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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固欣然,异亦可喜”——读《周策纵论学书信集》札记(四则)
发布时间:2020-11-12 15:40:02
来源:中华书局聚珍文化
作者:周维强
周策纵
湖南祁阳人,国际知名汉学家,著述等身,生前任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文系。王尔敏说周策纵:“以研治殷商巫医起源最为深入而具新识见,尤于六诗起源于殷商,更见精深。俱可成不朽之论说。”(见《新史学圈外史学》)顷读中华书局2020年1月出版的《周策纵论学书信集》,获益甚多。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今作札记,以供诸同好。
1
钱谦益是明清易代之际士林代表人物,但也历来多遭非议,间或也有给予作辩护的。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说钱谦益是万历年间出生的学者中“一个极重要的人”,“牧斋学问的广博,眼光的高明,当时无出其右”。但柴先生也惋惜牧斋是贰臣,不然,“他是名正言顺的清学开山祖师”了。这儿所谓“清学”,即指“实学”。
潘重规作《王烟客手钞钱谦益初学集考》,为钱谦益洗冤。周策纵1971年2月28日写给潘重规的信里说:“盖钱氏固有其弱点,然易代处境不同,所虑各异,后之论者,放言往往未克援情实,徒为诛心苛论。而欲反积谤,亦难据实迹,惟有望叹。”这是能够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能有这样的意识,做研究庶几不至于厚诬古人了。
1973年3月策纵先生撰写的《与郭沫若论杜甫》,开头的几句话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个人已死去一千二百多年了,再也不能从坟墓里起来替自己辩护,不论目前大家的政治观点如何不同,总不能只听任片面的话流行,给这样一个主要诗人轻率裁判。”古人已不能起来给自己作辩护了,后人对待古人,要能平心而论,不可厚诬古人,不可“凌虐古人”。这是一个持平之见。周策纵这一篇文字从“出身·财产与平民立场问题”“政治志趣与理想”“为被压迫者代言与忠于理智和正义”“出川到两湖的动机与‘朝廷记忆疏’的解释”“时代限制·弱点·人性”等几个方面做了透辟的分析和解说。
对古人要能平心而作持平之论,这可能也是周策纵先生给自己确立的标准,所以他1994年9月3日致罗忼烈教授的信里也才会有这样的话:“弟多年前曾为德国出版的宋人传记一书写有英文《柳永传》一篇,虽不能详,惟尚平允……”
2
黄侃,字季刚,专治声韵训诂之学,承续太炎先生学问,近世学术史常以“章黄”连用,也说明黄侃学问在章黄学术脉络里所起的影响。黄侃年轻时在东京也翻译过英国诗人拜伦《赞大海》《哀希腊》《去国行》等数篇作品。时当清末。这几篇译作,《赞大海》用了四言古体,其余均以五言古诗体翻译。周策纵先生1973年5月28日致潘重规信里说黄侃译笔“典雅绝伦”。潘重规系黄侃及门弟子,又是黄侃女婿。
周策纵先生自己也曾以白话翻译过拜伦的《哀希腊》。他在这封信里说自己“三十年来抄集各种《哀希腊》译文,共得十一二种,差称完备,久欲印成小册”。周策纵写这封信的十多年前,也曾将这个集子给周法高先生看,周法高先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成就很高(法高先生1915年出生,策纵先生1916年出生)。周法高以为这样一个《哀希腊》各译本汇集而成的书,“其事太小”,言下之意,这样小的题目,出版意义不大。不过周策纵自己还是觉得做这事有趣味,他给这书暂定名《拜伦哀希腊诗中译集论》。但直到周策纵先生2007年5月7日在美国加州寓所里去世,这个集子也还是未能出版。严志雄编订的《周策纵教授著述目录》记载:“《拜伦〈哀希腊〉诗汉译汇集》。1956-59年编,兼新译与注。(未刊稿)”这份“著述目录”刊布于2007年秋季出版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七卷第三期,这一期是周策纵教授纪念专辑。
周策纵教授▲
看周策纵先生的著述目录,未刊稿也是挺多的,以策纵先生编著的中文专书为例,列进著述目录的30种之中,未刊稿就有10种。这儿有几种情况,有的可能是未定稿,有的是书稿被毁失,有的是家族“世次录”,有的虽已定稿,但还没有出版公司或报章杂志给予接纳,比如这册《哀希腊》汉译诗歌的汇集本就属于定稿而未能出版的。周策纵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汉学家,在中国现代史、中国古典语言文学等领域建树颇多,博士学位著作《五四运动史》已成经典作品,生前系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文系终身教授。以周策纵先生这样的高才大名,未刊稿这样多,也可知周先生在做研究和撰述时,可能首先是本着自己以为有趣味有意义而作,而不是事先就抱着必出版的目标。