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5-22 08:52:54 来源：中华书局上海聚珍 作者：

1.当代名家以通识视野导读《孟子》之作。南京大学徐兴无教授对《孟子》熟读精思，结合孟子一生游说诸侯的经历，在具体情境中演绎其思想精华，阐释其对所处战国社会的影响，及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影响。


2.以古为今用的视野挖掘适合现代社会的思想资源。孟子的社会理想重视“文教”的维度，对提升人民精神生活有指导意义；孟子的民本思想重视人民的“恒产”“恒心”，是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源泉；孟子的心性良知对提升人格修养、培养有素质的公民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3.全彩图文，丰富读者的感性认识。随文配有人物图、场景图、版本图、书法、碑刻、拓片、出土文献等四十余幅。还可以扫描封底二维码，观看与徐兴无教授面对面的小视频。


孟子是中国思想史上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儒家先行者，他游说诸侯，却一生未能施展政治才能，退而著书后，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孟子》，树立了生不逢时的“不得已”而“好辩”的斗士形象。《孟子》作为“四书”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民本、仁政、良知等思想震古烁今。
南京大学徐兴无教授以通识视野著成《〈孟子〉通识》，聚焦于孟子的生平与抱负、《孟子》的版本流传和“性善”“良知”“仁义礼智”“仁政”“民本”“浩然之气”“道统”等思想精要，回答了孟子对孔子有何继承、孟子文化精神的创新表现在哪些方面、孟子如何进行经典的批判与重构、孟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孟子对东亚文明有何影响等基本问题，深化了孟子思想在当今社会的价值。

徐兴无，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著有《孟子》《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刘向评传》《经纬成文——汉代经学的思想与制度》《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书话文脉》等。

今天我们为何读《孟子》
一、困吝存志——流亡者的经典
1 《孟子章句》和汉代的经学 
2 写本时代的《孟子》 
3 刊本时代的《孟子》 

二、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人生与抱负
1 母教和孟子的人生 
2 孟子对孔子的继承 
3 孟子的抱负

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文化精神的创新
1 良知：人性的深处 
2 仁义礼智：道德体系 
3 万物皆备于我：人与宇宙 

四、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孟子的经典课
1 尚友古人：经典的价值 
2 辞与意：经典的释读 
3 取义：经典的批判与重构 

五、仁政——人是政治的目的
1 王何必言利：政治的根本 
2 民为贵：政治的主体 
3 恒产与恒心：制民之产
4 民事不可缓：小国的立国之道 
5 善战者服上刑：反对战争 

六、君子志于道——孟子与儒家的道统
1 然而无有乎尔：孟子的使命
2 君子欲其自得之：道的实践 
3 予岂好辩哉：道的争论 
4 孔孟之道：《孟子》与唐宋新儒学 
5 大而化之：新儒学与东亚文明 

后记

精彩章节

孟子不仅不拘泥于文辞理解经典，还能对经典持怀疑的态度。《尽心下》中有几章记载孟子和公孙丑讨论梁惠王好战之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问曰：“何谓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梁惠王即魏惠王，他将魏国的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变法图强，和齐国、秦国都打过几仗，开始称王。但孟子指责他贪图邻国土地，打了败仗还要打，驱使魏国的子弟去送死，是个己所不欲必施于人的君主。孟子认为春秋时代没有一场战争是符合道义的，只是有相对的好坏而已。因为征伐之事，一定要代表天下权力和正义的天子才能发动，敌对国家之间是不能互相讨伐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武成》是《尚书》中的一篇，现在已经亡佚，孟子是读过的。其中明明写着武王伐商，战斗惨烈到流血漂杵的地步。可是孟子却表示怀疑：既然武王伐商是以“至仁”讨伐“至不仁”的正义战争，而仁者无敌于天下的证明，是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敌军的倒戈，因此不可能惨烈到流血漂杵的地步，所以他只相信当中的一部分文字，“取二三策而已”。

此时，孟子对经典的解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即批判性的理解。按照一般的理解，武王伐商诛杀纣王是臣下弑君。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因此，武王伐纣是维护仁和义的正义战争。

在知人论世的前提下，即便是古代的经典也是可以批判甚至否定的。孟子说过这样的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人的言行正确与否，在于是否合乎道义，并不在言行的结果中评价。同样，经典的内容正确与否，在于是否符合历史与道德，并不由经典的文字来证明。其实，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否定《武成》的记载，都是在批判他生活的战国时代。

诸侯国之间所有的战争，都有一个貌似正义的理由，但在孟子看来，这些信誓旦旦的理由都是称王称霸的借口，因为他们是否符合正义，缺乏唯一的证明，那就是做不到以至仁伐至不仁，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而是糜烂其民而战之。总之，孟子对经典的批判，也是运用经典对现实政治的批判。

