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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专题】︱《隋书》修订本正式上市
发布时间:2019-03-01 09:31:49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
经过春节仓库关闭、物流停运的漫长等待,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隋书》终于要跟读者见面了!
继《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与《宋书》后,“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系列出到第八种——《隋书》。
《隋书》的编撰者是谁?《隋书》的整理与修订情况怎样?今天中华君在带来预售链接的同时,更要将这些问题为你一一解答。
接下来几天,书局官方微信也将连载《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组织的《隋书》专题原创稿件,有料更有深度,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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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全六册)
[唐]魏徵等 撰
汪绍楹、阴法鲁 点校
吴玉贵、孟彦弘 修订
9787101136289
380.00元
《隋书》是唐魏徵、长孙无忌领衔编撰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全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纪、传记载隋朝史事,志则涵括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故又称《五代史志》。
一
北周大定元年(581)二月,周静帝宇文阐禅位于外戚杨坚,杨坚称帝,国号“隋”,是为隋文帝。隋开皇三年移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九年正月,隋军南下灭陈,南北统一,结束了近三百年南北分治的局面。隋文帝躬行节俭,整饬吏治,宽简刑法,轻徭薄赋。废除传统的辟举制,六品以下官吏统一由中央吏部任命。废止九品中正制,推行科举制,并始设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进士科。废止模仿“周礼”建立的中央官制,逐渐形成三省六部制。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间,府库充实,社会繁荣,隋朝进入鼎盛时期。
隋文帝杨坚
仁寿四年(604)七月,炀帝杨广即位。隋炀帝时,统治中心东移,东都洛阳成为第二个政治中心,并最终完成了北起涿郡、南抵余杭,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开凿。炀帝好慕虚名,东征西讨,四处巡幸,滥用民力,以致民怨沸腾,群雄并起。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李渊率兵攻取长安,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是为隋恭帝。次年三月,宇文化及、司马德戡与裴虔通等在江都发动兵变,炀帝被缢杀。五月,隋恭帝禅位于李渊,李渊称帝,唐朝建立。同月,洛阳留守群臣拥立炀帝之孙越王杨侗为帝,是为隋哀帝,又称皇泰主。后哀帝为王世充罢黜,两个月后被杀。隋朝历三十八年而亡,成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之后一个短命的统一王朝。
二
《隋书》修撰始于唐朝建立之初,唐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言于高祖,“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建议修史。次年十二月,朝廷下诏,称
“自有魏至乎陈、隋,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
因命萧瑀、王敬业、殷闻礼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庾俭修周史,封德彝、颜师古修隋史,崔善为、孔绍安、萧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孙、魏征修齐史,窦琎、欧阳询、姚思廉修陈史,同时修撰的包括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三代,南朝 梁、陈两代,以及作为统一王朝的隋代的“正史”。此六代史书的修撰,历时数载,“竟不能就而罢”(《唐会要》卷六三,又《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贞观三年(629),设立专门机构,“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唐会要》卷六三)。据《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由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修隋史,并与房玄龄总监诸代史的修撰。令狐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因魏史此前已有魏收、魏澹两家,颇为详备,遂不再修。据《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孔颖达、许敬宗参撰隋史,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五代史”的修撰历时近八年,于贞观十年(636)完成。“贞观十年正月二十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颖达、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上之”(《唐会要》卷六三)。
贞观十年修成包括《隋书》在内的“五代史”,只有纪、传,都没有志。《五代史志》的修撰开始于贞观十五年(641)。《隋书》宋天圣二年(1024)刊本所附跋语称,
“(贞观)十五年,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显庆元年(656)五月己卯,太尉长孙无忌等诣朝堂上进,诏藏秘阁。后又编第入隋书,其实别行,亦呼为‘五代史志’”。
