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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宏逵:故宫是怎样建成的?
发布时间:2021-01-12 15:04:01
来源:建筑史学
作者:晋宏逵
大明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皇帝颁布诏书,将营建北京告成的喜讯郑重地昭告天下。我们把这一天看作是明代北京城与明代北京皇宫建筑的诞辰,按公历是1420年12月8日,到今天已经整整六百年。
作为古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营建故宫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需要做出怎样的部署?故宫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又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布局及功能有着怎样的联结?
故宫前副院长、古建筑学家晋宏逵在最新出版的
《故宫营建六百年》
一书中,从元明两朝建城起笔,一直写到宫殿落成的漫长的营建历史。
永乐四年闰七月初五日(1406年8月18日),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淇国公丘福,带领文武群臣,恳请皇帝“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我们无从得知君臣事先是否有所沟通,但是丘福肯定是说出了永乐皇帝的心里话。所以这个动议不需要讨论,皇帝随即做出部署:第一,采伐大木。派遣工部尚书宋礼到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到湖广、户部左侍郎古朴到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到浙江、右佥都御史仲成到山西,监督军民采伐。第二,烧造砖瓦。命令泰宁侯陈珪、北京行部侍郎张思恭督造。第三,征发天下各行业工匠,工部负责。第四,选取军工,由南京、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中选派。第五,选取民工,由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取。各处工匠和军工、民夫,定于明年五月俱赴北京,每半年一更换。凡征发军民的地方原有差役税赋一律停止。
是否可以认定“永乐四年闰七月初五日”,或简化为“永乐四年”是营建北京开始的标志呢?历史学界和建筑史学界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永乐皇帝没有像他父亲建南京那样,举行隆重的告天仪式作开工典礼。而且到预定的明年五月工匠集中时间,史料中也没有任何一座建筑开工的记载。所以有人认为,不可以认定永乐四年是营建北京开始的日期。但是笔者认为,四年以后的数年间,永乐皇帝多次告谕臣下,要善待营建北京的军民,这是工程正在进行的证据。
明成祖朱棣像轴,现代,杨令茀摹,故宫博物院藏
四年九月,刚刚确定了营建北京的宏大目标,皇帝就叮嘱长期驻守北京的重臣陈珪说,我当初举义旗,多亏北京军民提供了军需,十分辛劳。这几年虽然免除了北京的一切赋税和劳役,但是也还没有完全恢复。现在国家不得已还需要借重北京的民力,你应该体会我的用心,“役之有节”,先安排好他们的生计,免除饥寒的后顾之忧,再让他们去上工。这个敕令代表了永乐皇帝征集全国工力的指导思想。六年六月,即两年之后,皇帝向北京行部各司的群臣重申了类似的要求,他说,最近营建北京,是国之大计,不得已而为之。严厉地批评有些官员“重劳下事之人,略不究心,驱迫严苛,贪渔剥削”,一旦被我发现、落实,一律依法处理。同时他再一次敕谕陈珪和北京行部,现在天气盛暑,必须体恤和照料上工的军民,按时饮食作息,不要过于疲劳。如果发生疾病要给与医药。你们要体会我的用心,“敛怨为功,朕所不取”。八月和十月,皇帝分两次给“赴北京工匠”和“北京营造军民夫匠”钞袄、衣鞋。这些记载说明营建已经在进行之中。七年正月,在天下朝觐官员一千五百四十二人参加的“陛辞”仪式上,皇帝向全国各省直至各县级官员,再次重申:“比者营建北京,国之大事,不得已勤劳军民。尔等宜善加抚恤,无为贪酷以重困之。”(《明太宗实录》卷八七)说明在永乐七年的时候,为营建北京征调力量遍及了全国。所以可以认定“永乐四年”是营建北京开始的标志。
