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影印收入的第一种是明寒山赵氏覆宋陈玉父本,一九五五年古典文学刊行社曾经影印过,二〇一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刷印行世。此本自一九五五年影印以后,流行甚广,学界广为利用,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助益甚多。但是,学术界不知道的是,文学古籍刊行社所据底本并非赵均印本中的佳刻,而是错讹甚多的后印本。赵均覆刻陈玉父本,据我们的研究,前后有三次印本,我们分别称为初刻初印本、初刻修字印本、修板后印本。三次印本在题目和文字上往往有不同,如初刻初印本这几个特征:
徐陵《序》“五陵豪族”的“族”误作“俗”字,卷二目录石崇《王昭君辞》下无“并序”二字,卷五《拟三妇》题下有“艳”字,卷六目录孔翁归《奉湘东王班姬》作“奉”不作“和”,卷七《和湘东王应令夜》不作“夜应令”,卷十《秋风》其二下无“已上六首和巴陵王四咏”十字等。这些特征并非陈玉父本原貌,而是赵均根据自己的理解所作的修改。这些针对陈玉父本所作的修改,在第二次印本中却又改回陈玉父本原貌,这就是说赵均初刻时,如他自己所说,对陈玉父本“合同志中详加对证”改正了陈本的诸多错谬。有些改正是经过了“精考”的,比如曹丕《塘上行》明通行本作武帝曹操诗,赵均说是谬误,但若如陈玉父本直作甄皇后诗,亦大谬,故赵均,覆宋本改为魏文帝曹丕诗。
但有些改动可能在赵均看来并不稳妥,所以借修改误刻之字时,遂又据陈玉父本对初刻时臆改之处改回。比如上举各例:卷二目录石崇诗,陈玉父本有“并序”二字,赵均初刻时未刻入,但修板时则重又添上。其余之例亦皆如是,如卷六目录中孔翁归诗,陈玉父本作“和”字,赵均初刻改为“奉”后觉不妥,遂改为“和”;卷七萧纪《和湘东王诗》,陈玉父本作“和湘东王夜应令”,“应令”与前题隔开,赵均初刻改作“和湘东王应令夜”,将“应令”前移到题中,实不妥,后亦据陈本改回为“和湘东王夜应令”;卷十江洪《秋风》其二,陈玉父本原有“已上六首和巴陵王四咏”十字,赵均初刻删去,后亦增添。
赵均修板据陈玉父本证据,在卷五沈约《拟三妇艳》题上表现尤为明显,此题赵均初刻本作“拟三妇艳”但陈玉父本无“艳”字,赵均根据别本,如孟氏刻本的底本明张嗣修钞校本《玉台新咏》,或,如《古诗纪》添“艳”字。(六朝至唐所拟诗,多作“三妇艳”故陈玉父本无“艳”字当,属误脱,赵均增添此字是有根据的。)纪昀《玉台新咏考异》校称:“宋刻无‘艳’字,然诸本皆有之,诸家所拟亦皆作‘三妇艳’盖宋刻误脱。”纪昀说诸本皆有“艳”字,并不确,明通行本如徐学谟刻本、郑玄抚刻本均,无“艳”字,唯孟氏刻本有“艳”字,因此赵均增“艳”字是对的。但赵均在修板时仍然根据陈玉父本剜去“艳”字,可见其修板全依陈玉父本。再如卷十“黄鸟”的“鸟”字,赵均初刻本作“茑”,明通行本均作“鸟”,不知赵均何据。但在修板时即改作“鸟”盖据陈玉父本改回。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推测,第一第二两种类型印本皆为赵均所刻印,第二种印本并非板片出现了问题,而是赵均对初刻初印本不满意而作的修板,修板后的印本更近于陈玉父宋本原貌。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种印本应当是赵均覆宋本中最佳本。这也是第二种印本最为流行,传世最多的原因。
第一第二两次印本应该都是赵均所印,第二次印本是赵均的定本,第三次印本则可能是赵均将板片转售他人所印本。徐釚为吴兆宜《玉台新咏》注本所作序说:“闻沧桑以后,斯板已经毁废,当时所印,止百十余本。”说明赵均第一第二次印本后其板已毁,但据第三次印的情况看,板片并未毁,但有可能转售他人了。据徐釚说是转给秦中张氏,大概购得此板片的人,又印了第三次。不过,这时的板片已经有断裂,且字迹多有漫漶,尤其是卷四板片为甚,出现了多字漫漶不清,甚至磨灭难辨的情况,所以得到此板的人,不得不加以补修。但因为有些字难以辨认,所以就遵其字形,依稀描出,遂出现了将“娥”描为“墄”、“汉”描为“隡”、“路”描为“ ”、“违脱巾”描为“晚申”、“迟”描为“ ”、“见”描为“是”、“相与昧”描为“褐与时”的错谬。应该说这些显而易见的错谬是可以考校的,但这应该是刻工所为,刻工只管雕字,而未必具有学术。此外,也帮助主持此次修板的人,手里恐怕没有赵均覆本,所以无从校对。这个情况也证明这次修板不可能是赵均所为,因为赵均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的,而且他的手里当然有初印本在,可以提供给刻工参考。