《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也记载,显庆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长孙无忌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五代史志》包括《礼仪志》七卷、《经籍志》四卷、《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百官志》《地理志》各三卷、《五行志》二卷、《食货志》《刑法志》各一卷。
[隋]展子虔《游春图》
贞观三年开始修撰的“五代史”,纪、传部分先成,且诸代各自名书,而续修成的《五代史志》则附入《隋书》,即所谓“编第入《隋书》”,所以《五代史志》又是《隋书》的志。《北史》卷一〇〇《序传》即称《五代史志》为“《隋书》十志”,《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序》所引毋煚撰《古今书录序》,称“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亦视《经籍志》为《隋书》的一部分。唐杜佑《通典》卷二三《职官·户部尚书》云:“开皇三年,改度支为民部,统度支、民部、金部、仓部四曹,国家修隋志,谓之户部,盖以庙讳故也。”明确称作“隋志”。他更在卷二五职官 太常卿“奉礼郎”的自注中说:“奉礼本名理礼,国家撰五代史志,至永徽七年乃成,于时此官已改,故《隋书 百官志》谓北齐及隋理礼皆为奉礼。”将“五代史志”与“隋书百官志”并列,都将五代史志视作《隋书》的一部分。《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著录《隋书》八十五卷,卷数与今本相合,而未另列“五代史志”或“隋书十志”。
《隋书》列传在提到志时,往往与《隋书》诸志的实际名称不符。如《隋书》卷四九《牛弘传》记载,牛弘与姚察诸人定新乐,称“事在音律志”,但《隋书》只有《音乐志》,并无《音律志》。再如卷六八《阎毗传》,议辇辂车舆事,称“语在《舆服志》”,而《隋书》并无《舆服志》,阎毗事见于《礼仪志》五。又如卷六六《裴政传》记载他与长孙绍远论音乐事,称“语在《音律志》”,不仅《音律志》与《音乐志》名称不尽相符,其事亦不见于《音乐志》,而在《周书》卷二六长孙绍远传(《周书》本卷原缺,今本系后人据节本或其他史料补)。这些事例表明,在修撰五代史纪、传时,就已决定修志,并且初步拟定了诸志的名目和内容,但在后来《五代史志》修撰中又对篇目名称有所调整。另外,《五代史志》的内容叙述也以隋朝为主体,记述梁、陈、北齐、北周史事,一般都列举朝代名,而对隋朝则往往仅称帝号或年号,大概是在修志之初,即已决定要附入《隋书》。
关于《隋书》的修撰者,《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称“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云:“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旧唐书》卷七三《孔颖达传》云:“又与魏徵撰成《隋史》。”《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敬播传》云:“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唐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则谓“皇家贞观初敕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撰成《隋书》五十五卷”。《隋书》宋天圣二年刊本跋语称“《经籍志》四卷,独云侍中、郑国公魏徵撰”,“纪传亦有题太子少师许敬宗撰”,“房乔、志宁初并受诏。又李延寿传云,被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天文、律历、五行三志,皆淳风独作。《五行志序》,诸本云褚遂良作”,“今纪、传题以徵,志以无忌,从众本所载也”。相关史料所记各有侧重,盖前后经手非一,撰写亦各有分工,故留下了不同的撰著者的记录,至宋人刊刻时方统一题署,纪、传题魏徵,志题长孙无忌,沿袭至今。
魏徵像
三
隋王朝从建立到灭亡不足四十年。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建议修前代史,距隋亡也不过四五年的时间,已感慨“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阙”。《隋书》卷二六《百官志序》也说“南征不复,朝廷播迁,图籍注记,多从散逸。今之存录者,不能详备焉”。《史通·古今正史》言及隋朝史书,仅举王劭《隋书》八十卷、王胄《大业起居注》,称“及江都之祸,仍多散逸”,都强调修撰《隋书》所能利用的资料颇为有限。其实王劭是受朝廷委任修撰国史,侯白、辛德源、刘炫、刘焯、王孝籍等人都曾参与或协助他工作。《隋书》卷六九《王劭传》云:“劭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无闻。”“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云云,只是说该书芜杂丛脞,不合史家体例,并不妨碍书中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的隋朝史料。
《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了不少有关隋朝的史书,如《隋开皇起居注》六十卷、《开业平陈记》二十卷、《东宫典记》七十卷、《隋开皇令》三十卷、《隋大业令》三十卷等。这些史书,都是唐初史臣修《隋书 经籍志》时尚留存者,无疑都是修撰《隋书》的有用材料。如《隋书》本纪,特别是《高祖本纪》的编年系日十分详尽,倘无《隋开皇起居注》之类史籍为依据,恐难做到。《隋书》的类传,当也参考了如《西域道里记》三卷、《诸蕃国记》十七卷、裴矩《隋西域图》三卷、《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等书。此外像牛弘《隋朝仪礼》一百卷、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一百卷、《隋诸郡土俗物产》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等相关专门著述,应该也都是修撰《隋书》十志的重要史料。
