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5-16 10:37:33 来源： 文史知识 作者：干春松

十五世纪末，堪称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 1492年，当哥伦布完成了第一次自欧洲大陆至美洲大陆的横渡之后，差不多时候，中国人也开始了对世界的探索。郑和下“西洋”为我们熟知，然在宋元时代泉州已经是世界上著名的贸易港，这说明，明代的人们应该已经有了“世界”的视野，可惜的是这种视野似乎没有充分体现在当时的儒者的作品中。比如，在王阳明的文字中，地理大发现似乎并没有进入他的知识体系，他苦恼于困坐竹子前未能实现朱子的“格物穷理”的境界。他也曾远征广西，但也没有展现出对“域外”的兴趣。
不认同朱子的观点，没有妨碍在以朱子的思想为标准的科举考试中，阳明所取得的成功，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那一年，也就是1492年，阳明顺利通过了乡试，中了举人。

随后的会试遭遇到一些曲折，这并没有让阳明沮丧，弘治九年（1496），他又一次落榜，当同舍生因失利而陷入悲痛和失望时，阳明这样安慰他：“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在读书——出仕这样的社会刚性格局下，无论如何不动心，阳明依然会继续下一次考试。 1499年，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成功名列二甲第七名。这一年，被后世的各种畅销书塑造成风流才子的唐寅也参加了考试，但很不幸，他因“科举舞弊案”而声名狼藉。或许这种人生的困境让唐寅的精神寄托转向了艺术，并对晚明画风产生巨大影响。从更宏大世界美术发展的背景来看，唐寅的变化有点“微弱”，因为，与唐寅生存于同一时期的米开朗基罗开始将科学引入到他的创作中。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的成就得益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将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这一时期，人们把黄金分割、透视等科学技法引入艺术之中，与文艺复兴强调人的价值的思想倾向获得了共振。


将同时代人进行比较，并不是刻画思想家的最好办法，就比如很少有人会去比较戴震和康德。但这样的比较，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会给我们这样的提示：为何人类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为何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思考会如此的不同？

不过，我把唐寅拉进对阳明的思考中，并不是基于艺术史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强调个性的绘画风格和对主观意境的强调，与阳明的良知学在思考方式上颇有呼应。我想追问的是：阳明的良知之学在哲学上的突破和唐寅注重个性的画风在艺术上的独树一帜，是整个晚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在哲学、艺术上的反应，还是他们基于思想逻辑的自我革命。

思想与社会生产方式不可分。哥伦布在美洲大陆并没有发现黄金，但随后西班牙的殖民者，却在南美洲发现了白银。产自美洲的白银让中国的货币体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型，这个时期中国的市场的萌芽产生了对于稳定货币的巨大需求。

有学者研究发现，白银作为一种货币形式的出现和流行并不在大明朝廷和体制的规划范围内，而是一种市场自发形成的对流通货币的需求的产物，到十五世纪后半叶，也就是阳明生活的时期，当时东南沿海一带的地契等交易一律由白银交割，这说明白银已经完成了自下而上的自发形态和自上而下的体制承认的统一，因为政府允许以白银来抵充赋税和劳役，这也可以看做是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标志。而来自南美洲的白银，则为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币”原料。

我们知道航海和随后的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如果经济形态的转型对哲学和文化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白银资本和明代的技术对阳明学产生影响了吗？

经历与朱子哲学的反复怀疑和辩难，龙场的困顿终于让阳明获得对于良知的真正自信，这个时代需要有一种新的哲学来回应市场发展所带来的平民化的新社会结构。我个人坚信阳明心学是以一种彻底的挑战者的姿态，回应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问题。

比如：良知学所具有的平等特征和其社会功能的平民化倾向，让阳明学在引发巨大的社会影响的同时，不断呈现出其思想的内在矛盾即人格平等和人类的智力、社会地位的先天不同之间的矛盾。对此，阳明本人也试图通过强调良知有“两种”教法，来化解弟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困惑。阳明在回应钱绪山和王畿对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分歧时，指出，对于智力超群的人（利根之人）和普通人之间，需要有不同的教育方法以期所有人能体会良知先在的道理，又能体察到其中的精微之处。

这种困惑首先来自良知具足所必然带来的对经典价值的冲击。西方宗教改革所强调的“因信称义”即是要让自己的内心直接面对上帝的召唤，而无须教堂的神父这一中介。如果良知“自本自根”，我们要想成为圣人是否必须通过“经典”或者孔子的“教诲”呢？当然不是，良知会让我们成为“自家的准则”。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阙。”（《传习录》）由此，言辞的真理性不再来自言说者的地位或经典性，而是要与自己的内心取得“印证”。这种真理性标准的转换，其意义“本可以”接近于马丁·路德所进行的宗教改革的思想意义，即只要相信良知在自己的心中，孔子的言语就不再是评断是非的标准，而是那句话是否能与内心的良知达成一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


沿着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对儒家学说通过制度化所构造起来的意义和符号世界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如果孔子的话都不再是衡量是非的标准，那么孔子以后的人的言辞，这里毋庸置疑，所指的即是朱熹的解释系统，就不应该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标准答案”。真理检验标准和道德评断准则，不应被少数人垄断，而是每个人的内心的准则，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公共意志”。他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传习录》）如此这般，阳明的知行合一，与其被理解为了解了经典之所言，然后将其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中，还不如说，要把自己对于良知的信心落实到行为中，并因此构成对自己行为出发点的信任。