另一方面,营建北京宫殿显然不是“盖造房屋”这么单纯的建造任务,不能用是否开始“盖房”来界定其起始时间。这个伟大的工程需要一个较长的筹备阶段,需要动员和改变社会的很多方面。
首先是“正名”,整饬与“京城”不符的名号,建立与京城相适应的机构,按照京城标准管理北京。这类工作在改北平为北京就开始了,我按时间顺序列一个清单,从永乐元年开始。五月,以原顺天府学为北京国子监,它的学生拥有了国学监生的资格。永乐三年五月,铸“北京内府”各门关防印记,十月,设置官员专管北京“皇城勘合”,即出入皇城的凭证。这时候的北京内府、皇城,显然就是以前的燕王府,需要按照皇城的规矩管起来。四年八月,设北京兵马指挥司,这是只有京城才设置的武装队伍。造夜巡铜牌十面,由赵王直接掌管,“关领夜巡,一如京师之制”。六年八月,设北京会同馆,略相当于国家宾馆,接待外夷蕃国使节。十月,提升顺天府税课司为都税司,下设丽正门、张家湾、卢沟桥宣课司,安定门、宛平、大兴税课司,文明门、德胜门分司。七年正月,由于皇帝即将“巡幸”北京,礼部提议应该改正原燕王府的宫殿和门的名号。具体什么名号,《明太宗实录》没有记载,但是按照情理,应该是把南京宫殿及门的专属名称,移植到原燕王府来。这样就可以用旧燕王府充当皇帝巡狩时驻跸的宫殿了。二月初,工部又领命铸造了北京皇城四门铜符及夜巡铜牌,这次所铸应该是新的名号了。四月十六日,铸“内府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夜巡关防条记”。这一记载,没有明确是南北两京的哪一京。但是这时皇帝正在北京巡狩,认定是为北京内府铸造,应是合理的。这一年,还增设了北京宝钞提举司、扩充了北京五城兵马指挥司,如南京之制。
另一项重要的筹备工作是提高北京的物资运输能力,增加物资储备。洪武年间至永乐初,北京、辽东军饷都依靠海运从南方运去。为此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设置天津卫,并建设转运粮仓。营造北京和将来迁都,朝廷官员的俸禄、营造工匠军民的口粮、木料砖瓦,都需要取自南方。海运风险大,运力不足。疏通水路、提高漕运能力十分紧迫。
清乾隆时的天津,[英]威廉·亚历山大绘
于是在北京至通州运段,疏通利用了元代通惠河。为增加补给水的流量,进一步开发西湖景,即元代的瓮山泊。永乐四年(1406年)八月和次年九月,“修治”西湖景的堤岸和各个闸口。五年五月,修筑从西湖景通向下游的河道,整理从文明门至通州的各闸。六年四月、十月,先后设惠河、庆丰、平津、澄清、通流、普济、广源、文明等八座闸的闸官,掌管启闭,保障畅通,说明这次“修治”成功了。通州迤南的运段,即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段,元代至元年间开凿有会通河,自东平至临清,长四百五十余里,但是已经淤塞了大约三分之一。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帝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主持疏浚工程。宋礼不辱使命,他听取汶上老人白英的意见,在一处叫做南旺的高地上筑堰和坝,使汶水分流南北,“十之四”南流,“十之六”北流,接济漕河之水,使运河畅通无阻。漕运到北京的粮食一年可达百万石。到永乐十三年,彻底停止了海运。
与提高水运能力同时,陆路也增设了“递运所”。永乐五年十二月,因为营建北京,需要运输的物资众多,所以在卫辉、汤阴、大名、浚县和南馆陶增设了五所递运所。永乐七年(1409年)十月,从良乡到景州再增加九所。永乐十六年四月,又一下子在北京、河南设了二十一处。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洪武时期所建的递运所每所需要民丁三千人,车二百辆。老百姓常年奔波,不得休息,永乐时期运输任务只能更加繁重。漕河和递运,把营建北京所需海量物料运进北京。