隋朝享国短暂,《隋书》修撰者距隋亡国很近,“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基本属于“当时人写当时事”,这就使《隋书》的记载更具“原始性”,一定程度上减少或避免了因史料改篡而导致的失实问题。《隋书》列传中有不少兼跨前后代的人物。对这类人物处理,《隋书》大都采取了上限宽、下限严的方式,即对传主在前代的事迹多有追述,而对入唐人物则仅记其在隋朝的行事。
列传编撰者还尽力提示了与传主事迹相关的“史莫能详”的人物线索。如卷四六《张煚传》末附刘仁恩、郭均、冯世基、库狄嵚,称“此四人俱显名于当世,然事行阙落,史莫能详”。又如卷六四末,称“时有将军鹿愿、范贵、冯孝慈,俱为将帅,数从征讨,并有名于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无所述焉”。卷六五《赵才传》末,称“仁寿、大业间,有兰兴浴、贺兰蕃,俱为武候将军,刚严正直,不避强御,咸以称职知名”。这种连类牵举的修撰手法,保存了史料不足征的一些重要人物,并留下了考查的线索,近年新发现的刘仁恩、郭均、范安贵(即范贵)墓志,正可弥补原书“史官无所述”的缺憾。
《隋书》十志占《隋书》近半篇幅,史料价值甚高,历来备受重视。《天文志》《律历志》是对南北朝以来天文、历法及度量衡制度演变和成就的总结。《地理志》所载乃隋大业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之初的版图,同时还记录了南北朝后期的建置沿革。《音乐志》记录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绚烂多彩的音乐文化及其交融情形,是研究中古时期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食货志》和《刑法志》,是除《魏书》以外,系统记载这一时期经济、法制等内容的仅有的专志。《经籍志》以“见存”为基础,标注别本及已亡,对萧梁至隋典籍存佚进行了全面清理,是研究东汉以来学术发展的主要依据。它所确立的经、史、子、集的传统典籍四部分类法,被后代奉为圭臬,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隋]展子虔 《授经图》
典章制度最重流变,但典制的变动与朝代的更替往往并不同步。《隋书》十志对典制沿革的“完整性”有清醒且充分的认识和自觉,这表现在对典制溯源“接续”的处理上。《史通·断限》曾批评《宋书》、《隋书》断限不严,“《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这个批评显然并不恰当。因《隋书》十志原本就是“五代史”志,理应包括梁、陈、北齐、北周的内容。五代而外,十志常常又上溯前代,如《音乐志》常溯及宋、齐诸朝,《食货志》则从“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谈起,这就使十志的内容与《续汉书》志、《宋书》志、《南齐书》志、《魏书》志等前代史书所载典制得以衔接。这种突破史书朝代“断限”的撰述方式,体现了修撰者对典制沿革的异常重视,也为研究典章制度的流变提供了难得的系统史料和重要参考。
四
《隋书》至迟于宋天圣二年即已刊刻流传。《宋会要辑稿》卷一三一《崇儒》四之六记载 :“仁宗天圣二年六月,诏直史馆张观、集贤校理王质晁宗悫李淑、秘阁校理陈诂、馆阁校勘彭乘、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勘《南北史》、《隋书》,及令知制诰宋绶、龙图阁待制刘烨提举之。绶等请就崇文内院校勘,成,复徙外馆。又奏国子监直讲黄鉴预其事。《隋书》有诏刻板,内出板样示之,三年十月版成。”《隋书》刻板,是北宋王朝陆续校勘、刊刻五经、正史工作的一部分。此前已校刊《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此后则又刊行南北朝“七史”。今流传于世的《隋书》宋天圣二年刊本末附跋文也称:“天圣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药供奉蓝元用奉传圣旨,赍禁中《隋书》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勑差官校勘,时命臣绶、臣烨提点,右正言、直史馆张观等校勘。观寻为度支判官,续命黄鉴代之。仍内出版式雕造。”宋天圣刊本《隋书》,今已失传。
现将目前所见《隋书》的主要刻本及其流传情形略述如左:
一、宋甲本。原点校本称宋刻递修本,也称“宋小字本”,半叶十四行,行廿五、六字。今存六十五卷(卷一至九、卷一三至一五、卷一九至二六、卷三二至七六,卷七六残,叶十三后缺),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二、宋乙本。原点校本称“宋中字本”,半叶十行,行十九字。今存约八卷,其中五卷(卷二四、二五、八三至八五)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另三卷(卷九至一一)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卷一一至叶廿四止,其中叶十、十一及十八缺;上海图书馆藏有该卷叶廿七至卅九,其中叶廿九缺。
三、元大德本。即大德饶州路儒学刻本,原点校本称“元十行本”。现存印本有覆刻、补刻及混配、混配之后的补板递修等情况,极为复杂。大德本刊板入明南监,递经修印,直至万历重雕新板为止。
四、元至顺本。即至顺瑞州路儒学刻本,原点校本称“元九行本”,亦经明代修板。今将至顺本与百衲本(所据底本为大德本)通校,知至顺本与大德本并非源自同一个系统的宋本。
五、明南监本。即明万历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南京国子监刻本,与元大德本一脉相承。
六、明北监本。即明万历二十六年北京国子监刻本,系据南监本刊刻。
七、明汲古阁本。即明 崇祯八年毛氏汲古阁刻本,主要以南监本为底本,据书中校语,知其曾通校宋本。
八、殿本。即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底本为北监本。清张映斗书末识语称:“宋本残缺,乃以监本为底本。此外完书备校者有南监本、汲古阁本,他本残缺,亦可参校者,宋本外有两旧本。”张元济《校史随笔》称“殿本是书据宋刻校勘,故讹脱视他史为少,然校刊官张映斗识语,谓宋本残缺,乃以监本为底本,故有时不免为监本所误”。《四库全书》所收《隋书》即殿本,卷末考证与殿本悉同,但又校过监本、汲古阁本及《北史》《通典》等,校勘成果见《四库全书考证》。
九、百衲本。百衲本以大德本为底本影印,但其中既有大德原本,也有覆刻本,且有明代补板。张元济尽量抽换了明代补板,通校了殿本,相异之处则再校汲古阁本;仍有不同,再校以监本,并作了不少描润工作,成为学界可读可用的善本。
五
《隋书》原点校本由汪绍楹先生点校,后经阴法鲁先生覆阅改定全稿,由邓经元先生编辑整理,于一九七三年出版发行。此后又多次印刷,并有挖改。近半个世纪以来,点校本几乎取代了其他各种版本,成为最通行的版本,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信任。《隋书》修订工作遵照《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总则》确定的修订原则和工作程序进行。