孟子不仅能批判、否定经典，还能创造新的经典。在儒学史和经学史上，《史记》中所说孔子晚年喜《易》而作《易传》、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后又作《春秋》之事，一直受到怀疑，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论语》中没有相关的明确记载。在传世的文献中，孟子是第一个叙述孔子作《春秋》的人。《孟子》中有两处讲到此事。《滕文公下》曰：


图绘乘坐牛车的孔子与弟子行至水边，子路向两位隐士询问渡口，

反遭隐士嘲讽的故事。寓示儒家理念在春秋时期得不到理解而处处

碰壁，与孟子所处的战国情境相仿佛。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离娄下》曰：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作《春秋》是“天子之事”，是政治的权力。从历史记载中也可见春秋时代诸侯无私史。章太炎《〈春秋〉故言》曰：

《春秋》，往昔先王旧记也。孟子亦言：《春秋》天子之事。此由史官皆自周出，而诸侯史记当臧王官（《六国表》云：“史记独臧周室。”），不可私宝，故曰“天子之记”。……列国太史，皆出五史陪属，隶于王官，而非其邦臣……侯国既以僭礼自尊，史氏虽王官，寄寓其土，势不得抗，则或屈为其臣……夫惟骨鲠知分职者，虽在寡助，则不肯屈意为其臣隶。故晋灵弑于桃园，齐庄踣于崔氏，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其君”云者，明非史官之君也。其记当上周室，臧于外史、小史之府，故曰“天子之记”。

史官即便散在各个诸侯国，也以天子的属官自居，按照统一的书法记载各国史事，无论是正直的赵盾杀死了残暴的晋灵公，还是残暴的崔杼杀死了荒淫的齐庄公，两国的史官都按照规定的“书法”写成“赵盾弑其君”和“崔杼弑其君”（《左传》宣公二年、襄公二十五年），如同判决书一样，不分原委。所以当时的诸侯国君臣都惧怕做了恶事之后，“名在诸侯之策”。

《国语·鲁语上》中记载鲁庄公违背礼制，要去齐国观看社祭节日，臣子曹刿谏道：“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所以，正是这种历史的审判权，成为早期儒学经世的动力。

在孟子关于《春秋》的叙事中，孔子作《春秋》是不得已的事，因为《诗》所代表的王道政治时代已经衰亡，礼崩乐坏，孔子只能越过“述而不作”的身份边界，从历史典籍中寻找新的文化资源，以一己之身承担起重建文化和政治秩序的责任。而《易》和《春秋》是古代巫史执掌的典籍，其中的内容关涉天人之道，相对于记载古代历史的《尚书》，《春秋》是近现代史，讲的都是“齐桓晋文之事”，所以晚年的孔子便对此有了文化自觉，并开启了整理与解释的行动。

孟子还强调了孔子作《春秋》的方法：“其义由丘窃取之矣。”意味着孔子将“其文则史”的史官所记《春秋》重新撰作为新的王道政治纲领，将史官们的“书法”创新为儒家政治的“义法”。

无独有偶，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中，也有孔子晚年钻研《易》的记载，其越界与取义的倾向和孟子所云孔子作《春秋》之事如出一辙。其中的《要》曰：

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恃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和《孟子》中所言一样，孔子同样对身份的越界表示担忧，但强调了自己的使命以及与史巫不同的经典阐释方向：不以传习史巫典籍为己任，而是“观其德义”，从中“取义”。

其实，孔子是否作过《易传》和《春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叙述了这件事，谁在其中表达了时代的期望，谁才是将《易》和《春秋》创造为经典的人。以孟子为代表的战国儒家都从孔子晚年的传说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古代巫史执掌的文化典籍中寻求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加以整理、阐说，重构天人之道，并纳入儒家的经典体系，来回应时代的问题。


孔子晚年钻研《周易》，作《易传》。由于翻阅频繁，编竹简的牛皮绳子常常脱断，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之为“韦编三绝”。


到了汉代，《公羊春秋》以孔子作《春秋》，拨乱世反诸正，为新王制法为号召，将儒家的经学确立为汉朝的政治宪章。经学当中，又将《易》与《春秋》作为《六经》的轴心，所谓“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汉书·李寻传赞》），“《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汉书·律历志上》）。所以，孟子创作“孔子作《春秋》”的叙事，不仅奠定了战国秦汉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根据，而且超越了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创新了儒家的经典世界和解释方式。


《易》为群经之首，其中阐论的阴阳之道，启发哲思，为历代文人学士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