“四年闰七月初五日”之后,采运大木很快就开始了,这是筹备建筑材料的艰巨工程。永乐五年正月,皇帝命令工部,春天是农忙时节,军民伐木不止,会影响农时。要求去核实,凡是一户之中人丁少,或屯田的士兵,要放回来。这个命令至少在四川没有执行。五月初十日,在那里采木的工部尚书宋礼给朝廷报告了一个特大喜讯,“有大木数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天谷,达于江,盖山川之灵相之”。(《明太宗实录》卷六五)皇帝喜出望外,制止了群臣称颂他的功德,把这件奇异的事情归功于山川之神的奉献。赐这座贡献大木的山名“神木山”,派礼部官员前去祭祀,为山神建祠堂,命令翰林院侍读胡广撰写碑文记事。胡广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件神异之事,说宋礼在马湖府深山采伐到径围逾丈的几株大木,正谋划需要万夫才能运下山岭,一个夜晚,大木突然自行,吼声如雷,把一块挡路的巨石冲开,自身毫无伤损,这显然只有神的力量才能做到。他顺势把神的护佑与营建北京联系起来:“壮哉北京,龙飞之所。帝用诒谋,大启厥宇。……神衷显宣,嘉征斯应。以兆皇基,万世永盛。”(明·胡广《敕建神木山神祠之碑》。转引自《史料长编永乐洪熙宣德朝卷》,第一九八条)
宋礼在神木山采伐的大木是楠木,是永乐年间北京宫殿大木构架使用的主要建材。至今在鉴定故宫古建筑年代时,主要结构是否使用楠木,仍旧是判断明代建筑的一个重要依据。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他的著作《广志绎》中,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楠木的性状。凡世间之树,全都树干弯曲,枝条扶疏,长着巨大的树冠,只有楠木和杉木树干笔直。但是杉木的根部虽粗,树梢却很细,不符合做建筑材料的要求。楠木则高数十丈而树干上下径围相似,树干上又不生枝杈,直到树顶才散干布叶,像撑伞一样。所以天生楠木,好像是专供殿堂柱梁之用,非楠木不能满足殿堂高大之需,非殿堂不能使楠木物尽其材。王士性认为,楠木主要生长在贵州一带人迹罕至之处,运木出山,非常困难,“一木下山,常损数命”。朝廷在湖广、四川安排采木,只是因为这两处较贵州便于管理而已。
采运大木到底有多困难,清代巡抚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德地《题报采运楠木疏略》说得最清楚。康熙六年朝廷议建太和殿,派员到四川督采运楠木。他亲自跑到贵州绥阳县调查,当地居民告诉他,绥阳在明代设有木厂,专设官员管理。每木厂招募专业工匠二百一十名,有架长二十名,负责勘查楠木从山里运输到水边的路径,在途中搭设拽运大木的木架,垫低就高,称为找厢。有斧手一百名,负责砍伐树木,在原木上穿鼻,以便拴缆绳拉拽和绑扎木筏。有石匠二十名,负责凿山开路。有铁匠二十名,负责打制采木的所有铁工具。有篾匠五十名,负责编缆绳,还要用打缆绳的下脚料润滑“厢”上运木的轨道。放倒的木材从山里外运,以长七丈、径围一丈二三尺的为例,需要拽运夫五百名。沿路安塘,每十里一塘,一塘送一塘直到江边。这些工匠、架长和斧手需要从湖广辰州府招募,他们世代以此为业。其他工匠在本地招募。木材到水边交割给运木官员,每八十根打一个大木筏,另招募水手放筏,每筏水手十名,夫四十名。采伐大木,只能利用秋冬两季,九月起工,二月止工,否则三月起河水泛涨,找厢无法施工。马湖、遵义两府,山里的溪流都会合于重庆大江,由重庆出三峡到湖广,最后到北京,仅水运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康熙《四川通志》卷一六上)对于督木官员,采运也是个苦差事。宋礼曾经五次入蜀,少监谢安驻蔺州石夹口采办,自己耕种粮食,二十年才出山。
《飞桥度险图》,图中所表现的,可能就是“找厢”(引自明·龚辉《西槎汇草》卷一,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王其亨教授提供)