第一排左二为阴法鲁先生
据原点校本《出版说明》,《隋书》校勘采用了传世的九种版本,并参校《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鉴》《通志》等书的有关部分。版本校勘“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两种元刻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择善而从。版本校勘,一般不出校记”。采取的是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方式。我们经过通校可以确知,原点校本所用工作本为百衲本。此次修订,仍以百衲本为底本,既可以很好地与原点校本的工作相衔接,也便于保留和利用张元济的校勘成果。
修订工作严格遵守版本校勘的原则,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宋甲本、宋乙本、元至顺本、明汲古阁本,参校元大德本、明南监本、明北监本、清武英殿本,除明显版刻讹误外,凡有改动必出校记。在版本校的基础上,运用本校、他校,大量利用了正史、类书、文集、墓志等相关资料进行校勘。
修订工作在原点校本基础上进行,我们对原点校本的校改之处均一一复核,充分尊重原点校本的成绩,原校勘记需补充资料或论证者,适当加以增补;欠妥或失误者,加以修改或删除;失校者,则补写校勘记。分段、标点,明显欠妥或错误者,酌情改订,其余悉从原书。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百衲本的底本大德本的覆刻、补板情况极为复杂,在覆刻或修板时,常参考利用后代的版本,加之百衲本影印时又作了修改描润,所以百衲本的某些文字往往与南北监本、殿本相同,而与宋、元本乃至汲本相异。为了弥补百衲本的这一缺憾,我们在必要时以异文校的形式,交待了宋、元本等早期版本的情况。
修订工作尽可能充分地吸收前人的研究和校勘成果,除原点校本曾系统利用的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李慈铭《隋书札记》、张森楷《隋书校勘记》、张元济《隋书校勘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岑仲勉《隋书求是》等外,我们对原点校本出版后学术界发表的成果,特别是散见的校读札记,作了全面梳理利用(详见书后所附《主要参考文献》,此不赘举)。这些研究和校勘成果,为修订工作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借鉴。希望通过科学、严谨的整理,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可靠、便于利用的修订本。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点校本《隋书》修订组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本文原载《隋书·前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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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全六册)
[唐]魏徵等 撰
汪绍楹、阴法鲁 点校
吴玉贵、孟彦弘 修订
繁体竖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36289
3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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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员名录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
点校本隋书修订前言
点校本隋书修订凡例
隋书目录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组织机构
作者简介
原点校者:
汪绍楹(1909—1970),字孟涵,著名古籍整理专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民国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长子,1949年前就职于税务、大学等部门,精于文史,点校出版古籍《太平广记》、《艺文类聚》、《搜神记 搜神后记》、《昭昧詹言》等。1960年代在中华书局参与《魏书》、《隋书》点校工作。
阴法鲁(1915—2002),著名古典文献专家,中国古代音乐史、舞蹈史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肥城人。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长期从事古典文献教学,对《诗经》、《楚辞》,尤其对古代音乐文学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主要论著结集为《阴法鲁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
修订主持人:
吴玉贵 1956年生,新疆奇台县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突厥史、中外关系史(隋唐时期)及历史文献学。专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唐书辑校》(中华书局,2008年)、《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中华书局,2009年)等,译著有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等。
孟彦弘 1966年生,山西襄垣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隋唐史、法制史、历史文献等研究。主要成果有《出土文献与汉唐典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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