这是做学术的一个态度的显示,是以功利为第一,还是以学问为第一。周策纵先生显然是以学问为第一。这不是说不看重出版或发表,而是说在主观上首要的是以著述为乐事。或曰策纵先生衣食无忧,故可为学问而学问,不以发表与否为第一目标。这恐怕也不能成为理由。抗战前后任教辅仁大学的周祖谟,1945年10月23日在北平致柴德赓的信里说自己“穷困几无以自存”,“物价一日三涨”,为维持全家生计,“当卖俱尽”,“只剩了几件旧衣裳同一篮子破袜子和几本没人要的破书……其所遭之困窘已可想见”,可即使这样,周祖谟还是不倦于著述,在同一封信里,他报告柴德赓“小弟而今只知道自勉,所幸治学的范围就前稍广”,说自己要写成的书有《说文校笺》《方言校笺》《释名笺疏》《等韵学》《中国文字学史》《比较训诂学》,“而最有意思的是《洛阳伽蓝记校注》”。周祖谟先生其时生活窘迫,仍然以学术为志业。这或可也说明以物质生活宽裕与否为托词,也不一定能够成立。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做人文学术,有时候恐怕还是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是不是真的有兴趣。真的喜欢,真的有兴趣,恐怕就会孜孜不倦乐此不疲,而不至于“小人穷斯滥矣”。“明月清风酒一船”,这是周策纵1978年暮春在威斯康星大学写七绝《题曹雪芹笔山小影》一诗里引的明人句子。这当然不是借来说雪芹的生活实况。雪芹西山黄叶村著书《红楼》,常落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境遇,可是这也不妨碍雪芹有这样的著述诗怀。做人文学术的,有时也不妨要能抱持这样的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不独填词赋诗为然。
3
杜维明释读王阳明致周冲书,1973年4月16日致信周策纵先生请益。策纵先生5月2日复信杜维明,对杜维明所作释文,辨析24条,每一条辨析清晰简要。信开头说“承询”,信末则说:“以上所论,是否有当,仍请裁度。”杜维明1940年出生,晚生策纵先生24年。周策纵先生对后辈也是这样和和气气、客客气气。
陈毓罴著《沈三白年谱》,赠周策纵。陈著年谱谓沈复字三白取义三次见雪。策纵先生不然,1993年8月8日致信陈毓罴,引证《易经》《论语》和朱熹《易本义》等古人著述,以为沈复之字三白,“似即取义于‘三复白圭’一语”。虽然意见不同,但也说得客客气气,绝无咄咄逼人之词气。1994年5月25日,周策纵先生作书饶宗颐,考释龙山陶文,比照甲骨文、金文,又旁证以地理,辨析细微,但行文清晰从容和缓。末了说“要辨清一两件隐晦埋没而搞混了的问题,愧我无能,就只好流于繁琐了。这当然还需要大家来严格批判。”
周策纵教授▲
周策纵1996年10月17日复信王元化,信中对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七所发表的《〈章太炎遗嘱〉释文校正》一文,辨析了两处释词;对同卷首页影印梁启超《致王国维札》墨迹的释文和注解,指出六处误释和误注。策纵先生又很客气地说:“上面这几点本来都是细微末节,无关宏旨;只因出于敬重前贤笔迹之心,故不惮繁琐,是否得当,尚盼高明指正。”
这些都很自然地显示出策纵先生的博学及和气温雅的风度。
4
周策纵先生书信里凡自称的词,字体都小一号,这自然是表达了一种自谦的意思。这也使我想起俞敏先生追思陆志韦、罗常培等先生的文章,凡是指陆、罗等先生的“他”,都写作含敬意的“怹”。俞敏先生是1916年11月生人,生前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语言学名家。两位同年出生的先生写文章的这些用词习惯,古道可风。周策纵先生任教威斯康星大学的Madison分校,Madison通常译作“麦迪逊”,但策纵先生译作“陌地生”,这样的译名,或者也是策纵先生“故国之思”的一种寄托么?顺带说一下,策纵先生1970年1月17日复信旅美学者卢飞白,其中谈到高步瀛《唐宋文举要》,说“高是桐城派末期人物(他是吴汝纶的学生),评注尚守家法,或者可供比较”。寥寥数语,说清来龙去脉。《唐宋文举要》《唐宋诗举要》等数种书均是高步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执教北师大国文系时所编著,我们念大学时,教古汉语、文学史的先生曾推荐给我们阅读。中华书局前年还重印了高先生的四卷本《文选李注义疏》。
2003年9月26日策纵先生回复孙康宜的信里写道:“佛教徒早期写作往往记出时地。胡适先生早期也喜欢在诗文后面记出时地。我尝觉得这是个好的习惯。但报刊编辑常常删去。西洋人在诗文后不记年月日和地点。我们用不着学他们!”我也习惯在文章后面注明写作的时间,故特此记之。
2020年5月19日初稿,7月20日修改,杭州
(本文原载《温州读书报》,选录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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