但阳明所带来的革命潜力被一种“调和论”式的思维方式所稀释。良知学所强调的道德自信，试图化解宋代理学出现之后所形成的天理之公和人欲之私的对立，但这种化解，并没有走向对天理的否定，而是要将人的日常生活看做是天理在生活实践中的“展开”，这种缺乏决绝性的“化解”，并非是将矛盾拉满，并非是将世俗生活非道德化，而是通过肯定民众日常生活的合道德性，来将天理和人欲进行“调停”。如果我们再度将眼光向西，与阳明生活时期几乎完全重合的马基雅维利，则努力跟人们说明，君主并不必须是一个道德完满的人，评判君主和官僚阶层的尺度应该在于他们治理的绩效，这种“非道德”的政教分离的新政治观，成为西方政治变革的发端。

有一些学者认为，晚明的良知学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启蒙，因为阳明并没有倡导一种非道德的政治，而是将道德前置，其后果是后世的阳明学追随者，并没有从良知对权威的挑战中建立起一种非道德化的秩序体系，反而有可能转化为从内心深处消除抵抗意识的自我修心之术。

阳明强调他的致良知之学是从百折千难中才确立，这是真诚地告诫各种良知学的信徒不要将良知“轻浮”化为一种内在修养的方法。阳明学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知行合一，如果知不能转化为实践，那么良知的革命性意义就很可疑。所以，一旦认信良知，就意味着他必须行动。然而在阳明所处的时代，任何发自内在道德指引的行动，都可能让人置身于危险之中。阳明自己的一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面对宦官、面对谗言，他甚至有生死之虞。也因为如此，阳明比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更为强调“勇气”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良知不是让自己的内心平静的思想，而是让自己获得挑战流俗的勇气。

良知之学之当下直截，让良知之学不沉迷于思想或自我欣赏所带来的精英主义立场，一旦相信良知，那么满街都是圣人，思想的民众性呼之欲出。

阳明有意设置了良知的两种教法，来区隔弟子们的不理解甚至不满，但更多的人却从中获得了灵感和力量。

王艮所创立的泰州学派是阳明学内涵的民众性的典范。王艮抓住了阳明学的精神实质，并加以更为简明通俗地表达出来。比如阳明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传习录》）这是一种“自甘于”异端的态度。而王艮的发挥，就点明了圣人并非与百姓日常生活另有一套准则，圣人是与百姓同喜同乐，同思同想的，这样衡量圣人的标准得以彻底扭转，即百姓之日用才是“正”，悖逆百姓之喜乐的，是异端。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王心斋先生遗书·语录》）


在他们生活的年代，阳明因其思想的先锋性，被视为异端，王艮的泰州学派强化了这种异端，从而遭致更多的非议。阳明的弟子更愿意给那些并非以科举为目的的人讲学，这也被人所诟病，比如焦循批评阳明后学的讲学对象是“盐丁、樵夫、窑匠、卖油佣、网巾匠、戍卒、农夫、商贾、胥吏”等等，一介细民，不读书者也（《易馀籥录》卷一二）。似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并不配理解阳明的思想。

讲学活动乃儒学功夫论之基础，孔子就发出“学之不讲，是吾忧也”之感叹，但阳明提倡讲学，其中有对传注之学的批判。阳明后学如龙溪，严格区分“耳学”与“实学”，认为入耳出口，只是观点的“内循环”而已，只有在实践中、生活中加以印证，才算是“身心”之学。这种身心之学包括钱谷兵甲，搬柴运水，洒扫应对。

有人因阳明及其后学对商业的承认，将阳明学视为东方的“资本主义精神”，经常被引用的如邹东廓的这段话：“自公卿至于农工商贾，异业而同学。闻义而徙，不善而改，孳孳讲学以修德，何尝有界限？古之人版筑鱼盐与耕莘齿胄，皆作圣境界。世恒訾商为利，将公卿尽义耶？ ”（《东廓集 ·示诸生九条》）这是对百姓日用的充分肯定，并不能因为自己是读书人而高人一等，由此来贬低商人的社会作用。

阳明弟子的民间讲学活动，是否是因为难以得君行道而自觉地转化为对民众教育的“觉民行道”，这值得探讨。若从阳明学的内在精神出发，若良知自足，那么是否意味着阳明也不一定以时代的启蒙者自居，因为阳明学的平民性决定了他们不再以“导师”自居，而是“公共思想”的参与者。

阳明接受王艮的挑战和辩难固然可以理解为阳明之思想自信，但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更为平等的师生关系的样板。《阳明年谱》中，记载了阳明师徒的一次中秋赏月活动：

（嘉靖三年）八月，宴门人于天泉桥。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馀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

这种自由的状态是良知突破思想束缚的生动表现，这也让阳明自己想起了孔子与弟子们唱着歌踏着晚霞归来的状态，这是良知学的真精神，在激荡着时代风潮的同时，自然会遭到人们的谗言，即使在他带着战功殒命于归途中，这种抨击依然是句句致命。《明史·王守仁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桂萼的评价：“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悖谬弥甚。 ”许多“正人君子”把他定位为一个淆乱人们思想、破坏稳定秩序的人，即使他战功卓著，亦无法挽回。好在这一切，乃是阳明所能预料到的，因此他亦无怨无悔。

总之，良知学具备了启动社会变革的一切力量，但转型并没有真正发生。阳明说“吾心光明”，愿此光明能照进二十一世纪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