卷四是第三种印本板片泐裂最严重者,其余亦有不少地方。如卷末陈玉父《后叙》中“盖鲜矣”句“鲜”字当已磨灭,刻工遂据字形描为“以”字。后一句“花间集”的“花”字亦如此,被刻工误描为“苗”字。《花间集》是名著,而刻工竟然不知,可见其文化水平之低。
第三次印本的底板与第二次印本底板一样,只是因字迹漫漶而出现误描的字。因此,赵均三次印本比较下来,毫无疑问当以第二次印本为最佳。民国年间徐乃昌影刻赵均本,正是以第二次印本为底本,而不是如学术界之前认为的徐乃昌影刻赵氏本,对赵氏本的误字作了修订。因为第三次印本有误描的字,第二次印本没有,徐乃昌并非用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汪氏振绮堂藏,后为向达入藏的第三次印本影刻,而是他手里另有第二次印本。
正是以上所说的原因,我们这次借国家图书馆所藏赵均第二次印本重印行世,期待能够纠正一九五五年古籍刊行社因选择底本的错误而带来的误识,从而推动《玉台新咏》的深入研究。
本次影印收入的第二种是藏于国家图书馆冯班钞陈玉父本,也即是赵均所得陈玉父刻本的钞本。据此钞本跋说,冯舒、冯班兄弟得知赵氏小宛堂获宋陈玉父本后,遂带人去赵府钞录,六人钞录四日夜始毕功。此钞本为冯班钞本,则见二冯兄弟都有钞本。冯舒后据陈玉父本加以校勘,校本得其后人冯鳌刊刻行世。
此本之珍贵,在于它反映了陈玉父本原貌。赵氏所得陈玉父本下落不明,则宋刻天壤间或已不能得,赵均称覆刻,但作了加工,所谓“整齐一番”。宋刻陈本原貌已不复存在,然幸有冯班钞本传世,让后人得以窥宋本真容。据冯班钞本看,陈玉父本的确刻印较为粗糙,冯班说它“参差不一”,即指其行格不整齐,如枚乘诗,卷一目录题“杂诗九首枚乘”,卷内则题为“枚乘杂诗九首”;又如卷二刘勋妻诗,目录题“杂诗二首并序刘勋妻王氏”,卷内则题“刘勋妻王氏杂诗二首并序”;卷四王融诗,目录题“杂诗五首王元长”,卷内则不署总题“杂诗”,而是将作者署在第一首诗题下“古意王元长五首”。即使同为卷首目录,体例往往也不统一,如卷九大多标诗的总数目,如标“湘东王春别应令四首七言”、“萧子显六首”,但沈约的诗却一一题具体篇名,如“望秋月 /霜来悲落桐 /夕行闻夜鹤 /春日白纻曲一首 /秋日白纻曲一首”。
钞本多有改正之字,钞本所载明末钱孙艾跋说:“定远此本甚善,较之茅、袁两刻之谬,可谓顿还旧观矣。但索借颇多,遂为俗子涂改,中间差误已失钞时本来面目,又不能不为定远惜,亦不能不为俗子悲也。”钱跋写于明崇祯十七年,距二冯钞写时十五年,应当有所依据。如卷九《盘中诗》,卷首目录中称傅玄“杂诗八首”,正是合计《盘中诗》在内,但卷内却又署“盘中诗一首苏伯玉妻”。钞本有吴绍粲(苏泉)批道:“原本无‘苏伯玉妻’四字,盖此诗本休奕拟作。钱跋云‘俗子改涂失真’此处亦当是俗子妄增也。”查冯校本,《盘中诗》前的确没有“苏伯玉妻”四字。全书改定,字数甚伙,但大多与冯舒校本相合,且冯舒亦未出校记,则钞本所改定之字,是否全为俗子所为,恐还有疑问。比如钞本卷一繁钦《定情诗》“何以答欢忻”和“纨素三条裙”两句,“忻”“裙”二字,经过改定,查赵本此二字分别作“悦”“裾”而冯舒校本却作“忻”“裙”,可见这二字可能就是冯舒所改。冯班跋说:“壬申春重假原,本,士龙与余共勘二日而毕。凡正定若干字,其宋板有误则仍之云。”士龙当即何云,字士龙,钞本卷一末有“壬申仲春何士龙勘于胥门客舍一卷毕”题记,冯班明说“正定若干字”因此这些经过改动但与冯校本相合的字,恐是冯氏所改定。不过也有与冯校本不同的字,如钞本《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进心敢自专”句,“心”字经过改定,但赵本、冯校本均作“止”,查五云溪馆本作“心”,则这些字可能另有人改定。
由于陈玉父当时使用的底本不佳,所以显得较为粗糙,但此钞毕竟是现存唯一的宋本钞本,保存了徐陵本原貌,为我们研究《玉台新咏》版本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因此冯班钞本的价值自然是非常珍贵的。
钞本所钤印除冯氏外,还有何士龙(龙形印内刻“士”字),当是与冯班一起校书之人。此外有“文选楼”墨记和“琅嬛仙馆藏书”朱记,则是阮元所藏。又有翁同书印和跋,是翁氏咸丰年间所得。翁氏当时叹为“二百年来典型具在”今又逾一百余年,天壤间幸存此宝物。今得国家图书馆授权,由中华书局影印布行,嘉惠,学林,功在千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