烧造砖瓦是筹备建筑材料的另一项重要工程。故宫博物院的前辈专家于倬云先生估算,“紫禁城宫殿所需砖瓦,品种之多,数量之大也是十分惊人的。其用量大不仅在于房屋多,城垣大,而且与一些特殊工程作法是分不开的。如庭院地面,至少墁砖三层,甚至墁上七层。全部庭院估计需用砖两千余万块。城墙、宫墙及三台用砖量更大,估计所用城砖数达八千万块以上。每块城砖重达48斤有余,共重193万吨,因此在生产和运输上都是非常艰巨的”。(《紫禁城宫殿——建筑和生活的艺术》。商务印书馆,2002年)记录在《大明会典》上永乐时期的砖窑有临清窑和苏州窑,实际上这是两大砖窑系统。烧造地段并不只是临清、苏州两地,而是分布在南、北两京的直隶地区,和山东、河南两个省的运河沿线。烧造工作包括了征采芦柴,炼泥制坯,设窑烧造,运送北京等一系列工作,从朝廷到地方都需要设官管理。除了工匠之外,河南、山东二都司和中军都督府直隶军卫、地方政府都还要配备巨量的军民人夫,才可能在较短时间,烧造、运送大批符合质量的成品。所以需要安排重臣来督造,又在永乐六年六月初十日,命户部尚书自南京抵北京,缘河巡视运木烧砖。
苏州陆慕御窑旧址
临清窑主要生产黑白城砖、券砖、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和方砖,方砖又有二尺、尺七、尺五、尺二等四样。城砖在正品之外,还要预烧一定数量的“副砖”,以备正品不满足质量要求时替补。明嘉靖中期,临清窑烧造白城砖的额定数量每年二百万块,斧刃砖四十万块。在营造北京期间,窑座数量比嘉靖中期要多出很多,成品数量也肯定远远大于每年二百四十万块,才能在十数年间,积累到营造所需数量。苏州窑是南直隶一带以苏州为中心的砖窑统称,产品是二尺、尺七细料方砖,后人称之金砖。
正德时期的金砖,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藏
明代嘉靖年间的工部郎中张问之写了一卷《造砖图说》,描述金砖生产之难。原书已佚,所幸还有一篇提要留存。他说长洲的窑户,必须从苏州东北的陆墓(今相城区陆慕)取土,干土要呈金银色。挖出后要运到窑座所在地,然后经过晒、敲打、舂碎、磨细、过筛,成为和泥的土。再把土放进三级过滤的水池沉淀,泥浆过滤去掉杂质,在夯实的土地上晾泥浆,放在瓦上进一步干燥,最后经过人的踩踏,成为作坯的泥料。坯料用手揉,逐块放在托板上压实,用木掌拍打,成型后放到避风避日的室内阴干,每天拍打,八个月成坯。入窑烧需要一百三十天,依次使用糠草、片柴、棵柴、松枝,逐渐加大火力。最后停火窨水。官府选砖的标准,“必面背四旁,色尽纯白,无燥纹,无坠角,叩之声震而清者,乃为入格”。成品率有的三五块选中一块,有的甚至几十块选中一块。张问之的督造任务是五万块,三年多才完成。有窑户因为不堪赔累而自杀。(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四)
营造所需要的石材和烧制石灰的石料基本是在北京附近地区开采。“白玉石产大石窝,青砂石产马鞍山、牛栏山、石径山,紫石产马鞍山,豆渣石产白虎涧。大石窝至京城一百四十里,马鞍山至京城五十里,牛栏山至京城一百五里,白虎涧至京城一百五里。折方估价,则营缮司主之。”(《明水轩日记》。引自《日下旧闻考》卷一五○,第2403页)大石窝在今北京房山区西南部,石矿开采使用的历史可上溯到隋唐时期,名称白玉石。安禄山在范阳用白玉石做成鱼龙凫雁、莲花甚至石梁,献给唐明皇。雕琢之精巧,似非人工可为。(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94年)金代在燕京中都皇城正门外建有龙津桥,宋朝使臣范成大形容“燕石色如玉”,“雕刻极工”。(宋·范成大《揽辔录》。引自《说郛》卷四一)北京市的考古工作者在房山区发现金陵遗址,出土一些雕刻非常精彩的白石栏板,证实了金代“雕刻极工”的水平。前文已经说到,元大都宫殿中白玉石使用更为广泛。明代宫殿和陵寝也普遍使用“白御石”。“乃近京数十里,名三山大石窝者,专产白石,莹徹无瑕,俗谓之白御石。顷年三殿灾后,曾见辇石入都,供柱础用者,俱高广数丈。似天生异种,以供圣朝之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第611页。《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97年)清工部颁布的《工程做法》中,出现了“旱白玉石”的名称,也有人写为汉白玉石。
