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奇图说》系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学著述中有关西方文化景观的一个最精彩的全新描述。“天下七奇”即今人所述“世界七大奇迹”(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除了埃及金字塔依旧巍然屹立在沙漠中,其他六处如今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最早提出“七奇”一说的是公元前225年拜占廷的菲洛(Philo of Byzantium)写下的那篇《关于世界七大奇迹》的精彩文章,其手卷至今收藏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但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世纪的西顿旅行家昂蒂帕克(Antipater of Sidon)最早总结出沿途所见的七个最伟大的人造文化景观。
关于“天下七奇”的个别记述,在13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献中已经出现,如南宋赵汝适《诸蕃志》的“遏根陀国”一条称:“相传古人异人徂葛尼,于濒海建大塔。下凿地为两屋,砖结甚密,一窖粮食,一储器械,塔高二百丈,可通四马齐驱而上,至三分之二,塔心开大井,结渠透大江以防他国兵侵,则举国据塔以拒敌,上下可容二万人,内居守而外出战。其顶上有镜极大,他国或有兵船侵犯,镜先照见,即预备守御之计。近年为外国人投塔下。执役扫洒数年,人不疑之,忽一日得便,盗镜抛沉海中而去。”据夏德、柔克义的译注,“遏根陀”为“Iskanderiah”之阿拉伯语对音,指亚历山大港。“徂葛尼”为“Dhul Karnein”之阿拉伯语对音,指建置亚历山大港的亚历山大大帝。“大塔”即法罗斯灯塔。但这一记述并没有放在“天下七奇”的框架内予以介绍。因此,有学者认为《坤舆图说》“是第一次将西方世界七大奇迹的概念传入中国”。其实,汉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天下七奇”概念的,确切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1623年问世的《职方外纪》曾提及了“七奇”中的三奇,一是罗得岛的巨人铜像。二是埃及金字塔:“昔国王尝凿数石台,如浮屠状,非以石砌,是择大石如陵阜者,铲削成之。大者下趾阔三百二十四步,高二百七十五级,级高四尺,登台顶极力远射,箭不能越其台趾也。”但是在叙述这两处奇迹时尚未提出“天下七奇”的概念。卷一“亚细亚洲”介绍的“鞑而靼”一节有:“迤西旧有女国,曰亚玛作搦,最骁勇善战。尝破一名都曰厄佛俗,即其地建一神祠,宏丽奇巧,殆非思议所及。西国称天下有‘七奇’,此居其一。”厄佛俗(Ephesus),今译以弗所,所谓“宏丽奇巧”的“神祠”,即阿耳忒弥斯神殿(Temple of Artemis),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西国称天下有‘七奇’”一句,表明是艾儒略首次将“七奇”的概念引入中国。
但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仅仅只是提及“七奇”的概念,而没有充分加以铺陈,《坤舆图说》的贡献是首次将西方世界的“七奇”这一文化景观,以形象化的图文加以展示,比较《职方外纪》中的罗得岛“巨铜人”、如浮屠状“数石台”和厄佛俗“神祠”三奇的描述,可见《坤舆图说》中的“七奇”资料来源与艾儒略完全不同,南怀仁在传送“七奇”方面的贡献不可抹杀。
作者:邹振环
邹振环,1957年出生。历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曾任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及中国的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新竹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日本关西大学客座研究员;曾赴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进行访学与交流。
著有《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疏通知译史》《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等论著多种,在《历史研究》《复旦学报》《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等海内外中外文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论著多次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著奖和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