季刚先生挑出不见正篆的说解字,是为了把古籍小篆与汉代当时的文字进行对比,他承认文字的发展,承认前代小学家所谓的“俗字”。这使他的文字训诂工作少犯很多错误。
由此我便渐渐懂得,任何高深的专门学问都要从看来是最拙笨的工作开始。每一项枯燥烦琐的工作背后,都隐藏着一片学术的新天地。 唯有从最基础的工作作起,才能深入到自己所学的领域中去。从此,我对季刚先生的指点便更为信服。
《说文》弄熟后,我又读了不少小学专书,同时留意运用这些专书去解决古代文献阅读中的问题。季刚先生在处理精与博的关系上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他熟读九经三史,诸子百家多有精研,诗词歌赋出口成诵。唯其博,他便能吸收更多的营养而达到精深的高度;唯其精,他才能将芜杂的材料挑选整理、去粗取精,做到博而不乱。但是,他的博,也是从一两部文献开始的。
我在他的指导下,精读了《毛诗》、《左传》、三《礼》和《周易》,而且读书量日益增多。掌握了更多的古代的活语言,又熟悉了古代的训诂材料,再来体会《说文》,便觉得一切都活起来。随着很多疑难问题的逐步解决,我对《说文解字》的理解就更深入。我不但能熟练地讲解它、自如地运用它,还能够评论它、甚至纠正它了。
我以学习《说文解字》为例,并不是说攻文字训诂学只有一本《说文》就够了。更不是说任何问题通过《说文》都能解决。我只是想通过这件事向中青年的同行们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专攻要从基础开始。任何书,下了苦功夫,才能自如地运用它。而只有不断运用它,才能更为精通它。并且,学习是无止境的,要活到老,学到老。
今天的时代与我初学《说文》的时代已大不一样了。可以说,各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文字训诂学上,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也已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这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里,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仍有待继承,文化教育更需加速发展。 文字训诂学不但需要提高,更需普及和广泛应用。 在我们这一个学术领域里,下点苦功夫打好基础,是绝对必要的。
(本文摘自《说文解字通论》附录一,原标题为《基础与专攻——从黄侃师学习〈说文解字〉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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