我没有找到永乐时期开采和运输白玉石的记录,但是明代中后期有不少同类记载可供参考。“乾清宫阶沿石,取西山白玉石为之,每间一块,长五丈,阔一丈二尺,厚二丈五尺,凿为五级。以万人拽之,日凿一井,以饮拽夫,名曰万人石。”(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二,第46页。《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2年)这里所说的阶沿石“每间一块”,是中国古建筑常见的石料使用规则,即每两根柱子之间的阶条石,必须使用一块完整的石料,不得拼接。宫殿建筑间量特大,石材也就必须特别长大。
超常的规格和重量,造成了开采运输的极端困难。万历二十四年为重建乾清宫和坤宁宫备料,工部营缮司郎中贺盛瑞查阅了嘉靖朝的资料,当时“三殿中道阶级大石长三丈,阔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船拽运。派同知通判县佐二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船、资渴饮,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费总计银十一万两有奇”。贺郎中实施的时候,采纳了主事的建议,专造了十六轮大车,用一千八百头骡子拽运,运输时间缩短了六天,经费只花费不到嘉靖时的十分之一。贺郎中还注意到,石料出塘也十分困难。“照得大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翻交出塘上车,非万人不可。合无咨行兵部,将大石窝除见在一千八百名外,再添六千二百名。马鞍山除见在七百名外,再添三百名应用。”(明·贺仲轼《两宫鼎建纪》上卷和中卷)
烧瓦采取了官营的形式,在北京办理。明代工部营缮司直接管理两大窑厂,一座琉璃厂,专门烧造琉璃砖瓦,平时也烧供内府应用的琉璃器用。在南城墙外,丽正门和顺承门之间。清代康熙二十年迁往京西琉璃局,在今门头沟区龙泉镇琉璃渠村,而南城的原址发展成著名的京城古籍古玩市场。
琉璃渠村三官阁过街楼
一座黑窑厂,更在琉璃厂之南,由于常年取土,留下的“窑坑”积水成湖,备极荒凉,人迹罕至。清康熙年间工部郎官江藻督厂事时,就民间小庙慈悲庵建成陶然亭,从此成了北京名胜。
这两大厂在北京,可以随着工程进展来安排烧造,所以不再另设成品仓库。但是从外地采运烧造的海量大木、城砖等建筑材料则需要周密安排,妥善保管,所以工部还直管神木厂和大木厂。顾名思义,神木厂储藏南方楠木。它的位置在广渠门外二里左右,通惠河庆丰闸遗址之南。清代这里还有偃卧的大木,《春明梦余录》记载,这些大木都是永乐时的遗物,其中最巨大的名为樟扁头,树径围达二丈以上,骑马走过其下,对面不见人。乾隆二十三年皇帝便中一览,写了一首“神木谣”,因为神木位于京城东方,赋予它生生不息的含义。(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八九,第1518页)大木厂也保管来自南方的木材。正统二年八月,行在工部报告说,齐化门外积存的楠杉大木已经有三十八万根,保存不善。于是皇帝命征集一万民夫来修理厂房。
按《大明会典》的记载,琉璃厂、黑窑厂、神木厂、大木厂,还有一个台基厂,合称工部营缮司大五厂,台基厂堆放柴薪和芦苇。其实,营造北京期间,还有不少建筑材料的生产与保管场所也设了厂。比如在通州和张家湾,临近运河码头设有料砖厂。北京地区的马鞍山、瓷家务、周口、怀柔等处烧制石灰,各置灰厂。明代有一个很“烂”的制度,即让宦官来参与管理建造活动,这个机构叫内官监。“内官监,掌木、石、瓦、土、塔材、东行、西行、油漆、婚礼、火药十作,及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并铜锡妆奁、器用暨冰窖诸事。”(《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一个工程之前,要烧多少块细料方砖,多少片琉璃瓦,要等内官监开数,工部才照数下达烧造。内官监也管理有厂,如方砖厂、铸钟厂,都在鼓楼附近,保管细料方砖。内官监办事机构和库府、作坊的所在地,即今地安门内大街以西到北海公园东墙的大片地区。
今天的方砖厂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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